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采写：记者周正阳

胡昀作品《我们生产什么？》

“惯例下的狂欢”艺术家草图。

01 “惯例下的狂欢”，用数学和方程解构艺术家

与其说是“惯例下的狂欢”，不如说是“数字下的狂欢”。

“惯例下的狂欢展”中，每一个参展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将从O C T当代艺术中心的历年工作、展览中选取一个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作为切入点，而打动时代美术馆策展人蔡影茜的是七位艺术家的个展，他们被列入了“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范畴，而这七个展览均由O C T当代艺术中心执行馆长黄专担任策展，将这七位艺术家创作手稿、作品图片以“七星聚会”的方式陈列开去，便构成了本次“惯例下的狂欢”展览的主题。“我们既要从中理解艺术家个体的创作实践，又要回顾并追述展览的复杂性。”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如是说。

展览的“复杂性”如何体现？在黄专看来，任何一种艺术风格都是一道费解而神秘的方程。“我们要用方程式来解构艺术家。”而被列入到“解构”行列之中的，分别是隋建国、汪建伟、王广义、张培力、舒群、谷文达、徐坦。这些艺术家都曾在O CA T做过展览，而他们的展览成果如今却仅以档案、文献等有限的物质载体存在。然而，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持以“打破常规、多元选择”的先锋倾向，就如同一个个未解方程中答案莫测、结果待定的“X”。谜语一般的未知数，悄悄地嵌藏在那些以文本、文献、资料图片、设计图示堆放而成的展览现场中。

于是，在O C A T宽敞的展厅里，观众们将被一连串“数字”笼罩。率先被“拟数化”的是艺术家本人，譬如，艺术家徐坦喜欢“玩语词游戏”，并把语词的表意变得云里雾里、变幻莫测，这就很像多元多次方程中的“X、Y、Z”，而艺术家隋建国则和法国著名数学家笛卡尔实现了精神相通———隋建国把“解析几何”和“空间艺术”统一起来，于是在著名的艺术计划“偏离17度5”中，他精确地计算出上海浦江华侨城和原版设计图纸偏差17.5度的地理事实并施展艺术创作。这其中的关键助力是日趋成熟的3D科技———创作伊始，3D立体动画便用数轴加曲线的方式，形象、逼真地模拟了浦江华侨城的实景和位置，并与原设计图进行了微妙的比对，这就好比在浦江华侨城上放置了一张超大型的“解析几何坐标系”，而这正是他动手创作的完美参照物。

当然，呈现艺术家数字化思维的还有那些书写凌乱的策划手稿，被标码的说明图、设计图、草案图。譬如，谷文达的“实验水墨展”中，其设计手稿中就分布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如“原何7作品：16，17，15，14，18”、“16、15、14、18”，这些排列组合揭露了作品尺寸变更的信息，也是一个个将美学元素包藏其中的密码。而另一些艺术家的“手稿”，则更像是建筑工程的标书和说明方案，譬如王广义的创作往往都有详尽的“说明书”，“铁架可购买类似或制作”、“高约5-6米”、“约500-15000px”等数据准确地描述着艺术装置与所处空间的关系，而张培力在推出个人系列展览时，也按照矩形图状小心翼翼地设好办公室、背投彩电以及日常家具之间的关系，俨然一个家居装修生活家。这些专属于艺术家的“设计图纸”、“规划图纸”以往从来不会出现于公众的视野中，如今却大白于天下，艺术家们理性、精确、立体、数字化的思考模式终于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谁说艺术家一定是理科白痴？他们操控数字的能力甚至不逊于那些资深工程师、建筑师。

  02 把“数学”和“理性”嵌入艺术，并非孤例

当然，艺术家的“数字实践”还不仅仅止步于一场展览。艺术家把自己的创意和构想做成一幅幅数据图、统计表或设计方案，然后再“按图索骥”地进行创作，这实际上传达出一个讯息———即艺术同样需要“理性”和“计算”为之把关。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具有这种“理性倾向”、“数字意识”的艺术家不在少数。他们既体现出一种横跨人文和科学的渊博学识，又让艺术品具备了某种理性的规则和韵律。

生于19世纪末的荷兰画家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就是“数字化艺术”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总能体现出科学的规则，并通过图形隐喻某些逻辑悖论及几何谬区。譬如，他画过内克尔立方体、彭罗斯三角等根本无法实现的结构；采用“镶嵌图形”的重叠瓷砖探索建筑中镶嵌图形的“无限性”。而多面体、变形几何的应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埃舍尔多次在“平面”的纸张上生动地描绘曲面现象和立体造型，譬如，1963年的作品《茂比乌斯带II》中，埃舍尔利用套色和影射将数学上有趣的茂比乌斯带绘制出炉———一条丝带被扭曲后，将两端连在一起，则丝带的正面和反面是相间地连接起来，这种位置构造很难用平面绘画来表达，但埃舍尔却偏偏做到了。他也让“视错觉绘画”从一项雕虫小技升级为一种将“透视光学”与“画技”混合的特殊艺术门类。

对于艺术与数学、理性的关系，资深艺术评论人苏亮有精辟的论断：“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数学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古代中国画、古代建筑，数学关系就尤其明显———三合院、四合院、雕梁画栋、飞檐翘壁都是按照审美的黄金方位，按照审美函数的构图原则打造而成。这些工艺创造统统隐含着某种特殊的数学逻辑。”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人们就已经认为，只要恰当地调整好数量比例关系，建筑、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就能产生最美、最和谐的艺术效果。

在“艺术”和“数学”两个领域上“文理兼修”的艺术家，是时代的宠儿。达·芬奇、弗朗西斯卡、安帝·罗马斯、梁思成等均是享誉盛名的“跨界达人”。他们已经用丰富创作实践证明，讲究严谨、规范、理性的数学，与追逐观念、概念和写意的艺术并非天然对立的关系。

  03 新媒体时代下，艺术家更需要“理性思维”

而进入当代，“数学”与“艺术”的联姻，又产生了新的形式。新媒体成为艺术媒介，数码科技、3D动画、液晶荧光等纷纷成为当代艺术重要的视觉元素。这实际上给艺术家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不仅要善用传统画笔，更要将各类高科技构图软件娴熟应用，对艺术语言与数码语言之间的转化了若指掌。艺术家的理性思维、数学思维，又再一次得到了递进和升级。

在中国画家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江福全看来，“理性”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字眼：“为什么现在的当代艺术家好像成了建筑家、装修设计师一样？艺术媒介的转换和升级，对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当代艺术作品对空间、布局的要求越来越高，分拆成一个个板块后，便涉及了电子工程、建筑工程、数码工程等多个层面，缺乏“工程思维”，一味“闭门造车”的艺术家恐难跟上艺术媒介日新月异的时代。

而在资深艺术推广人、设计师Zasky看来，艺术家把“理性”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观念结构之中，并不会动摇艺术创作主观化、个性化的原则。“有人担心‘理性’会不会导致艺术家的创作‘束手束脚’。其实，当理性成为艺术家个人意识、个人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时，艺术家本人需要按照什么样的数据，依照什么样的设计图、草案图进行操作，都不再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艺术家本人创意的体现。如何将空间科技与艺术创作手段统一起来，将会是未来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