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ostafa Heddaya（陈颖编译） 来源：Hyperallergic
我之前曾将古根海姆博物馆与酋长国的合作看作是当代艺术的制度文化在对独裁主义的服务中发挥作用的实例。我提到的这种合作关系（它得到了一种被命名为“国际艺术英语
艺术家UBIK
Mostafa Heddaya：能谈谈你作为UAE的一位艺术家的背景吗——你在UAE创作作品多久了？你还在什么地方呆过？
UBIK：我起初学的是服装设计，不过我在17岁时就辍学了，18岁时我开始了广告方面的工作，期间做了许多设计，直到我21岁的时候。21岁前我一直都在印度德里生活，21岁左右我去到了迪拜。我和我的兄弟在那里开了一间设计工作室，干了一到两年。然后我偶然遇到一个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做壁画，然后我想“为什么不呢”，结果那成为了我的一个转折点。最后——大概三年前，我决定不再画壁画了，然后开始了以文字为基础的作品的创作。所以你可以说目前我在迪拜的艺术圈里活跃了最多五年的时间。
Mostafa Heddaya：你对酋长国里创造性表达的环境怎么看——从创作的艺术类型与当地画廊及美术馆的接受度这两个方面来说？
UBIK：大概四五年前还没有这么多事发生。当我在画壁画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而现在已经呈爆发状态…迪拜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意思，比如四年前这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整体的滑板的亚文化。
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说，迪拜的艺术圈还非常年轻，大概只有九到十年。这里的画廊同样也还年轻…而它们只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里的艺术家对是否需要处理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总是犹豫不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理那些存在于在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地方或是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问题比直接处理存在于UAE的问题要容易得多，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方面的。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这里也有一些非常无聊的艺术…我想这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艺术的品质正在缓慢地改善。
UBIK的作品“Dissident”（2012）
Mostafa Heddaya：“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给酋长国的博物馆及画廊的策展态度带来了什么影响？
UBIK：这里的博物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开始。我也很好奇当它们功能完善时会展出什么样的作品。目前只有画廊迎来了“阿拉伯之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居然卖得很好，而画廊也有自己的账单的要付，所以我很理解那个方面。其中许多相关的作品都有一段闲置的时期——它们有点无聊。
在这里，任何事只有沾上了政府就会被审查——政府显然不愿意与任何和“阿拉伯之春”有关的东西扯上关系，它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它。
如今当我走进迪拜的某间画廊时，我的确感受不到那种灵感的存在。事实上它还有点陌生。当然也有一些画廊在尝试做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Carbon12、Traffic/THE STATE等，它们的展览基本上都来自Rami Farook（Traffic的所有者兼THE STATE的出版人）的策展集合。Rami Farook收藏的大部分作品从本质上来说都非常政治化。他策划过大概4、5个展览，在其中他以非常聪明的方式处理了“阿拉伯之春”的问题。
未完待续…
酋长国里的审查与反抗：艺术家UBIK专访 Pt.2
UBIK的作品“A Firm Grip Will Improve Your Trajectory”（2011）
Mostafa Heddaya：独立的个体与政府或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对UAE的艺术市场影响如何？谁是最大的买家？
UBIK：我想说收藏家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为许多画廊和艺术家买单。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政府的钱，它们全都被投入到了沙迦双年展里。总之收藏家在这个市场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收藏家们也逐渐开始变得聪明起来，此外还有一批很有意思的收藏家消失——那些愿意购买特定场域的装置、影像或声音装置艺术的收藏家。大部分收藏家还是愿意买走那些可以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来自其它国家和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收藏家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Mostafa Heddaya：我们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一下扩展。一般前往画廊的都是什么人？酋长国的公民对本土当代艺术的参与度怎么样？
UBIK：前往画廊及参加相关活动的人有些是为了喝酒而前往的赞助商，有的则是为了艺术而去的。整个状态非常社交化——至少在各种开幕式上是这样的。酋长国公民对这些艺术活动的参与正在逐渐增多，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沙迦双年展。
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新的酋长国艺术家——我不评价他们的作品质量，但这一现象让我感到很高兴。另外，整个艺术圈有75%到80%的部分都被女性“控制”着，比如画廊主、艺博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等等。在沙迦，大部分从事相关工作的员工都是女性，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女性在这里非常具有前瞻性，也许这与一种社会的烙印有关吧，酋长国的男人不会将做艺术看作是一种职业。许多出生王室的女贵族在艺术品投资方面也很下功夫。
UBIK的作品“Quote”（2011）
Mostafa Heddaya：你刚刚提到了酋长国的艺术家，那么那些新兴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激进的？
UBIK：阿联酋人一般不会去处理政府问题，至少我没发现有政治艺术家从年轻的一代中走出来。在老一辈的艺术家里，Mohammed Kazem可能是个例子——然后还有艺术小组Flying House——他们做过许多实验性的政治作品。现在是大多数外籍艺术家在创作那些批判性的作品。
Mostafa Heddaya：那么那种批判是直接的吗？
UBIK：不会点名道姓地说出来；我们也试着不那样做。那些作品始终涉及到一种幽默的理念。我在我的作品里就会尽量保持其微妙的姿态，因为太过直接有时会令人厌烦。
Mostafa Heddaya：在政治上受到压制的环境对艺术家来说是好是坏？
UBIK：好坏兼有吧。我还没有因为我的作品而陷入什么麻烦，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我猜测每一位艺术家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我自己就会这样做。能够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是件很好的事。
酋长国里的审查与反抗：艺术家UBIK专访 Pt.3
UBIK的作品“Portrait of an Artist through His Statements”（2012）
Mostafa Heddaya：你觉得在阿联酋的当代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是英语还是阿拉伯语？
UBIK：我觉得是英语。当地的批评性文章压倒性地在英文媒体中呈现。而我也曾听我的朋友说用阿拉伯语写的艺术评论文章看起来就像是新闻稿一样。
Mostafa Heddaya：《Triple Canopy》杂志称之为“国际艺术英语（International Art English，以下简称IAE）”的东西是否进入到了英语语言的等式中？
UBIK：是的，肯定是这样。所有的画廊都是这样做的…有时候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就这种情况写一些具有说服力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有时你会被迫在许多个方面与IAE产生联系。不过这对作为文字艺术家的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能够想出一些可以用到我作品里的小短语，我需要进行大量的编辑。
我当然希望国际媒体能够用到我的新闻稿，因此IAE就变成一种能够利用的中间立场。我还尝试用它来掩饰我的作品（政治方面），当然这取决于作品的定位。
阿联酋艺术圈里的人将IAE用作一种恰当的外交工具…迪拜文化与艺术部（Dubai Culture and Arts Authority）的核心团队基本由当地人组成。因而IAE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新闻稿的起草——尽管我很肯定他们会有自己的公关代理。然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从事这一领域的阿联酋人——仍然有大多数人都是女性，除了（政府机关）所有的领导位置之外——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们出国学习，然后回到祖国并且以祖国为荣——大多数都是这样。我希望他们能更富有批判性一些，但他们的报酬又很丰富，因为其雇主是政府。
UBIK的作品“Presentense”（2011）
Mostafa Heddaya：你是否担心政府制度利用艺术来进一步巩固它们的位置，或是创造一种临界的错觉？
UBIK：我的意思是这是一场需要非常小心的“舞会”——他们允许你说出对的东西，但是只能是刚刚好，不能太多。这里的媒介也是一样。如果你读过这里的新闻，那么你也会从中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社会评论家。你听说过Sultan Al-Qassemi吗？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批判性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之所以如此大胆那是因为他是王室成员。此外Sultan Al-Qassemi还是一位艺术资助人，他收藏了许多现代阿拉伯大师的作品以及当代艺术品；而最重要的是，他的藏品非常政治化。
虽然说始终可以从外界引入政治艺术，但我仍然认为土生土长的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