来源：艺廿一艺术平台  Irene

啊~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终于有一天

你会修到七环

修到七环怎么办

你比五环多两环

——《五环之歌》

一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带给一个项目命名的灵感，还没来得及熟悉五环却已经修到六环。当艺术圈里的人们奔波于看展览的途中，“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的发起人李一凡、葛非、葛磊、满宇四位艺术家，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到艺术，关注社会。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海报

是什么缘由使你们发起“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的？

李一凡：先从艺术内部说吧，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艺术的介入问题，但是到底应该怎样介入艺术、怎样介入生活，怎样介入我们的社会，我觉得一直是个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很多介入最后回到了美学方面，或者回到了方法方面，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介入，或者说今天的艺术圈很难真正的介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去。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艺术真正的能够介入到生活中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哪怕一点点东西。

我以前经常观察农村，我认为城乡关系可能是今天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又因为总到黑桥这一带，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去年和葛磊、满宇，我们又一起去了皮村，看到五环六环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开始思考是否能为这个今天中国特别重要的事情，为此做点什么。而且我觉得北京也很特别，北京的五环六环之间特别集中的呈现了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最为复杂和典型的东西。

葛磊：具体的讲，2011、2012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来人口的政策和法规，都旨在通过提高在京生活的门槛和难度，来达到降低低收入外来人口的目的，像房屋限购、汽车摇号、非京籍子女上学“五证”齐全等政策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的。而对五六环之间外来人口特别多的村庄的驱散、打工子弟小学的关闭这两年来也都没有停止过，许多外来打工者和民办学校也只有迁到六环外去，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所面临的具体的语境。

李一凡：把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人赶出主城区去，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中国农村的形态是土地特别少，农民要想在土地上获取、生存、过好日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我们的城市从来没有做好迎接农村人口转移的准备，他们的社保、医保、居住、教育、养老，全部都没有考虑好，但是城市的建设、服务和最底层的劳动全部都由他们来做，当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事儿一结束，就不需要他们了，而他们没有办法回到农村，因为今天中国的农村在人均土地、种植结构等等等等的问题，使他们没有办法在农村养活自己，他们必须待在城市。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的艺术一直说要介入社会、介入生活，我们能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我们就一直在想能不能为此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艺术家真正地介入到社会中去，而不是只做一个介入社会的姿态或介入社会的表演，而是真正的介入。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能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这个项目的背景吧。

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想法到后来发布，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李一凡：有一年多一点吧，从开始酝酿到发布。

葛磊：应该是一年多吧，去年我们去皮村之前，我们就想为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做一些什么事情，但当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只是去皮村这样的村子看了看。后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大概是在四、五个月之前，我们开始真正进入这个项目的操作。

李一凡在皮村

这个项目是一个社会调查项目，那么既然是社会调查，为什么选择用艺术的方式来进行呢？

李一凡：我们觉得艺术家应该有很多很多调查的方式。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艺术家能够有一些更形象、更独特的方式和角度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艺术家有艺术家看东西的点，调查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形象的、具体的或者是传播更方便的，不是像社科院的那种调查，往往是数据和文本，是给官方看的，不能传播，不能形成对于这个社会的伦理的一些干预。第二我觉得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也很着急，我们看了朗西埃，我们看了齐泽克，然后我们每天也在讨论社会介入，但是我们到底能够怎么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希望这个调查是一个开始，起码你得先去，真正的知道社会，进入社会，观看社会，才能做到介入。

满宇和葛非在北四村探望参与项目的艺术家刘伟伟

艺术家是怎样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呢？由你们发出邀请还是他们主动来报名，对于报名参加的艺术家会进行筛选吗？

葛磊：目前参与的艺术家里面有我们邀请的，也有一些是主动要求来参加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时间的门槛，要求艺术家必须在村子里工作十天的时间，如果不在村子里居住每天至少也要保证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所以这样也就不可能所有艺术家都有时间参与，我们就主动邀请了一些艺术家。也有一些艺术家是主动要求参加的，我们没有任何筛选，都欢迎来参加。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有各个艺术门类的，音乐的、文学的、建筑的、舞蹈的，甚至各行各业的人来参与，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也会更加地丰富。

我想问一下参与项目的规定细则，当初是怎样来拟定的，为什么要规定十天？

葛非：我们商量这个项目的实施方式时，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做的更在地一些，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多住在自己感兴趣的这些村子里面。但是可能时间太长了，一般人接受不了，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但太短又完不成深入的调查，所以大家商量觉得十天比较合适。

葛磊：其实开始是想把时间做的更久的，哪怕一个月之类的，但考虑到艺术家现在都很忙，如果真是设置到一个月，尽管一些艺术家仍然很愿意做，但是大部分的艺术家恐怕都没有这个时间了。

这个项目你们预计最终会进行多久？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有没有后续的活动呢？

李一凡：我们第一不是规定一定是十天，而是说至少十天，你也可以更长。第二我的想法是这个项目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经常讲社会介入没有用，这个人每天的活动好像都没用，每次介入都没有真正的用处，但是当它累积起来的时候，它是会有用的。艺术是一个缓慢的、无形的，对于美学和伦理的改变，它是慢慢地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当我们的量很大，当很多艺术家进入的时候，当大家经常可以看到、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改变大家的伦理判断、美学判断。

葛非：我们当然希望参与的人越多越好，而且可以持续的坚持下去，但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们也容易疲倦，而且工作量也太大了，我个人觉得三四个月比较合适，最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兴趣，继而艺术家们或者更多的人能够发现问题并自愿的坚持下去，脱离我们的框架，这样我觉得会更好。

葛磊：我说一下项目结束之后。我们初步的计划是针对艺术家所调查得到的成果出版一本调查报告，也许还会做一个基于这些调查结果的文献展览，但还要最后看我们拿到的东西足不足以支撑一个展览，但一本调查报告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葛磊在皮村探望参与项目的艺术家夏国

这个调查项目你们最初发起的时候，希望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活动结束之后，它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对社会或者是对艺术家来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李一凡：实际上我们是不知道这个结果的，我们只是往前走，所有的东西只是一个发起，最根本的还是艺术家的自觉，使这些工作成为中国的艺术家里一个常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目的。

葛磊：像刘伟伟，他的十天结束后他就回去了，但是他所调查的那个村子的事情还在不停的发生，而且发生的还很快，他走之后的几天那个村子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对外来人口驱散，可能会有上万人被从那个村子的其中一片区域赶出去，刘伟伟仍然在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并计划着再次回到这个村子中去。

李一凡：除了艺术内部的，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五环六环之间的生存状况，这样一些人的生活，能够被大家知道，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葛非：我觉得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基于商业结构的，追随着精英审美趣味的，玩弄着语言游戏的当代艺术，我觉得那根本已经不是艺术了，跟中国的现实根本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李一凡：我觉得像周艳峰他们做的那个，卖馒头的、卖水果的、搓澡工的一天，本身既是社会调查也是作品了。今天中国的艺术生态其实是很恶劣的，今天中国的艺术生态就是一个画廊、博览会体制，所以你看这两天上海多火呀，但是真正今天中国的艺术里面，那些社会介入的，关于政治的，甚至是前卫的、先锋的东西，都没有，都是一些借着前卫、先锋的皮在做一些换钱的东西。现代艺术以后，其实布莱希特说的特别清楚，我们做的“不是艺术，是人生”，我们的艺术能不能做到那个高度去，其实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二楼出版机构从上一个项目到这一个项目，都是一些介入社会的问题，那么作为二楼的主人，葛非、葛磊和满宇都有着艺术家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在项目的选择上会有这种倾向呢？

满宇：我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些方面，我觉得李老师已经回答了一部分，谈到了当代艺术围绕博览会、画廊或者美术馆的生产机制。那么我们的关注，实际上是基于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上的尝试，就是怎么能够重新获得它的意义与合法性。在市场大规模侵入之前，当代艺术对自身的意义有一种幻觉，它对自身的所谓的独立性、批判性等意义的确认，呈现是一种浪漫的想像，你会发现以前我们所认定的那种意义，在这个系统当中，已经变得无效了。首先在身体的直觉上，我们对各种展览、批评的厌倦，我们对意义的确认是通过一种重复的理论修辞在进行，实际上很无趣，但是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原因。

那么二楼经过两年慢慢的摸索，我们开始做夏健强的项目，包括这次做五环六环的项目，都是想重新确定艺术的实践，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自身所面对的切实的问题面前，我们如何作出反应。这实际上也是在回答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你做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我不能说，我们的尝试就一定怎么样，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重新开始从自身的处境出发而真实的面对这些，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反应。我自己认为，这才能表达当代艺术的真正的含义。但是这个里面有个危险。因为美术馆或者这样的体制，开始将这样的一种实践化约为当代艺术的新品种，它通过修辞，抽空了我们当时面对这个问题背景的真实处境，将它抽象化、教条化了。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新的风格，或者一个新的艺术品种，或者一个新的艺术观念等等。而现场、身体、问题将在这样的修辞当中，成为背景与知识的谈资，再一次被边缘化。

图片由葛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