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在上期《谁是戴汉志？》一文中，引用了批评家朱其在微信中发布的观点，朱其就此予以回复，进一步表明他对当代艺术中一些问题的看法。现征得朱其本人同意，本刊将回信全文发表。

     靳卫红你好：
谢谢你对此事及我的言论的关注。有关“业余说”，我想说明一下。
记得高名潞与林明珠于2010、2011年分别在伦敦和杭州搞过两次西方顶尖博物馆负责人与中国学者、艺术家的对话，当时古根海姆、蓬皮杜、泰特、大都会、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都出席了，我也参加了。我们问过他们后面是否有计划涉足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以及在他们的平台上做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泰特的馆长说：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计划是南美洲的艺术，他们为此已经跟踪了10年之久。作为世界上顶尖的美术馆，他们有一套严密的工作程序，只有在对那一地区的艺术史的沿革、艺术史的意义评价、艺术品收藏的分布以及市场价格等有了一个系统调查和评估后，他们才会启动整个平台及背后的财团资本，介入这一地区的艺术史收藏和评价。
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批评家过去10年对西方自1993年以后在西方所做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艺术评论的批评。他们参加这两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咨询。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1.假设未来15年中，中国崛起一个像美国抽象表现主义那样的流派，中国的当代艺术将为世界艺术做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2.中国当代艺术是向西方艺术学习而成长的，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是什么关系？3.假如未来再在西方做一次大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向西方观众解释中国艺术，你们中国人才会满意？
我之所以大段叙述上述情况，想说明这是一个代表西方顶尖学术平台的专业水准。直至目前为止，这个顶尖平台的学术群体仍不愿对中国当代艺术轻易作出结论，甚至不愿意做一个中国30年的艺术回顾展。他们对希克甚至萨奇的介入中国艺术仍持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实际上西方顶尖平台的这个群体的冷静而严谨的专业态度，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大家现在都被喧闹的各种欧洲大展弄得不冷静，以为中国当代艺术真的在西方登堂入室，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记得2008年河清的《艺术的阴谋》一书被以内参形式上报到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那儿，内参的主要观点摘录是“西方的情报局要利用当代艺术颠覆中国”，后来李批示文化部要求写一个调研报告，文化部批转给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院让美研所搞，美研所搞了几个月没弄出来，后来让我来执笔。我的执笔有一段是这样分析的：西方并不一定有一个针对中国的统一的艺术战略，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群体在统一战略指挥下进行统一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大部分帮助中国艺术的西方人都是个人行为，这些群体除了奥利瓦、哈拉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等少数几个顶尖策展人，大部分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人都只是他们国家艺术体系的中下端水平层次的人，真正顶尖的部分并没有介入。虽然像古根海姆、泰特的策展人也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他们来过中国好几次，但除了一些礼节性的合作，作为他们所代表的机构，从未以正式项目的名义参与过中国的艺术推动。因为那些机构也代表西方的一种文化政治。另外，介入中国艺术的西方人虽然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者，但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即使没有统一指挥，但在行动上却是惊人的趋同，就像是一种没有统一指挥的统一行动。这个道理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样的，他们基于统一的教育和价值观，出自个人意愿的行为内容都惊人的一致。
除了跟那些顶级机构的职业作风相比，我觉得介入中国艺术的外国人大部分是“业余的”。另外，他们在选择和推介艺术家时，也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艺术史观作为标准，有时甚至具有双重标准。比如他们选择的艺术家良莠不齐，有些水平不错，有些并不是那么好。而且选择的大部分是画家，但绘画在西方当代艺术中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他们对中国的艺术圈的了解是一种随机的交友性质，碰上哪个圈子就是哪个圈子。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现在外界说的是那么纯洁无邪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当时他们西方人身上也有江湖气的一面，要跟中国某一个群体保持一个紧密的结盟关系。这个现象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北京看得太多了。在中国的西方人有时比我们中国艺术人还要讲“江湖结义”。他们有些人也有个人的发展战略的，并非无私地帮助中国。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前卫圈总是理想主义、利益诉求和派系之夺混合在一起的，20世纪的西方和中国都是如此。不少西方人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个人的利益诉求，这样看问题可能全面一点，并且也不否认西方人在客观上对中国艺术群体进行了很多帮助。
现在的问题是：不应该用一种纯洁无邪的知识分子的赞美话语以及用一种夸张性的历史定性去评说参与中国艺术的西方人，比如说戴汉志“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基础”、“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深刻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动者”。这些评价话语一听就是过度肉麻和夸张。目前国内艺术圈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拼命夸张性地乱捧外国人和去世的人，但对还活着的、尚在苦苦战斗的、对中国当代艺术做出贡献的人，大家却不去关注和支持他们，甚至还冷嘲热讽。
还有一些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包含崇洋心理的，比如5000个人的词典，这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呢？一个经纪人做必要的登记，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工作，现在人死了就把这事说得如何了不得。我自己还花了十几年时间收集中国当代艺术30年资料呢，只不过没有公布出来而已。我们中国批评家、策展人为艺术家做了多少事情都是外人不知的，有些甚至还把艺术创意给了艺术家。有些事就不想再具体展开了。总之，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段历史说得太纯洁无邪总是有问题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重要的批评家、策展人肯定要比西方人做得更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深刻的影响。只不过有些事情做了，但没有说出来，或者有些展览和出版，我们中国评论家、策展人更慎重，要将艺术史观搞清楚后再出手。像近10年西方学者出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著作，都是快餐式的产品，到中国来收集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回去就一本书出来了，学风极不严谨。并非我们中国学者不想写，或者写了没地方出版，而是我们的态度更严谨、更专业。有好几家出版社在7年前就约我写当代艺术史，但我一直迟迟没有动笔，主要还是觉得要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艺术史观再写。
但参与中国艺术的西方人都是一种不断推出半成品的工作方法：视野进展到哪儿就结论下到哪儿，刚认识一拨中国人，他们就用全称判断说这拨人代表中国艺术；刚有一些对中国艺术的认识，就用很肯定的语气说中国艺术的性质是什么。当然以后发现自己的先前判断有问题，他们也会很真诚地修改和调整结论。这是一种“业余”而又真诚的基督教式的做法，但西方的高端群体不可能会这么做的。
当然，就像希克曾经说的，他没有要故意引导中国人向哪个方向走，他只能根据自己的西方知识背景来对中国艺术下判断，即使错了也只能这么进行。但这还是一种优越感的说法，为何那些西方高端的学者和机构不轻易对中国艺术作结论，而一些在西方艺术的金字塔中下段的西方人却要这么做呢？当然，这么做他们也不算错。事情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要用正常的心态看待那些参与中国事业的人。而且大家要注意关注力的平衡，不要老盯着尤伦斯那些外国平台和外国个人，更要关注还在为这个国家奋斗的自己的国人。
一个在整个30年的事业中谈不上最重要但也值得纪念一下的外国人，为何要当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而且用崇敬的心情和口吻来评说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呢？
上述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祝好！

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