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占领：

一种思想与心灵的社会运动

《行动的书》一书呈现的是一位策展人的散漫的文字。在围绕着所谓“当代艺术”的漫无边际的写作中，策展人很难确立他的发言位置。策展人的写作未必以“文字之书”的形式传世，其书写往往内在于策展实践之中。或者说，策展本身就是一部“行动之书”。在此，我无意回溯“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的古典争辩，只是希望强调策展本身作为一种“思想行动”的意义。

策展是一种思想的行动。策展人不止穿梭游曳于艺术家、观众、美术馆、画廊这些有形的事物之间，同样连接贯穿着艺术史、媒体、制度、社会、意识形态⋯⋯这些看不见的事物。这些有形之物和无形之物共同构成了艺术史、博物馆、大众媒体与艺术市场的大循环，而策展的写作/行动正是要追问：在这个大循环中，艺术之“意义”坐落于何处？艺术之“价值”溯源于何方？艺术之“作品”与“创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艺术活动缘何被称作“生产”和“实践”？它如何抵抗成为媒体的景观？如何创造出资本—景观装置无法兑换却依然可交流的感性价值？

从我所谓“排演”的意义上说，策展人与艺术家的身份差别是一种虚妄。艺术家只是一个社会位置，而策展人不过是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将获得一种目光，这种目光可以穿透艺术作品的拜物教，穿透艺术创造的个人主义神话，穿透艺术—价值—资本的社会交往系统，进入到这种被名之为“艺术”的心灵的社会运动。或许，没有一个先在的^[1]现成的“艺术家”，或许艺术家这种状态也只是发生性的和事件性的。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时刻。而艺术时刻，就是我们生命历程中艺术—政治发动的时刻，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崩塌、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的那种时刻，是自我从连绵纠葛的生活世界中浮现的那些时刻，是世界不可言说之神秘一次次焕发出来的那些时刻。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相信所谓“当代艺术”。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乃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而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这一片汪洋，起伏不定，动荡纵横，在我们身体内外穿梭往复。它不但“无界”，而且“有情”。

于是，所谓“当代”，就不过是不同世代当下性地同时在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当代”，我们处在每个人的“当代”之中。对创造着的吾人来说，“当代”即是“在当代之中”。在当代之中有所感、有所为，同时保持现实之意识、自反之精神，回返历史，返身以诚。

我们“在当代”，面对的并非是一幅历史的残局。“在当代之中”，意味着一切尚未完结，因为真实发生的历史并没有终点线，一切尚有逆转之可能。此逆转在我看来，不必是弥赛亚般地从天而降，而是一种历史与主体的重新连接、重新叙事。让我们从历史的汪洋中打捞起古今中外所有的意义碎片，那些在今天依然起作用的情感与智识，构建起我们的“当代”。

今日艺术界和知识界所津津乐道的“当代”、不胜其烦的“当代”，不过是当代景观之构造。此种“当代”所定义、所呈现之“当代艺术”或“学术”，不过是现行景观制度的一种病灶。构造出“当代”的关节点是景观资本主义，在景观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现实都景观化和现成化了。我们被分配为“个体”，具有各种身份的“个体”。无论是亚洲人、中国人或者“非西方族裔”，无论是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抑或观众，我们都处在一种现成的身份分配之中，我们所获得的只是系统预先允许的“现成的自由”“合法的民主”。我们是当代景观装置和生命治理的顺民，在我们身上，一切内在的能动性，一切自我创生、自我更新、自我想象的能量已经被剥离开来了。景观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

被剥夺的，首先是历史感。

历史成了专家们操持的文本工具，成了现成知识，成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成了无数新闻、旧闻与轶事的集合，成了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去一再地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而景观政治的利器——大众媒介，却异常娴熟地将所有至关重大的事件都转化为“话题”与“八卦”。在当代媒体的“开放空间”中，“中东革命”（用“革命”指称这一系列当代事件，只能显示我们的语言是何等贫乏）、占领华尔街⋯⋯凡此种种，都已经被报道过了，都已经被讨论过了，同样，它们都迅速变得过时而被抛诸脑后。实时媒体时代，集体在场的现场感取代了历史感。世界和事件随时被刷新，有谁会关心那些过期过气的新闻？网络社交媒体提供的“现场感”“参与感”太轻易，因而也太廉价了——今天我们欢呼“我们正在参与历史”，明天“历史”就成了旧闻与八卦。

历史在变化中发生，或许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历史首先是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同时，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易着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

被剥夺的，其次是整体感。景观治理的重要特征，是把人的存在变得单元化、琐碎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肥皂剧中，我们都是“本土”或“在地”。我们“在地”，却没有“根源”。因为在全球化的拼盘里，众多的“本土/在地”不过是被分配的差异性单元。没有共同关切，各种在地叙述就只是被分割开来的无生产性的差异之景观。而共同关切，并不意味着某种世界主义的企图，也不是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空洞许诺，而首先是要用真实的现实经验去清理和批判那个被分配的“在地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建构一种连接。从冷战到后冷战的断裂中形成的历史地形图正在崩溃，崩溃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理解，促使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

被分割为各类“在地”叙述的现代性的故事，以及当代艺术—政治的故事应该连接在一起；台海两岸、朝韩、南北越、印巴⋯⋯这些历史的残局，这些封闭在民族国家幻相中的叙述，以及这些区域的抗争与失败的历史应该连接在一起；大陆—台湾—日本—冲绳乃至朝韩，东北亚的现代史与当代史，应该真实地连接在一起；“文革”、越战与西方1968年社会运动的历史应该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要做西方左派的理论下线，而是要把冷战双方的精神症结和历史负担都承接在我们肩上，同时把这一切化作锻造自我的能量。

把这些景观碎片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普适性，而是为了视野与画面的拓展。这连接不是静态的Local的拼合，而是在Edge的刀锋上，在内与外的边缘，在不断反转之中的众人真实生活的集结。由此而生的，是一种内在于历史状况的思想经验，这种思想经验在既内在又外在的纠结中自我反转，在现实运动中不断地抵抗知识化的倾向，在不断历史化中保持不可定义的状态，在反复的自我解释和自我发明中展开我们共同的开放的社会想象，在共同体的命运中，从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向民众/诸众的政治。

被剥夺的，还有能动性。由网络所动员起的亿万网民的全球链接，或许只是制造出了一个“被冻结的公共领域”，在这里时刻喧嚣着的，是“无用的多数”。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的，是一种更加琐碎化的感知与更加景观化的生存。博客与微博的经验提醒我们，景观并不是外在的围困着我们的敌人，并不只是一个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老大哥”。景观既是我们身处其中的那个东西，又是内在于我们的那个东西；既是无所不在的最显赫的东西，又是潜伏的隐形的东西。景观装置内置于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景观的一部分。这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反对景观是一场反对我们自身的战斗。

对景观的批判是一种自我告解和自我治疗，我们期待着在告解和治疗中重新夺回我们的自我想象和社会想象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返回那个“形式所无法触及的、脆弱而骚动的中心”，去重建我们的感受力，重新发明我们的语言。这个“中心”，AntoninArtaud说，是生活。

“创造性从不能单独存在。”黄永砯如是说。大多数真切的创作与写作，莫不始自生活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一言难尽、万不得已。而向着生活的这一“回返”，为的却不是人生之况味，而是要“重建”——感受力的重建，能动性的重建。这一“回返”，为的是我们能从艺术生产和学术生产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抽身出来；为的是在艺术与生活这两个被分割的领域之间打开一条能量交换的通道，让这两个领域互为表里、互相支撑，彼此批判；为的是无数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收编、雇佣的人们，那些被当代生活的生产（所有生产者都被生产）和消费（所有消费者都被消费）耗尽的身体，那些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平、击败了的个人；为的是在他们身上重新发掘出感情与智性，发掘出他们的能动性，以及批判—行动的能量，继而重新找回自我表达和自我更新的力量。简言之，就是重新建立自我的能动性，这能动性所催生的，将不再是艺术的政治或者政治的艺术，它所指向的，是政治中的政治、艺术中的艺术。

艺术中的艺术，是指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那些充满真正想象力和能动性的艺术时刻。这些动人的时刻未必物化为作品，却凝聚成创造性的生命历程。艺术家的创造是经年累月的建构，而不是方案及其物化。我们生活、关切、爱恨、成功与失败，却从来没有范本或方案。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解放，而是重新占领——重新占领被景观资本买断的自我，重新夺回那些被剥夺的经验、现成化的情感，继而重建我们的感受力。这一次，我们将拒绝一切现成的知识、身份、情感与权力，我们边做边体验，边思考边判断，通过生活学会生活，通过爱学会爱，直到重新获得我们的VitaActiva，在生命的排演中重建一种思想与心灵的社会运动。

注释：

[1]“先在的”指的是Apriori，也就是主体哲学中所说的“先天的，逻辑在先的”。用在这里是说艺术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已然存在的现成身份或人物，而是事件的和发生性的心灵和劳作状态，是以同样武断的表达去针对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没有艺术其物，只有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