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艺术 文.摄影/郭冠英

由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策划，今年9月14日开展至2013年1月6日的《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摄影和每日生活的官僚体系》（Rise and Fall of Apartheid: Photography and the Bureaucracy of Everyday Life，以下简称《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呈现摄影与影像的政治性格。摄影与影像作為一种艺术媒材、同时也是传播媒体，可再现事实，呈现非西方族群的艺术观，或主权被压制所延伸的问题。

「真正的解放并不只是解除个人枷锁而已，而是活在尊重他人的自由、并唤起他人的自由。」——　尼尔森‧曼德拉 [註1]

南非「种族隔离」（Apartheid）[註2] 於1948年被执政的南非国家党（National Party）以法律方式强化而执行，直到1991年因曼德拉领导非洲民族议会和国家党白人领袖展开谈判、1994年因国际舆论批判与贸易制裁才正式废止。儘管事隔多年，但意识形态中的种族主义才是最难消除的。《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开展以来便呈现其雄心勃勃的论述，就在2013年1月本展将结束之际，该以何角度来总论这个展览的艺术与社会意义？

媒体与影像构筑的现实感

当今数位传播的时代看似影像无所不在，世界的现实感是由媒体的影像所构筑的，透过詮释的网络才能使影像 进入一种歷史的、文化的与哲理思考的范畴，开展出一连串影像句子[註3]。本展重现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摄影内容的检选、陈列方式、策展动机值得检视。恩威佐安排展览中的照片以年代叙事的逻辑陈列，大部分的影像為黑白，照片记录了残酷荒谬、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以纪实方式再现生活，将资本经济生產结构中赋予「艺术」的幻想成分减到最低的企图。展览除了具名的摄影师，也有许多不知名的摄影者纪录当年的真实场景，几张葬礼的照片特别凸显黑白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

当「种族隔离」时期自1948年开始，摄影在反隔离的抗争过程中成為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意识型态最具影响力的视觉工具。从南非民眾高举拳头群集示威的图像，到即使在「种族隔离」结束后，反隔离的黑人领导者之一：克里斯‧汉尼（Chris Hani）仍然被刺身亡所引发黑人群眾的愤怒。在高腾市（Gauteng）举行大眾葬礼时成排的棺木，是许多黑人為抗争「种族隔离」政策而死於白人警察的武装衝突中。1985年被南非白人当权政府处死的班哲明‧墨尔斯（Benjamin Moloise）成為重要社会事件，不只是受害者、最伤心的莫过於受害者的母亲。

女性在种族隔离中也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不分黑白、年龄，1950年中期女性穿著「黑肩带」（Black Sash）在街头无言地举著标语牌，此沉默抗议与执政的政权產生张力。也有黑人女性抗议者在审判黑人的法庭外举牌抗议，或白人老婆婆用行动参与反种族隔离活动，而在抗议种族隔离的过程中，不少女性也被警方逮捕。

视觉陈列上，黑人抗争领袖的肖像被安排在展览的核心位置。1952年20位黑人抗争领袖因介入「反共產主义法案」而被召集到约翰尼斯堡市政大厅受审，此照摆在展览大厅；而曼德拉於1961年逃亡期间穿戴南非传统服饰象徵他的文化观，也陈列在展场中央。有意思的是，将此照与展场入口本展策展人恩威佐的照片摆在一起，这两位有著强烈政治意识的领导者，对文化的观点互相呼应。展览的最末也摆设参观者的作品，本展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工作坊学员之作），和南非隔离时期的具名与不具名摄影师的作品做对照。

在这个展览中，社会文献占最多比例，视觉影像作為人不分地域、文化的一种共通语言，摄影作為保存歷史的纪录，本展照片呈现被压抑、甚至是残酷的片刻，显然引发更多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更為警觉。但这并不是个悲情的展览，而是经过逻辑思考安排的，大多数的影像是平铺直叙、减低浮夸的修辞，实实在在地呈现根基於一个歷史片刻的事实。葬礼、紧握的拳头、抗争中的女性（黑白皆有）、愤怒的身体……《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并没有将所有的照片都限制於政治抗争的激情当中，除了550件影像作品当中，也穿插书本、杂誌、海报和影片，环绕在种族隔离年间的南非，相当逻辑地布局空间，狠理性地挑选并安置图像，就像策划一个大叙事的文件展，整体的视觉张力是相当强而有力的。

艺术视觉语言Vs. 社会意识形态

这个展览及其陈列不以彰显摄影家的表现风格為重点，反而较像文史陈列般，凸显一个歷史议题。但本展重要的艺术意义就在於其陈列逻辑，从展场一开始的「1948年前」（种族隔离政策前）南非照片略窥一端。1948年前的摄影几乎全是南非白人（早期殖民的荷兰后裔和后来的英国人）所拍，他们承袭17世纪时由欧陆带来的人类学研究观点，影像充满来到新大陆的猎奇乐趣，黑皮肤的非洲人就像在「人类学」剧场中，好像非洲的原居民住在歷史永远的过去中。这些早期作品隐含白人殖民者的文化自大盲点，和1948-1994年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纪实摄影形成不言可喻的视觉语言衝击，恩威佐以「视觉影像」策展来言说：艺术作為社会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与影响意识形态的力量由此显现。

「1948年前」的摄影，或可与近期高美馆展出的19世纪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看西洋景＞(A Magic Lantern Show)呼应 [註4]，简单的一张照片说明了不同种族的文化相应态度。1869年的华人新奇地看西洋景，但对西方人来说这是「纪实摄影」，但却反映了有趣的面对「事实」的「观点」。西方人透过大英帝国摄影师看著扎辫子、穿异国民族服的清朝男子接触「现代化」的事物，呈现19世纪啟蒙者的眼光看著似乎永远埋在歷史中、非现代的异国。这种上个世纪西方帝国之眼的镜像，一样强加在非洲人、非洲文化上面，这也是恩威佐强烈质疑的，也是促使他以奈及利亚出身、政治哲学背景，纵身入欧美主导的视觉艺坛，积极策画非西方摄影师於国际大展中。

在过去十年当中，恩威佐不只在欧美主催了重要的国际展览，受命為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学务长，并於德国慕尼黑「艺术之屋」（Haus der Kunst）担任总监，并且最近才被＜巴黎三年展＞（La Triennale）囊括為策展团队之一的恩威佐，為何在此时对十八年前结束的种族隔离大作文章？

不像过去国际大展时他检选当代艺术家作品，这次恩威佐由南非政府机构、非营利大学、报纸杂誌大眾媒体、私人收藏、不具名摄影师……等来源，广泛收集到30,000多张照片，从中挑出550件成為本展核心。他想呈现这些因种种原因而受压抑的讯息所具有的特殊纪录意义，他表示：「今天欧美艺坛中，这些脆弱、生銹的艺术体制，主要是缺乏和政治对抗、缺乏和习以為常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衝撞，使得今天的艺术变成对日常生活结结巴巴、多愁善感的书写。几个為美术馆所授权、不再迷人的策展人、艺术家、艺评人和其他艺术界人士，都垄罩在一种过於简单的、看似自由表达的幻觉，一种放诸全世界皆準的艺术表达和标準。」[註5]

恩威佐提出不同於西方标準的艺术，若主流艺坛看作一种异议的形式、引发思想上的激辩，就会暴露像专权的政治体制处理异议份子的态度一样，与南非种族隔离下的意识形态暴力无异。在极权的政体下，媒体/影像由谁记录或製作？动机為何？记录或製作是经由怎样的过程？媒体掌握在谁手中？在《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展中，媒体/影像呈现由反对种族隔离者所记录，这批在当时為弱势的族群手执摄影机的影像，虽影响了南非群眾，但狠大部分并没有流通到国际社会。

由西方到非西方：美学典范的移转

《种族隔离的兴起与衰亡》展并指涉了「艺术」不只是作為满足人类主观美感与快感的客体，而可脱离社会的现实；艺术一定程度地反射现实社会，不论创作过程中有意识或潜意识，作為社会发展上层结构/思想的特殊形态，艺术表现出当下社会心理反映的复杂过程。当数位网路如火如荼加速「全球化」的今天，欧美的经济低迷与中国成长相对下，过去欧陆哲思中心的视觉艺术所呈现的视野，也受到不同文化观点的衝击。恩威佐的策展动机一向不强调与现实有距离的美学哲学论述，而是再现真实，再现人类（不同种族、性别差异）对平等自由的渴望，并不一定以政治斗争形式表现，反而是作為社会意识形态上层结构的「艺术」，往往更巧妙地衝击和影响人的感知、和习而不查的既定思考模式。恩威佐狠敏锐地运用「摄影」来做為视觉艺术传达、沟通人们的深层感知，作為策动国际正义的工具：重现南非的摄影所反映的歷史时刻，并凸显早年欧洲殖民者到非洲的所拍的猎奇摄影、所谓西方观点（科学实证、人类学）的荒谬。

註释

[註1]曼德拉原句原文為：“For to be free is not merely to cast off one1s chains, but to live in a way that respects and enhances the freedom of others.” - Nelson Mandela

[註2]Apartheid是南非语，源於荷兰语的字根，為区分隔离制度之意。南非的白人可溯源自1652年荷兰人移民至非洲南端，在开普敦建立南非第一个白人屯垦区，现今南非白人领袖多為其后裔，亦即「阿非利坚人」（Afrikaner）。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对人种进行分隔（分成白人、黑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非白人族群（即使是居住在南非白人区）没有投票权，白人掌握政治经济的权力，有色人种成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黑人多在白人拥有的农场工作，但是只有白人八分之一的工资，不少黑人失业。

[註3]参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影像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Image）。

[註4]关於本作品论点也请参阅《今艺术》241期，龚卓军文＜从汤姆生、高重黎、涂维正＞。

[註5]欧奎‧恩威佐的回答原文：“… But little of this evident as the clattering, rusty machinery of the art world, largely out of practi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ttle, suddenly creaked back to life with its stuttering, lugubrious missives. Variously authored by museums, disenchanted curators, artists, critics, and others, these petitions shared the easy illusion of the universal ideal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llful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censorship is an occupational hazard that all dissenting and radical forms of art must face, whether under liberal or illiberal political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