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虫》

构建当代艺术的“思想主体”——记者对话汪建伟

记者 ： 朗西埃这次在央美的谈话，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做直接回应，好像在回避？

汪建伟 ： 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是主体。意识形态是我们特别爱提的，但实际上特别爱提的问题有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并且规定了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产生的。其实我在问朗西埃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用一种道德认定了这个社会是这样的，即恶或者善。那么从道德上就只允许获得这样的视角，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分割就在这个视角下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忠实于这样一个环境，却背叛了真正的环境。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深受意识形态的劳役，其实可以谈这个问题。齐泽克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幻想？”这是意识形态主要的任务，他认为我们总幻想认为这个世界后面还有真实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祛除这种虚伪和伪装，这个工作本身是真正的意识形态，这是齐泽克谈到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主体”，我在前天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保卫当代艺术的主体》，就是因为整个当代艺术尤其是我们谈的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一直是在被各种知识、意识形态牵制着，最后以跨界的形式或者关系美学的形式把它放到任何一个现存有效的、有利的环境里去判断，比如我们说跨界就跟时尚勾搭上，我们说要突破重围，那我们找的点一定是现在社会上被关注的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当代艺术在被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和经验大量稀释掉。而且我们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给予更大的特权，完全交给它来处理，因为它带来的判断让艺术家更直接、更容易成功，那么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当代艺术是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思维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建构当代艺术的思想主体，没有思想主体我们就只能借用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娱乐学等各式各样的知识和经验来为我们命名，所以说“主体”是我们今天必须谈的。我自己今天其实是想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的，因为我注意到他的书里很少提这两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是在对当下的知识提问，不是在对某一个人提问，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已知的知识的提问，因为它已经不值得提了，所以我只需要对他今天表现出来的事情提问。

记者 ： 您可以把意识形态对当代艺术形成的钳制，说得更明确一点。

汪建伟 ： 我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是以世界新闻的样式出现，其实这是戈达尔的话，戈达尔当时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巴勒斯坦只有纪录片。也就是说纪录片只能提供详细的证明说“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丧失了自身。我说中国当代艺术只出现在世界新闻频道上，也就是说它丧失了真正的“主体”，作为艺术的“主体”是没有的。

记者 ： 我们提了一个话题，是当代艺术需要从主体出发去构建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想寻求艺术家自身主体中系统的思想、价值准则以及边界，但是提出“意识形态”又有一个危险，也就是如何避免你说的“思想主体”成为真正的一个意识形态，形成新的钳制？

汪建伟 ： “意识形态”跟“思想主体”是不一样的，“思想主体”它必须有自我思想的建构，但“意识形态”是没有的，实际上意识形态以为自己有。马克思认为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很精辟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长时间深陷意识形态里边，获得了对环境的单一视角，这个单一视角就是意识形态。

记者 ： 你在现场说到文革是让我们完全的无知，那么今天好像是我们知道得太多，然而思想又很贫瘠，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在当代艺术中看就是对于“可能性”的探索已经变得太廉价。

汪建伟 ： 是“已知的贫乏”，这个词要说清楚，就是我们对知识的使用太制度化，我们有很多知识，但是已经把知识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叫“已知的贫乏”，我们仍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仍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已知的贫乏”在今天是特别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