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宋方，《记忆望着我》，2012， 剧照，87分钟
“后窗放电影”今年五月在南京启动。十多年前，电影爱好者们在论坛“后窗看电影”交流观影心得，如今获得资源的渠道更为丰富，但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依然稀少。用杨城的话说，这是“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哥们一起闹革命。卫西谛是“后窗”论坛的元老；高达是它的现任版主；水怪，之前策划过多个电影展映；杨城，一个艺术电影制作公司的总经理。“后窗”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分享”的精神却未曾改变，他们把艺术电影带向更多城市。
“电影是有仪式感、社交性的。即使家里有再好的设备，在电影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感受还是不一样。”杨城说。中国放映艺术电影的渠道或者为集中性的影展，或者少数影片会放到网上供下载。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是少有的坚持放映的机构，不过在其它城市，文艺青年们很少有在公共空间分享的机会。后窗放映计划就是要把好电影带到更多城市，促成长效的观影习惯。活动启动不到三个月，已经走过了十个城市，计划今年到达四十个城市，这很可能会形成“中国第一条艺术院线”。
国内艺术电影的处境并不乐观，电影市场看似繁荣，赚钱的还是少数大片。政府每年从票房里抽5℅做电影专项资金，但资金的流向很难向艺术电影倾斜。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介入，那些“小成本的、有个人情怀的、有艺术特质的、有创新精神的电影”可能就自生自灭，导演得不到市场的反馈，影迷也只能对“传说”中的电影望洋兴叹。政府的扶持遥不可及，改良电影生态还得从民间做起，以放映促进生产是值得尝试的途径。杨城认为，大城市的年轻观众已经形成了付钱看电影的习惯，缺的是了解的渠道和放映的空间。后窗现在做的就是参与形成一个好的电影生态，让多元的观影习惯日常化、长效化。
李睿珺，《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剧照，99分钟
后窗放映第一季，选择了杨瑾的《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陈卓的《杨梅洲》、郑大圣的《天津闲人》、《危城》、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宋方的《记忆望着我》、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作品。与所谓“独立电影”不同，它们都是有“龙标”的，是青年导演“在相关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艺术尝试”，却因为市场的原因很难在院线上映。对于片源的选择，杨城坦言这是可持续性面临的一个问题：拍艺术电影的人就少，能持续拍的就更少了，所以很难有比较多的成熟的作品。下一步会放一些老片子，也希望能拿到国外的片源。只有片源够丰富，才能长久下去。
放映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最终要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良好的宣发模式。“首先有制作公司，有能力去能够去发掘更年轻或者没有人注意到的导演，有能力对项目进行真正的把控，和创作人员一起把好的电影拍出来。这是制作的环节，后面宣传和发行的环节也要配套，要有一个机构或者一批人，既理解这种电影，又很了解电影的受众，能把好的东西传达出去。最后就是要有放映的渠道，要有影院的终端。”杨城的判断是：“三个环节还都非常初级，完全没有开始真正的发展。”
做电影不仅是一种情怀，如何市场化也面临现实的诘问。院线方面，在十几个城市都有比较固定的合作伙伴。因为场次集中，平均的上座率比一般影院要高。如果能够形成规模，后窗放映希望对电影创作产生积极的作用，导演会有信心一直拍下去，投资人也有信心继续投入，昙花一现就能变为相对稳定的产出。杨城强调他们和公益性电影节的区别，“我们有一点想得很清楚，一定是能形成商业模式，能循环的。它的形式可以是文化艺术范畴的东西，但它的本质是要盈利的，是商业模式的，必须靠这个驱动下去。公益性的，听起来比较感人，其实是无效的。”十个城市放映下来，情况还不错，已经有投资人愿意加入。
谈到理想的电影环境，杨城说得很平实：“就像一个真正的商场一样，想买什么都能买到，想看什么都能看到。现在还是有点像供销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供销社，里面可以挑选的东西并不多。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电影市场更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