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微信

“集体主义建筑1”——激烈空间

时间：7月13日—8月10日，11：00—18：00

地点：激烈空间（Radical Space），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420弄19号前门

艺术家：丘兆达、石青、王海川

特邀讲座：金锋、罗岗、汤惟杰等

杨树浦的工厂

集体主义的经验与空间

这个项目里，我们不只谈集体主义，也不只限于建筑，也不企图进入某个专业领域中去进行职业研究，鼓励有兴趣的参与者以“艺术”的方式去观察，这是激烈空间所提倡的方法，可以挂一漏万，可以矫枉过正，要的就是对以往认知的断裂，用想象力去冲击那些固有联系。

“集体主义建筑”将是激烈空间长期关注的话题，一方面，它曾经是我们记忆和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生产中所带来的“焦虑”：一种“漂浮”的工作方式，一种业已习惯的图像化思考和阐述方法，一种来自全球化视觉机制的认识逻辑，一种对“发展”和“进步”等现代性话语的深信不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回到“文化保守主义”中去，和艺术界的“回归传统”呼声不同，我们并不认为由传统符号和知识所构成的才被称之为“传统”，相反，我们认知和肯定的“传统”是一种“主动断裂”的姿态和立场，从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生产阶段以及7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那些被称作“集体主义经验”的东西，是还在“喘着气”的历史和日常经验的混合物，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遗产，也是一种方法。

这个展览的初衷，正是来自这样的认识，49年到80年代期间的历史争议很多，包括各种不停歇的意识形态涂抹，还原历史真伪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去附和各种已经界定了的认识，也不会屈从社会的传统职业划分，利用各种可以想到的方法，去观察，调研，学习和实践，打破职业局限，只有“漏洞百出”，才会出现各种“缝隙”，现代主义艺术史一度将艺术与外部批判割裂开，将前者转成为艺术自律的“风格史”，当我们重拾日常和身体政治，黏合的不再是美学，风格和意识形态，我们不认可文化中“东方”，这种预埋了中心／边缘话语的同时，也要警惕“自我他者化”或沦为西方艺术制度下特殊经验的供应商，作为回旋和构建对话的“第三方”，要求我们回到真实的经验，而不是依据现有理论或话语的推导。这种“集体主义经验”是人类历史中所进行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社会大实践，它是我们的政治格局和“气象”，不是佐证，而是起点和根源，今天这些经验仍然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潜伏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事逻辑中，对曾经的共同记忆重新唤起和激活，同时也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经验，这些无疑构成了今天艺术实践的情境，在历史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生活空间中，在身体经验中熠熠发光，随时提醒和召唤。

集体空间中的日常生活

1．王海川是生活和工作在重庆的艺术家，也是少数没有生活在黄桷坪（黄桷坪曾经是四川美院的所在地，一般毕业后仍在重庆坚持创作的多驻扎于此）的艺术家，实践空间的差异，也显示了他与其他艺术家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他的一个工作现场是在重庆的“铜元局”，一个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的“老牌”兵工厂，十几年前，和所有的国有企业改制一样，经济制度的转型和错位，使这里转化为激发种种矛盾的“冲突空间”，最早，王只是这段特殊历史的纪录者，渐渐地开始将艺术事件渗透到这片废墟下的“生活空间”，并试图编织新的社群关系和公共经验，同时，原有居民在差异性语境的促动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对身份的以及生活经验的重新审视。王海川的一个具体做法，是将一批照相机和胶卷发放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纪录生活与本身，采用胶片是为了提示对影像的“尊重”，因为它毕竟不像数码机那么随便；另位冲印的不同步导致了观看的期待和神秘感，这其实复活了照相馆的某种影像“仪式“，这种“仪式”强调或唤起了曾经存在过的社群交往模式，在展览现场，我们将这些居民的摄影作品和70年上海官方出版的工人摄影并置，并试图设计出一种可能的方式来回馈这种交流。

铜元局照相馆

2．丘兆达则是一个有建筑院校背景的参与者，他的《女工中心》是本科毕业时的建筑方案，照他的话讲，初衷是为“母亲”和“姐姐”设计的退休女工生活模型。方案中改造的空间来自上海的杨浦区，从近代开始，这里就一直是中国纺织行业的重镇，女性则是这个职业的劳动主体。49年后，在“女性解放”和强调“工人阶级主体”的双重政治叙事下，这里涌现了像黄宝妹这样一批新中国的劳模和工人阶级代表形象。进入80年代后，同样在国有企业改制中，随着生产关系和劳动制度的瓦解，导致了纺织女工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生产／生活空间的破碎，已经历史化了的空间经验和生活记忆，并没有随着工作场所的拆迁改造而终结，而是仍然潜伏在工人姐妹业已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中，在丘的方案里，“女工中心”成为这些记忆和经验所栖息的家园和激发地，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女工，丘设计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生活版本，在超越了“怀旧”这种情感再现及补偿机制外，丘更提供了一种积极主动的进行新生活操练的空间机制，一种与日常生活改造配套的空间设计。在展览中，《女工中心》以文献的方式呈现，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我们也想通过组织“游荡”，“闯入”和“再想象”的方式去推动这个实践，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聚集，新的对话。

丘兆达的《女工中心》

3．相对前两者，石青的《秘密空间》并不只针对真实的环境和经验，而是混入了某种空间想象。这里“秘密“的含义来自两个层面：一种是在集体建筑中私自搭建的“个人空间”，而公共空间相冲突的往往来自身体性的隐私，这样的“秘密空间“通常是以”浴室“或”卫生间“等形式出现，而私建的”厨房“和”储藏室“同样是断绝”公共分享“这个渠道的；另一种来自对某种”秘密会议“的类型阅读，这些却是来自对立的两面：一些是地下党的谍战经历或革命经验，另一些是来自50年代的反特叙事，”这里的”秘密空间“也可以理解成”密谋空间“。在集体主义化的生活场所中，暗含着某种公共监视的含义，这些都与”密谋“行为形成了对抗性的反差与张力，石青把”秘密空间“的概念延伸为”隐蔽“，”监视“，”逃脱“，”伪装“等非正面的争斗模型，一种整体／角落的分割及”抗争空间“的使用。在展览中，石青利用”浴室“，”厨房“等”违章建筑“等对展厅进行堆积和挤占，”杂物间“中是对可能发生的”密谋事件“的想象，我们知道，这些是有可能的，杨浦是曾经是早期工人进行罢工以及文革中造反派团体产生的地域，这些影像和声音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出现，算是对上海这个复杂而暧昧的城市空间的呼应和致敬了。

秘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