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艺术》 编辑/采访：王针

“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未来一种可实施性行为的筹备。艺术家所做的工作也是一种“计划”——对于艺术实践观念的可实施性的筹备，但是这种筹备是延续性的，作品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成果，但是从另一角度讲，成果也是筹备的一个过程，不是结果。

个体和一种传播的公众事件的常态被包裹在当下的公共空间中，事件本身并没有成为一种最直接的主体，而一种惯性的对于常态事件的认识或默许成为了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性的缩影。经验的重要性尤为明显，这也是一种社会性所造成的经验心理，就像“在公共空间的座椅上有张白纸，人们都会试图避开它”这一现象，这时候经验或许所体现的是忽视对“白纸”的本身的观看，而是对惯性的社会性经验的体现。而在这种话语权视角的诠释下，时常也会有社会公共性功能失衡的现象，却在经验之内，个体依然持续性发展，这时功能性只是成为了一种形式。回看这一现象，这或许是社会性经验之外所存在的矛盾。艺术家章清运用艺术方法论的视角透过这一缝隙来思考惯性之外的对于“公共”的观看。对于我的理解，章清使用的是非媒介性的“监控”方式来对于一种监控功能引申出的惯性的权力性、真实性的质疑。

章清在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早期的行为作品带有着暴力、幽默，这些以身体为媒介的行为作品在章清看来是“自我比较模糊的一种状态”，“比如觉得自己可能性别不明，就把自己放置在一种虚拟的角色中，更确切的说，是自己扮演另一个自己。身体对外界的感受其实是很弱的，往往小人物只能自嘲，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优势。”章清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围绕个体这个敏感的触角和对现有的游戏规则的调侃进行创作。从早期对艺术创作行为的记录到后面对于影像本身的行为性和真实性进行探讨，从对于有关真实性的行为事件中提出问题，到发出对于使用非真实事件来质疑现存公共空间中社会性经验之外的共同体当中的矛盾，在章清的作品中始终具有“行为”的发生，但是这里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章清在早期用录像或者摄影记录所做的行为创作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这种方式在消解作品本身的主观性，录像或者摄影与行为之间相互“吞嗤”，致使行为本身变得不再那么凸显。而他在后面的作品中用“监控”的方式时，这种录像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作为呈现载体而是把影像本身在社会性当中功能的位置在观念质疑中联系起来，达到了对于影像新语境的阐释。

艺术汇：你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自述“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请谈谈从开始接触影像到对影像有个人的认识，再到现在对于影像的媒介的自我使用，有着怎样的挖掘过程？

章清：在从事影像创作之前，我进行过一些行为艺术创作，其中有些最终会以录像和摄影的方式呈现。我试着以现场和记录两种状态的互相糅合来呈现整个作品，到最后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录像作品，但说它是行为作品，也可以。后来，我逐渐用视频剪辑的办法去解决观念部分的呈现，如作品《劫》。此后开始用录像这个媒介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当在做《603足球场》时，朋友杨振中建议我用监控录像拍摄，这样可以用更广角的视眼来记录现场。在剪辑作品时，监控视频中特殊的视角和心理暗示让我很感兴趣。监控视频带来视觉感受很奇特，画面很迷糊，总让你试图钻进图像并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从这开始我便用监控来拍摄一些作品，但这还仅仅是把监控当工具在使用，基本等于把摄像机换成监控摄像头。但监控视频中产生真实性、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政治性、观看者的位置、观看心理……这些让我对监控有了模糊的逻辑定位。直到2010年开始我把监控系统当作一种创作语言在研究，再也不是单纯的影像展示。

记者：从2006年开始“监控”就成为了你的一种艺术语言方式，我觉的“监控”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它以一种合法性来充斥在作品中真相与假像的边缘空间，共建出一种新的语境，请谈谈对于“监控”这一观念的构想与理解？

章清：监控系统是有些“八卦”的味道，有些时候就是在满足偷窥的欲望，侵犯了个人隐私，充当了犯罪取证的依据。长期从事观看监控视频的工作，往往会让人心理产生变形。监控视频出现的内容大家都认为是再真实不过的东西，这种观看心理很容易被某种关系所利用。所以假像只要扣上“监控”的字眼就置换了事实的本身。其实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情，那里有没有监控拍摄显得更重要，这个变成了先入为主的条件。监控观看的视角其实是虚拟的，它总是高高在上，凌驾于被观看者之上，事实只有这个人为的机器才这样变态地观看，带来的政治挤压感往往是我们所向往的。随着监控系统在全球铺天盖地的设立，以及网络中监控视频的充斥，监控系统会形成一种新的视觉语言（上面陈述过），但这只是一种镜头语言。艺术汇：材料、媒介的使用和作品呈现形式这两大方面的并置，是艺术创作中最直接有效的表达。看到你的作品中运用着不同的媒介、技术、表现手法来体现你系统性的观念思考，你是怎样控制并形成这种展示方式的表达？例如在最新的展览“cctv”中，作品《树》、《嫌疑犯》系列等，并且是否能够延伸性的聊一下您对于艺术方法论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使用的理解？章清：展览“c c t v”是把监控系统当作语言在创作，并非简单的监控取代摄像机的拍摄工具替换。这里首先要去除监控设备作为材料带来的植入式趣味，从监控系统本身带来的一些特质进行分支处理。“嫌疑犯”是在消解监控里看内容的真实性，更多的是在假定一个警察身份的监视者的观看逻辑，让这些在公共空间的监控视频面对一个监视者产生可笑、荒诞、神经质的身份问题。“嫌疑犯”的关键词：逻辑、行为、身份、制度。把这些元素放入一个观看状态，产生一种反应。不是放入监控系统它才起效，在没有监控系统之前它早就存在了，《福尔摩斯》里这种样式的思维和行动往往把观众旋进了电影的事件中。“The people’s secretary”完全用监控拍摄，利用了80年代宣传领导干部的手法模式，通过监控设备镜头将一个“百姓书记”的光辉形象、一个老百姓可以依赖的偶像塑造得完美到让人无法去想象他的存在。录像的画外音由一位资深的中国籍播音员以英文朗读，仅有英文字幕。预设的语言环境使作品脱离了中文语境，令观众意外地获得一些猎奇的、错位的观看经验。《树》让现实监控设备处于公共空间中夸张而真实的状态，一根牵引着不让整个装置倾倒的钢丝绳，丢弃了雕塑的反力学产生美学，让它在现实中更为真实。

记者：在自我虚拟的实践中，除了在向着自我所要到达的观念方向，会不会在这之中产生出别的对自己造成疑惑或者怀疑的视角？

章清：自我的怀疑或疑惑是在创作过程中一直伴随存在的。这些怀疑或疑惑往往会让一些刚开始创作的动力产生摇摆，创作伊始有很多一触即发的念头，但这些中有些是天马行空，几乎无法实施，这时产生的怀疑就会让你更贴着地面走。有时怀疑也会让你更多思考创作语言逻辑上的变化，让你消除更多的怀疑。而有些带着怀疑状态创作出来的作品让观众产生质疑，这个力也会反作用在自己身上，而这个就看你敢不敢玩。艺术汇：在《别走得太快》的作品中，在一种监控中多了一种剧场感，这本身涉及到的就是对于公共空间的放置，你怎样看待现存的当代艺术语境中对于公共空间使用的理解？章清：现在看来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其实公共空间往往会包裹个体，让个体的私密空间更加私密化，当越来越多个体的私密展示在公共空间时，私密的底线对这个一直吞噬它的公共空间便有了对抗性。就像很多人在网上大揭自己的隐私以换取关注，这个时候个人隐私就象赌桌上的筹码。其实当代艺术就像这个赌桌，赌徒们在悄悄的换取筹码，以待致胜。公共空间对于当代艺术来讲，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家可以拼命的往里填塞东西，然后消费它，或者打包放进美术馆。

记者：在《别走得太快》的展览中，把一个公共空间的监控或是一次事件，又安排在另一个有布局的空间中，能谈谈这之间的微妙组织关系吗？

章清：我所拍摄的地方是中国陕西西安秦岭一个贫穷的村庄，当地人称“二十里庙”的地方 。当地住房是陕西最廉价泥草房（用当地土壤为建筑材料）。而这个土壤也是特有一种文化象征。在这些住房的墙上用最廉价的石灰水（农村用来写标语用的）涂鸦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迪拜七星级酒店的场景、美国的帝国大厦、最昂贵的跑车和上海外滩繁华的景象。在整个村庄设置了10个监控摄像头，让55名身穿西服的城市人像每日朝九晚五一样穿梭在村庄，设计四个表演的场景。整个行走过程用时18分钟，正值山里突然天黑的过程（4点45分－5点）。在田园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些当地人也有着和城市人一样的价值观和梦想，追求着同一种品位的繁华，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产生的结果之一。在那个窗户漏风都不用纸糊的地方，怎么会需要监控治安系统。这个大山里的小村庄相对于大都市公共空间而言，它是当地居民的私密空间。我只是把在都市公共空间的人物抽离出来，把他们扔到这个叫“二十里庙”的地方，让他们在这里复制大都市里的朝九晚五。在这个作品中，把监控系统本该在公共空间服务的特质剔除，把拍摄空间置换，把监控系统置于一个不需要它们的地方。而当这个作品完成后，又回到都市公共空间里展示。

记者：在你作品中一次事件的拟真性似乎比一件真实的事情更说明问题，那能谈谈这种拟真手法的用意吗？

章清：这种你说到的拟真性是观众的一种反应，这与电影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种没有表演的表演，演员在这表演太简单了，他不需要刻画脸部的细节，比如嘴角动一下或演员之间的眼神交流。观众在监控视频中是看不清楚的。他们再好的表演也是徒劳，需要的是真实发展过程的连贯性，电影是不敢这么做的，只有新闻报道会这样，但新闻会剪辑，我也几乎不剪辑（保留事件的所有程序）。在陈述一个很呆板，看来有些枯燥的镜头，一些细小的变化就能带动观众，这是需要有耐心的。

记者：在当代艺术新的可能性的发展阶段，艺术家在思考新的思考方式、新的问题面和艺术新的生产方式的同时，观众也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现。然而在展览中对于观众的观看并不是对于观众的处理方式，而是对于观众在展览中甚至是在未来的当代艺术环境中所被放置的位置，你对此有怎样的联系性和跨越性的思考？

章清：首先作品创作时应该是以不讨好观众为前提的，至少这个领域我希望是这样。否则先前的概念不是不单纯，而是很容易不讨好所有的观众，观众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和不加思考（至少一部分）。你的起点高，他们跟不上，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想跟上，对于艺术家来讲这是福利。当然，观众说好的作品也未必好，在艺术史里面这样的故事不少。作品需要具备认知的经验，就像一个通道，你需要打开它，让人进入。再新的问题、再老的话题，面对它的艺术家还是要有独特而自我的叙述手法。生产方式就象艺术家的发型，只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对于一个完整个体而言，某一阶段的生产方式仅是一个插曲。我记得去世的娃娃（艺术撰稿人）说过一句话“没有新的艺术”。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能我能够看到一种很强烈的社会公共空间的事件参与或是一种干预，不论是行为还是影像、装置，有能看到一种社会性的影子，谈谈在你的艺术语境中和作品联系起来是如何理解和呈现这种社会性逻辑的自我诠释的体制？

章清：细看公共空间中产生的秩序感很像鱼群洄游，有着既定的规则和可控制的规律，有意识和无意识都会在里面。通过干预和破坏游戏规则产生新的秩序，让周围产生质疑和对抗，而这些质疑和对抗本身也是公共空间秩序的一部分。当制造一种与常规秩序不同的轨迹，这种从上至下的观看就发生趣味的变化，它达不到破坏整体秩序的感觉，更多是给出比较全面解析那些既存的秩序的必要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