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浦云  来源：艺术国际

2013年7月25日晚，北京发生了一场火灾，火势的凶猛伴随话语的尖刻，成了本年度中国艺术界的第一新闻热点。随着时间和气候的冬移，再提大火似乎已经过时，但许多事情正是在冷却之后才能沉淀，也才能回到理性的再梳理。

　　回顾7·25言论，挖苦、怀疑、讽刺等一边倒负面声音占主流，就事论事的客观评论几乎没有。这些负面言论主要集中于阴谋论、故事论、炒作伦、怀疑论。

　　阴谋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往细节推，作品选择，作品市值，投保条款，赔偿方式，艺术家配合，舆论导向设计……都早已运筹帷幄，有论证方案，有策划方案，有执行方案，包括谁负责点火，谁收拾残局，谁对外发言……早就分工明确，有鼻子有眼，甚至不乏国际智囊的介入 。这虽然只是阴谋论者的一个心理推断，但这个推断是能够成立的，因为有以下几个巧合：一是被烧毁的作品正是沈其斌“8G”理论所属的艺术家作品，二是烧毁的时间恰恰在专场拍卖前夜。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凑到一起，阴谋论者的的细节倒溯也就不难推断，于是大火一触，新闻即燃。另外，几位“8G”艺术家是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市场成熟度的艺术家，如果是不知名艺术家，烧毁的是又是不值钱的艺术品，就很难有阴谋论之说。这是阴谋论者的一个立论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其它就不言自明了。

　　故事论——因为7·25大火具备了太多的新闻“人咬狗”特征，只有狗咬人，没有人咬狗，所以这是一个假新闻，也就是说，7月25日根本就没发生什么大火，事故之说纯属乌龙，完全是凭空杜撰的一个“故事”。故事论者之所以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地下结论，因为“上亿元”艺术品恰恰在拍卖前夜着火，故事性确实很强，真实性反而无人问津了，于是“事故”成了“故事”。

　　炒作伦——这倒真是一个事故而不是故事，也不是阴谋，但事件发生后，沈其斌紧急调动了自己作为策划人的脑子和他的团队，很快就在微博上公布了大火信息，并进入了根据舆论反应的持续炒作的准备，于是有了两日后拍卖超出预期的记录。

　　至于怀疑论，在中国的媒体上就见怪不怪了，尤其网络这样的无进入障碍媒体，怎么说说什么的都有，谁也管不着，所以可以像巷子里的妇女一样随便议论别人的家长里短。

　　阴谋论、故事论、炒作伦、怀疑论，无疑都成了舆论，但7·25大火的主要舆论，都几乎不是来自记者，而是来自艺术批评家，这些由批评家制造出来的舆论，又都是在区别于新闻记者的、更“言论自由”的、更容易进入的网络上发酵，并煞有介事地以学术名义主持着“透明”和“公道”，以告诫和提醒人们不要轻易被沈其斌骗了。

　　我在看到7·25大火消息和一些网络议论后，给沈其斌周边的人打电话询问此事，当时还没有什么“舆论”，但我能感觉到这就是一个事故而不会是一个“故事”，更不是什么阴谋。此后，通过对有关7·25事件网络信息的跟踪观察，再结合我对沈其斌的一些了解，发现这场真实大火之后的所谓舆论，需要不断地增加“”才能成立，一场真实大火之后跟随着的，是越来越虚、越来越假、越来越无聊的舆论狂热，很像是《双城记》在和平时期的一个中国版本。

　　开始，我对7·25大火很担心，因为我的两件作品也参加了这次拍卖，紧接着就心中释然，见怪不怪，因为我从事过很长时间的商业策划，也参与制造过一些新闻和商业事件，加上7·25大火的“制造”特征很强，而我对沈其斌又没有太多了解，开始我几乎和“阴谋论”、“故事论”者是同一个心态。后来仔细回顾一下和沈其斌仅有的一次上海见面，尤其是经过对中国国情、艺术生态以及对几年来自己职业艺术家角色的反思，发现所有关于7·25大火的文章中，除了字数不多的客观报道和对“8G”理论的质疑，多数都是自以为是的猜测和臆想，甚至是在咬牙切齿、幸灾乐祸中议论7·25大火的。所以，舆论变成了一群批评家对沈其斌的围剿，而不是沈其斌通过大火对“8G”的炒作。

　　无事生事，没话找话，早就普遍存在于中国批评界。我不关心7·25大火是不是帮沈其斌烧出了“8G”艺术家，但大火烧出一批无聊的批评家的却是明摆着的。在有关7·25的言论中，沈其斌俨然成了一个在公共场合纵火的犯罪嫌疑人，有人还充当起了福尔摩斯和检查官的的角色：货车能装下一百张画吗(也不问是多大的画)？运输公司为什么没露面？到底是汽车自燃还是人为纵火？为什么熊熊大火只烧毁了作品局部？为什么火没有从外往里烧而是从里往外烧？作品投保了吗？(如果投保就是骗保)，甚至把沈其斌的关系网做成一张图来声讨资本集团的“罪恶”。

　　我通过对7·25舆论线索的浏览，发现有几个很微妙的关键词：上亿元，保险，纵火。不知是谁传出被烧毁作品价值“上亿元”的消息，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但作为媒介，网络肯定喜欢损失的钱越多越好，火烧的越旺越好，更希望起火的原因越复杂越好，7·25大火最好是由沈其斌用钻木取火的方式亲自点燃，并被被人举报抓了个现行，作品也最好是上了巨额保险而最终一分钱都没获赔……但让人扫兴的是，这些假想中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特别是某些人获悉作品并没有投保，沈其斌可能要承担相当大的个人责任时，他们开始因“骗保”猜测的落空而失望，接着就会因沈其斌个人倒霉而幸灾乐祸。这就是这群人的心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有些人，没有坏事也能想象或推断出坏事，在这一点上，一些批评家和饶舌妇真没有什么区别。我曾经和一个批评家谈论过艺术家中的种种流氓现象，谁知这个批评家家说：我们这个圈子也是这样，好不了哪去。我也偶尔接触一些其他批评家，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动不动就喜欢提炼点什么制造点什么。什么叫提炼？就是对作品说一些和作品无关痛痒的话，如果和作品直接相关就不叫提炼而叫说明书了，这还是比较文雅和体面的；但制造点什么就比较麻烦了，一般的批评家没有能力去制造一个事件，但凭借写作特长，他们却可以假想和编造出一个事件，或为一个中性事件凭空加上前因后果，捏造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暗箱”，然后喷着口水煞有介事地发表点评。有一句话叫“打鼓上墙头”，是指那些好看热闹，喜欢坊间流言和道听途说的人，但因为无聊是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一些批评家甚至知名批评家，他们也经常骑在墙头上说三道四，指东打西，7·25大火更是让他们谈资大增，谈兴大发。

　　本来，转型的中国就处于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状态，面对这种不确定，有人扬长抑短，以短就长；有人长短结合，取长补短；有人吹灰找缝，鸡蛋里挑骨头。这些都都可以理解，但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无事生非。7·25大火的许多言论就属于这种，在事情既没有警方结论又没有当事人解释之前，他们就能一厢情愿地把7·25大火说成是一个“阴谋”和“故事”，故事就是编造，编造就是谎言，就是欺骗。而阴谋就是犯罪！他们从来不去想想，作为一个刚刚跻身独立策划人和基金管理者的儒雅文人，沈其斌有没有这个胆量，有了这个胆量又有没有这个能力，用1900万元开这样的玩笑。因为私下和朋友聊天得知，那批烧毁的作品许多都是从藏家手中征得，而不是直接来自艺术家，加上没上保险，赔偿是肯定的，并且，由于事务的繁琐庞杂，不仅没有保险合同，拍卖公司和快递公司之间连运输合同都没签，有关赔偿就很难有一个规范的法律界定，这意味着沈其斌个人可能是7·25大火的责任主体。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许多事情就难以正式进入法律程序和新闻渠道，更多情况下，赔偿只能是沈其斌个人和收藏家、艺术家私下协商。但这成了好事者的又一个“依据”：知道了吧，起火原因之所以迟迟不公布，那是在跑关系；赔偿结果之所以迟迟不公开，除了“暗箱”的保密性，作品根本就没烧或者假烧。

　　拍卖后当晚，有人还特意到沈其斌北京郊区的拍卖作品展示区微服私访，并爆料说，一些被烧作品的艺术家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沉重和着急，他们都在轻松地喝酒聊天。这再次增添了“阴谋”和“故事”的判断砝码。这些其实都不难解释，首先，艺术品不是生活必需品，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烧作品更不是烧房子，作品被烧，难道艺术家一定要悲愤得呼天抢地吗？何况，大火和部分艺术家并无直接关系，只和收藏家有关系，同时，许多艺术家公开表示了对沈其斌的理解，不担心沈其斌会推卸责任。

　　说到火，我想到了生火做饭。中国现代艺术市场虽然也有了二十年多年历史，但这是一个半生不熟的市场，一直缺乏好的机制，就像做饭缺少好的厨师和好的炉灶。在和国际接轨中，这种市场摸索又很像新媳妇用柴锅做西餐，除了难免会夹生，稍有不慎，做饭之火还会窜出炉灶，给人以点火甚至纵火之嫌。多年来，沈其斌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艺术忙于生火做饭的人，当了10年美术馆长，进过1000个艺术家工作室，参观过100家世界博物馆，和不计其数的企业家、投资人打交道，多年来，在艺术展览，艺术拍卖，艺术家推介，艺术资本管理，艺术机构建设等方面忙的不亦乐乎，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加上许多事喜欢亲自打理，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7·25大火就是一例。但这把不慎燃起的火，没有引起理解和同情，却招来了一群人隔岸观火的起哄。

　　目前，能具备艺术家、评论家、策划人、资本平台搭建者、艺术基金管理者综合素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沈其斌正是在其中游走的这样一个角色。尤其在艺术资本渠道的建设上，沈其斌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无论是艺术生态的宏观层面还是艺术家生存的微观层面，沈其斌的尝试都值得关注和支持，而不应该落井下石，火上加油，把一次自燃之火用空穴之风助燃成一场怪异的鬼火。

　　沈其斌曾坦言：我现在就是个商人。从商人的角度看，艺术品进入市场就必须具备商品属性，也就必须遵循市场流通规则。中国三十多年的开放主要集中于市场开放，中国三十年商业市场都尚未走出雏形，二十年的艺术市场就更不能求全责备了。但艺术总要发展，艺术品总要流通，艺术家总要生存，中国的艺术市场总要有人去做。在中国，艺术市场是雏形中的雏形，艺术资本平台的搭建难度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商业平台。再说，世间本来就没有完整和完美的人和事，任何事情都会有纰漏，但有人就喜欢盯着这些问题和纰漏不放，更有甚者，他们喜欢没事找事，更喜欢无事生事。面对7·25大火，除了兴高采烈地隔岸观火，还恨不得冲上去乘火打劫。所以，2013年北京郊区火神营的一把火，烘托出了这样一群众生相——

　　沈其斌，一个为中国当代艺术生火做饭的厨师，但不慎让柴火窜出了炉灶，这把窜出的火苗引来了一群乐不可支的观火者；于是，沈其斌从一个做饭的生火者变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的玩火者；随着厨师角色的还原，这批观火者又成了胡乱嚷嚷、虚报假案的煽风点火者。真可谓一场大火烧出了两台戏：一台是有疵瑕的正剧，一台是无厘头的闹剧。如果把两台戏参合到一起，不知能不能成全一台《百万英镑》式的喜剧？

7·25大火“冷”思考续一：艺术和资本，原罪和本罪。

成浦云

我比较怕冷，所以一入冬就从郊区工作室撤回家中猫冬。今年北京冬天不算太冷，这当然不会是去年的7·25大火的延续，但7·25大火烧热的不应该只是坊间传言，也不会只是一场拍卖，一个“8G”，它催生出的话题，应该覆盖整个艺术和资本。

有一本书叫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著，该书获1979年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奖。）讲述了商业和思想的关系，认为启蒙运动不仅仅是思想的力量，如果没有出版商、印刷商的商业运作，启蒙运动读物就不会出现，思想没有成为文字被送进读者视野，哪会谈得上对社会的影响？所以，商业使思想物化了，物化了的思想才催生了启蒙运动，社会才得以变革。

当然这只是该书的一家之言。回到艺术，我们却能发现同样的逻辑。沈其斌把他新成立的公司叫做“新艺经集团”，本是借助“易经”的谐音来蕴含文化，但我却认为，把“新艺经”改成“新的艺术经验或经营”更为直接，也更符合沈其斌对艺术平台的理解。

纵观艺术史，现代主义之前的艺术，不是政治的奴仆就是宗教的跟班。而早期现代主义对这两个角色有了质疑和反抗，希望艺术家能够摆脱政治和宗教的束缚，艺术能够成为自己。但如果这样，艺术家就会无人供养而成为流浪狗，不仅搞不成他的艺术，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于是有了画廊、有了经纪人——有了市场和资本对艺术的介入。但没多久，资本就暴露了它的残酷，因为投资总要求回报 ，如果艺术家不予配合，资本就会把你抛弃，艺术家就会成为新的丧家犬。面对梵高，我们可以悲哀，可以崇敬，也可以因为作品的价值而受到鼓舞，但梵高却不能被学习，首先，梵高是学不来的，其次，一但学进去，艺术界就就成了疯人院。

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式区别，但在资本的介入方式上，却有了一个中国式开端，这个开端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没把艺术看做有多神圣，只是把艺术当成了一桩生意。“我现在就是一个商人”——沈其斌对此直言不讳。在这个角色的自我界定下，一切关于艺术和资本的问题都不能自说自话。7·25大火舆论，就是由艺术批评家主导的一厢妄言，他们全然不顾资本和艺术的“中国当代式”，完全用演艺界“丑闻炒作”以及新闻界“狗咬人”的惯性来评说7·25，继而用家长里短的饶舌妇口吻来揣度7·25，还用道德家的伪善和“福尔摩斯”的小聪明审判7·25。这些批评家不是传统艺术批评家，却用非常老土的传统方式对7·25和沈其斌发起文革式的大字报围攻，

有人用“4F”的时间性性质疑“8G”的当下性，认为“4F”是一个历史现象，而“8G”只是能是个脑筋急转弯。“4F”的时间确实很长，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可观的市场和新闻的大众影响力，但谁能回避当初是栗宪庭一手捏造了“4F”？谁又能回避政治行情和市场行情交替放大了“4F”？这些倒是能和社会、市场挂钩，但未必就等同于艺术史意义。正如当年同为栗宪庭一手打造的“波普”和“艳俗”，现在连一般的市场和知名度都湮灭了。沈其斌是艺术家出生，也有过许多关于艺术的谈论，但是，“我现在就是个商人”——一句话就把能把他自己关于“8G”的理论解释和别人对“8G”的质疑一笔抹平，因为面对一个商人，商品是首要的，作为从艺术品到商品的属性转换，“8G”首先是一个商品买点而非艺术看点。对于商人，艺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化是两个问题，一个在设计买点，一个在打造看点，而最终又要两“点”合一，才能既是艺术又是商品。在这一点上，沈其斌“商人——艺术平台搭建者”的身份完全成立，至于“艺术思想传播者”的角色可有可无，因为如果沈其斌把艺术平台（生意）真正搭建好，好的平台正如成功的生意，它会传播成功的艺术，正如启蒙运动，商人把思想变成了书——商品，书又进入商业渠道了——书架，书店，然后被人购买，阅读，于是，商业推动了思想，思想影响了社会。还如艺术形态学的“物质本体”论：形态成立，一切自在其中，没有形态，一切无从谈起。反其道而观之，一些标榜艺术“纯粹”的艺术家、理论批评家和策展人，表面上在声讨资本的“罪恶”，背后却采用商人的小伎俩小聪明制造罪恶。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发现，他们在艺术圈中做的许多事基本和艺术无关，而敛财的下三滥手段连最小的老板都不屑。

我有一个商业观点，什么叫合法经营？就是不被工商罚，不被公安抓。回到商业角度和商人角色，沈其斌主持的春拍，就是一个商业活动，即使7·25大火真的是沈其斌和艺术家、收藏家、投资人、拍卖公司、快递公司合谋所致，也未必就一定是个罪恶，因为只要大火没有波及不好的社会影和自身以外的损失，沈其斌和他的团队就不应该受到追究。从7·25至今，还没听工商和公安找过沈其斌。但一群艺术批评家作为业余侦探却摩拳擦掌纷纷出动，连同被招呼的一大群看客，自设了一个“道德法庭”对7·25大火口诛笔伐。

这使我想到了基督教的“原罪”和“本罪“。原罪认为，人是带着前世的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洗礼，就要赎罪；本罪却是今世所犯之罪，和前世无关，一但有了本罪，基督是无力救赎的，法律和道德审判是唯一解决手段。回到世俗社会，原罪并非贬义，而是一个中性词，即任何事情都存在天生的不足和缺陷，任何人任何事情也都可能犯罪和出错。

但艺术的原罪不是来自艺术品，而是来自艺术家。偏执的个人主义和完美主义自诩，是艺术原罪的源头，艺术家会因此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不是和金钱对抗，就是对金钱无暇顾及或视如粪土。资本的原罪很多，在艺术上，主要集中于对艺术的控制和欺负，强迫艺术家遵循它预定的线路创作。这和现代主义之前政治、宗教对艺术的压迫一样。但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之后，资本对艺术的介入呈现出一个特点，表现出某种妥协和暧昧，在这种妥协中，虽然资本还是高高在上，保持着它残酷的一面，但因为尼采的“上帝已死”开启了后现代的序幕，所以资本在艺术面前做了适当让步。但在中国，由于现代性的断裂，后现代找不到它的本土渊源，经过市场的冲击，古典文脉一俟遭遇西方后现代，它就立马疲软，从自我、自大而至自惭形秽，在资本面前，不是摇尾乞怜，就是狂窥视掠夺或谩骂、咀咒。从7·25大火中冒出来的一些批评言论，就带着某种仇富心理。我虽然不了解沈其斌背后的资本储备有多大，但今天一个展览，明天一个拍卖，后天一本画册……几年一直就没闲过，这难免会吊起某种胃口和想象，许多人会把沈其斌看成是一个资本的的代言人，殊不知，这些人在对7·25大火暨“沈其斌团伙”做出商业的“原罪控诉”而非“原罪救赎”时，他们自己也暴露出了因艺术原罪而衍生出的中国式艺术本罪——迫不及待的越职搔饶甚和诽谤造谣。

资本的任务首先不是发现艺术，而是通过艺术发现自己，然后再把艺术变成一座新的资本桥梁连接新的资本。这个进程既能推进艺术也能扼杀艺术。所以，从艺术到资本，再从资本到艺术，就非常需要能够在两边自由行走的“双面人”。书记主持业务，可能会有“外行”之嫌，厂长主持党务，可能走极左线路。无论艺术与资本的关系是勾结合谋还是相互补充，但在中国的目前态势下，“书记”和“厂长”兼二为一都是一个明智选择。沈其斌的十年美术馆馆长经历，虽然和资本已经靠的很近，但十年美术馆馆长毕竟不同于十年企业老总，否则1900万标的艺术品不会既无保险也无运输合同，甚至7·25大火的责任主体和当事人都模糊不清，许多损失可能要由沈其斌自己扛。这一点，沈其斌倒很符合他原来的身份：一个内行的“厂长”（艺术家），一个外行的的“书记”。但进入个人江湖之后，沈其斌又能在短短几年内调集那么多企业和资金进入艺术，又显然是一个懂行的“书记”。所以，7·25大火，先是烧出了意料之中的闲言碎语，接着烧出了艺术和资本之间的一个纠结：资本和艺术，它的原罪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宽容？它的本罪我们又如何消解和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