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99艺术网 作者：赵成帅

当代青年艺术家在创作上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作品安全、梦幻，当然也注定粗俗与贫弱。在大多数青年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与观念中，很难看到一种决绝的必然性——借用叶芝的话说，就是“和自我争辩”，一种安全的、精致的青年艺术正在变成令人厌恶的东西，而不是危险分子。

吴升知，《芒》，装置，250x250x120cm，2013，清华美院

后现代：阿Q的文化策略

当代艺术所处的后现代语境，其历史特征的确是非现代主义，也非前卫主义的。它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审美价值驱动，同时也对前卫艺术激进的批判性与乌托邦幻想毫无兴趣。简言之，既不承认艺术的自主原则，也不承认艺术对文化与社会所担负的良心。

然而自诩平等、多元的的后现代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元”，甚至有点独断——必须生产一种杂交的、眼花缭乱的赝品，无限接近社会成员平均水平，必须“好卖”——前者类似奥利瓦的“文化游牧性”，本无可厚非，但对后者的强调，的确有点不知羞耻与犬儒。现在全世界火红的杰夫·昆斯就是代表。也使得国内的暴发户操盘手认准了“资本”这一真理。

郑晶、张亚琼，《小红点》，4'51''，动画，2012，中国美术学院

詹明信去年来中国走一圈，一时惊动江南江北，他集中谈的一个话题“全球化时代的美学逻辑”，抛出了“奇异性”这个概念。当然有助于理解今天的文化境况，但是很明显“后马”的旗手仍陷囿于庸俗的社会、经济决定论上。推开来看，后现代主义各家，无不延宕在康德以降的文明框架内，并没有超出康德在科学、道德以及艺术上开启的现代性批判之路。

与其说“后现代主义”云云，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穷途末路时期的一种文化策略——既不能回到逻各斯中心主义驱动的形而上的生命信仰（生命的无能），也不愿重蹈行而下的启蒙理性实践（生命的虚妄）。索性来一个“东北乱炖”，以“一切皆是可能的”来获得生命的营养，以“非主体”来追认一个贬值的“主体”——实在是有点阿Q。

如果把中国的情境况也拉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就变得“合法”了、“理所当然”了。而“合法”的悲哀结果就是：文化与垃圾、文明与粗俗、神圣与猥亵的边界崩溃——削平一切价值等级。用丹托的话说就是：“所有的艺术都是同等的、无差别的。”事实果真如此？或者说我们愿意经验这样的结果吗？

黄鸣芳，《听禅》，丝网版画76x109cm ，2013，中央美术学院

思想贫血，原因何在？

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土壤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还有相当的隔膜。西方进入了自身文明的“价值真空”期，但仍以一种有序的惯性观望着可能的方向。中国，同样处在“价值真空”期，但在美妙的消费景观下掩盖着悲怆的血肉现实。用朱其的说法：“中国仍然处在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的艰难进程中，人民在史无前例的历史变革中承受着改革阵痛，这一时代现实不可能以一种小清新美学来承载。”而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为何对此普遍冷漠、无动于衷？普遍在玩弄一种暧昧的、好玩的、调情的小游戏。甚至一些基本的游戏技能都不具备：反讽、戏仿、并置……甚至连一种趣味都没有！

无论是在近年的各大美院毕业展上，还是在各艺术机构力推的青年艺术家展览中，一种不同于90年代玩世的无聊气氛弥漫着全场。如果说90年代的方力钧、岳敏君在笑脸、光头背后表达了一种主体的态度，那么在今天的作品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态度。好像作者自己跟自己都不存在关系，既虚无又欢乐，既冷漠又游戏，不痛不痒——王小箭近年来对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年人采用了最激烈的一个措辞“脑残”。

崔彤，《无题》《睡》《观》《窥》，布面油画42X65cm，2013，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当代青年艺术家在人文素养上的积累越来越贫弱了，朱其认为“美院缺乏文史哲的思想训练，公众文化又充斥着消费主义”而影响了今天的年轻人，徐唯辛在采访中很果断地将这种现象归功于“不读书”，廖邦铭同样认为“不读书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回过头来，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价值判断，怎么做当代艺术？难道当代艺术真的如同街边垃圾一样宽容、平等？

即便是被公认为操盘手的吕澎也认为：“敏感的青年艺术家要注意，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要独立思考，感受一切，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在这溃烂与崩塌的时期中产生。”

事实上，当代语境对艺术创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它要求艺术家对今天的存在境遇注入深切的思考与同情，以焦灼的目光审视文明的天秤，并在艺术语言的框架内去努力实践。如果没有思想的革命做支撑，当代艺术的创造只能是盲人摸象。

郑梓程，《寻找列宁》，布面油画150X150cm，2013，广州美术学院

自我革命与救赎的可能？

上述现状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刚毕业的青年艺术家，功成名就者、中年打拼者、初露尖角者……整个当代艺术现场都在弥漫着一种吊诡的美学价值导向：景观消费、游戏调情、暧昧安全、不痛不痒、莫名其妙……与其说僵化的学校教育体制，不如说整个艺术创作生态负有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对于涉世不明的青年艺术家。

然而，就艺术创作来说，它仍然是一件极为个人化的事情（TS.艾略特），在无神的语境中，也只能进行“自我救赎”——能否自主地展开自我批判、革命与救赎，依然是一个存疑的问题。但在各个年龄段，仍然有极为个别的艺术家，在美学价值、思想判断上分享出具有启示意义、批判意义的礼物，限于主题暂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