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艺评 文：杨成瀚

面对这次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的相关争议，我们基本上可从下列四个面向进行思考：

（一）国家馆定位、总体文化政策与评选检讨机制

国家总体的文化政策、战略目标和执行步骤首先绝对必须进行思考。一旦国家总体的文化政策、战略目标和执行步骤决定，如果因政治性、歷史性、国家能见度、经济效益，或因策展人/艺术家的优秀或极富意义的创作而必须将其摆上国际舞台，让人看见的考量，还是决定对威尼斯双年展进行参与的话，台湾当代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定位、参展方式，以及接续对策展人的遴选、评估、检讨及考核作业才有办法确立。

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

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非域之境》....抢先一方面，就「鸡蛋不应放在同一个或同几个篮子」、台湾对国际能见度的焦虑、长期对欧美的依赖，以及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连结或相互参照关系对「去帝国」、区域稳定和经贸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助益而言，「去欧美中心的认识论」的确有其必要，我们也许不但不必每两年花大钱，将资源投注於那些「仅為了参加而参加」、「仅為了曝光度而参加」，且实际成效不彰或根本就无从有效评估的欧美文化盛事，也不必以一种以「外国的月亮就是比较圆」、「旁观者清」或「局外人就是看得比较清楚」的逻辑，非得搭桥造路地与其他国家馆进行「连携活动」，非得邀请国外的策展人，国外的艺术家参展，非得邀请国外具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媚俗但同样毫无在地再整配、再生產效力或意义可言的检讨评估不可。

毕竟，在有条件地肯认欧美在和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所说的「全球当代艺术」的竞技场上有文化形象和系谱学上的先势和优势的状况下，「局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国外」的问题不但值得深思，且「局外」或「外国」的公信团队虽有「旁观者清」或「国际权威」的优势，但却也有不够了解台湾当代艺术在地生态和事态沿革发展的先天劣势。对此，（尤其在经济大环境如此低迷的当下）你我绝对有权利、有以义务对政府每两年烧个一两千万派遣策展人和艺术家前往一个台湾或中华民国民眾中有百分之八十没去过的地方进行可能是无效或效果有限的「文化宣传」的这件事是否值得，是否恰当的问题进行深思，以及严格的监督、把关和评估。

德国艺术史学家贝尔廷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陷入某种锁国式的「台湾」主体或「台湾」中心论， 认為既然是「台湾馆」或「台湾对国际赛事的参与」，就非得要由「台」籍的策展人策划，非得全由「台」籍的艺术家参与，或「台」籍艺术家非得佔比较高的比例不可。毕竟，放眼近十年，以「台湾主体」為名进行的论述我们不但早已听得耳疲，假「台湾主体」之名行使的暴力我们不但早已看得够多，且如此一来，还有可能极為可惜和令人愤慨地排除掉那些「非台湾或中华民国国籍」，但却数（十）年如一日，為这块土地默默付出奉献的「外籍人士」或「外籍艺术家」（诸如澎叶生和文鲁彬等）。

当然，台籍优秀的艺术家和策展人绝对值得长期用心培育，也绝对值得被摆在国际的舞台上被看见。但也正是因此，重点其实不在於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的国际比例及数量，而绝对在於他们的「作品」或「创作」（毕竟在这块土地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绝对和这块土地有某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关系不应透过「国籍」这种单一、具有先验的排他性，且与其创作的好坏优劣，甚或是深刻与否无关的变项进行中介），在於在他们的作品或创作中所隐约浮现的在地面貌或风貌，在於他们的作品或创作中的那些可见的，有关他们所身处的这块土地的种种，在於我们希望这些展出的作品或创作能带给观眾什麼，能带给观眾怎麼样有关我们所身处的这块土地的想像、思考和感受的问题。

换言之，重点其实在於这些作品在独体、个体和集体层次所给出的「有关我们所身处的这块土地」的某种感性流变和或感性分享是否够好（即能对现实或真实进行揭示或形变的程度），够深刻，够令人感动，够能触发思考，而非那先天原罪式的「国籍」，及其背后所可能牵连着的某种先验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或「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问题。

就此，〈「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展览提案送件办法〉对於「策展人必须具备中华民国国籍，但艺术家却不一定必须具备中华民国国籍」的规定虽然在逻辑上有其令人无法理解之处，而我们也许也必须确认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要和谁对话，要对话什麼，要让人家看到什麼，以及对「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与「参与亚洲或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文化活动」间的权衡进行更务实，也更為有效的评估，但艺术圈的有志之士也许也必须小心在批判上容易陷入的一个认识论障碍和谬误。

未完待续……

来源：全球艺评 文：杨成瀚

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争议的四个观察点（中）

在〈威尼斯双年展争议的四个观察点（上）〉中，我们首先提出了「国家馆定位、总体文化政策与策展人遴选」的第一个观察点，指出在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的遴选和思考上，我们也许用不着徘徊、摆盪於「要不用台湾的艺术家或策展人」，「要不用国外的艺术家、策展人和评估团队」这两个极端或这个虚妄的两难困境之间。尤其，在必须对公开徵件的规定、总体文化政策、方向、目标和资源配置进行更為有效和务实的评估的状况下，我们也论及了台湾艺术圈目前在对此事件进行批判和讨论时所可能陷入的某种认识论上的障碍和谬误。

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

换言之，这样的一种认识论上的障碍和谬误即：「不能在说明、实际论证和社会对话的基础都不够前题下就為了去欧美中心或与其餘的双年展连结而去欧美中心」（如龚卓军）、「对策展人和艺术家国籍和比例间所进行的倒置有可能忽略了台湾的主体性和欧美的背景其实都是全球场域的一部份」（如陈浚豪和骆丽真）、「『以平行会外馆的身分出现』并不一定就等於『在威尼斯「台湾馆」并不是一个跟「国家」有关的展览空间』」、「作為台湾艺术家（人）以其作品展现其特色的『台湾』概念与被转变為地理（位置）的『台湾』概念间事实上仅存在呈现脉络和背景定位上的『差别』，而不存在『国家与非关国家』，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对内与对外的操作策略』间的『差异』」、「对观眾而言更印象深刻的恐怕在於台湾的『特色』和地理（位置）上的『台湾』，而非『台湾』的特色，及其非关国家的『地理（位置）』」（如吕佩怡），以及「对『台湾馆』的僵化和单一性的揭示、批判，或对於『台湾馆=（威尼斯年展的）普里奇欧尼宫』的想像绑架了台湾艺术圈的这个说法也有可能因其『两面刃』特性而反倒在不知情的观眾的脑中强化了『台湾馆』的僵化和单一性，亦即进一步或另类批判思考的可能性」（如王圣閎）的这个事实。而这再再也都反映出了「同样身為形塑台湾文化的一份子」的艺文界人士对於自己所说的话的思想準备不够，或长期在讨论问题时无法对自己，以及自己要对抗的对象的概念进行更精确、细緻而有效的区分和釐清，因而做合理和有效的论述和论证的这个老问题。

而这种对於概念釐清，划分，以及（在某些论者眼中的对於）「论述或论证形式的精緻度」的要求，不但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是对於「现实网络能否更细緻地牵动」的替换，而反倒是「现实网络能否更细緻地牵动」的关键（因為对现实网络的更细緻「牵动」首先必要的是对於这样的现实网络的连结关系及枢纽进行更為细緻和深入的「认识」或「阅读」，而使这种「认识」或「阅读」產生更细緻的「现实网络牵动」力的关键正好就在於某种更為深入和精确的「概念釐清，划分」，以及随之而来的更為合理和有效的「论述」）。吾人之所以会把某些事件，（当事者和观眾）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情感，和感动视為一般人看不懂，唱高调，吊书袋或冰冷的「概念」，僵化的「形式」和「逻辑」的这点其实并非出在那些被无辜地误识為「概念」，「形式」和「逻辑」的血泪，记忆，情感和感动，而在於我们自已，在於我们看不清，看不见，也不想看见在那些看似冰冷，和财团等垄断者利益掛鉤的「概念」，「形式」和「逻辑」背后的究竟是什麼，在於我们看不清，看不见，也不想看见使这些「概念」，「形式」和「逻辑」（换言之，就是「思考」）得以可能，迫切和必要的血泪，记忆，情感和感动，并以一种极為残酷，暴力，以一种极為「无感」，「无差别」，「好玩」至上，甚或是自视之知的方式炫睨地进行了一场「对他人痛苦的旁观」，以及由这种「无差别式旁观」所揭示的「歷史感的空无」，或「七天前发生的事就好像七年前发生的一样」的这个事实。

而就目前闹的沸沸扬扬的「重新评选」、「撤换张芳薇 重组双展办」，以及「公佈资料重新徵件」的议题而言，北美馆馆长黄海鸣的说法也许也不无道理。我们不应因北美馆和双年展办长期的资讯不对等或不透明，或因这次公开徵件和遴选过程的不公平就对主事单位提出的所有考量点和说明内容进行全盘否定。黄海鸣认為，我们应仔细思考双年展办和这次公开徵件及遴选过程究竟出了什麼问题，且究竟要以什麼样的标準进行重新评选，而不应以（部份人要）「重新评选」的意见（加上自己对这整起事件的不满，笔者所加），就一股脑地说要进行「重新评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讨论「重新评选」、「撤换张芳薇 重组双展办」，和「公佈资料重新徵件」究竟孰轻孰重，究竟谁有理谁没理，及其可行性的问题。就此，我们必须说，在重新评选、改组，徵件，和撤换张芳薇的议题上，同时「重新徵件」和「公佈资料」所代表的重新来过或重启开放性的意义应比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有问题的现实或现状」，并从其出发的「重新评选」来得更為优先。而合理地说，「撤换张芳薇」和「重组双展办」的问题则仍有待更為深入和清楚的讨论。究竟这些问题，这些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或封闭性是否真的给出了「撤换张芳薇」和「重组双展办」的某种「必要」？换言之，我们该思考的是对「撤换张芳薇」和「重组双展办」的「必要性」究竟何在，以及即便撤换了张芳薇，我们要以谁来顶替，我们要以什麼标準来遴选这个顶替人选，和我们要以什麼样的原则、方式和判準重组长年来积怨和问题重重的双展办的这个问题。

最后，当「艺术家或策展人孰轻孰重」，「艺术家与策展人」间的角力现今再次浮上台面，而在这次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的争议中成為另一个隐晦的角力场的同时，我们也应记得：没有一个「展览」只展出「策展人」或「艺术家」，你可以说在一个展览中「艺术家」或「策展人」其中一者会成為焦点，你也许会搞不清楚一场展览的主体究竟是策展人或艺术家，你可以说现今这整场事件已成了某种「艺术家的反叛、逆袭、艺术家长年对於策展人的怨对的一股脑的宣泄」、「策展人和艺术家间的一次摊牌」，或「策展人与策展单位对艺术家的牺牲」，但我们知道，就展览的技术（先别论在其后的档案化）或展览的政治学而言，任何一个「展览」的展出、展示、或展演的效力（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展览）绝对有赖於策展人和艺术家间的某种通力合作，或「策展人—艺术家—艺术（作品）」间的某种在联觉或联想上的共显（co-presence）关系。

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争议的四个观察点（下） 

在前文中，我们已针对艺术圈目前的批判和讨论所可能陷入的认识论障碍和谬误、「重新评选」、「撤换张芳薇 重组双展办」，以及「公佈资料重新徵件」的合理程序的议题进行了针贬和论述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紧接着对「艺术家和策展人间的角力」，以下的叁个观察点进行深入地剖析和阐释。

对「策展人和艺术家究竟孰轻孰重」或「搞不清楚谁是艺术家谁是策展人」的感性焦虑要不是看不清艺术在现今生命政治和生命场域的重新指派下的那多元而灵活的蜕变和身份转换，就是忘记了自己不只是个（已解放或获解放的）观眾，而是个在展场中以感性為凭的想像或「自我启蒙者」，忘却了「在进入展场后自己是（应）想像着的」，或「靠主动的被动性身体的这个观展时的肯定辩证并不能替代展评的效力或政治性必须仰赖主动的主动性影像的否定辩证」的这个事实。

（二）责任隶属

对责任隶属的详细釐清也绝对有其必要。就此，我们首先应对这个吕岱如获选的这个结果予以尊重，就其〈致艺术界朋友的公开信〉来看，吕对於台湾馆的想像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和可理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吕岱如不需对挑选这叁位（而非那两位「外国」艺术家）艺术家的缘由向社会大眾做出说明，也不意味着北美馆馆方或双年展办公室在事前就不需对威尼斯在地生态的潜知识或潜规则进行分享和告知，在事前不需对评选标準和项目进行开放讨论，并对设计的缘由清楚说明，在事中不需将以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将评选过程透明化，而在事后不需对这次雀屏中选的吕岱如的策展提案进行公佈。让策展人自必须自己「以一挡百」地出面说明、澄清和公佈，或让那些仅掌握在少数人手裡的在地和他地的策展经验和知识永不见天日， 毫无积累与传承地随着相关人士的去职而烟消云散，让有心了解、参与、讨论和从事的任何人—而不只是艺术界或「相关」人士—毫无脉络可循的这点本身就是值得斟酌的。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

（叁）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流通与传承

而也正是以此，在地与他地策展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流通和传承也绝对有其必要。在参与过诸如威尼斯双年展等等国际大展的台湾策展人屈指可数，而又大多身兼艺术大学教职的情况下，当然，正如黄海鸣所说，整个歷史詮释、书写、建构、书面/档案化和经验传承的工作不能只有美术馆来做。但就此，我们也可以这麼说，如果作為一国之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的主事者对经验传承的可能性想像都只有「跨科技整合」、「学院老师对话传授」的话，那麼也无怪乎会有声音指出双年展主事者在资讯流通、对话，以及更迫切也恐怕更重要的，想像上的僵化和封闭性。在要求北美馆和双年展展办迅速确实地进行经验及资讯的流通和传承的同时，我们恐怕也必须思考，以怎麼样的流通条件、环境和方式这些珍贵而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获得更大的社会—而并非只有艺术圈内的—普及和可企及度，如果我们希望北美馆和双年展办的资讯和执行作业能真的获得积累、流通、传承和开放的话。

（四）北美馆的封闭性与艺术场域的封闭性

而也正是因此，我们认為，艺术圈应更為积极、有效、务实和普及地与一般对艺术生态、经验或知识毫无所悉的社会大眾对这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争议、问题，和自身的批判及建言进行说服、沟通和对话。如此一来，不但可让这整起事件真正作為某种社会的政治或角力场，而形成某种社会舆论，促使北美馆和双展办能以更快速、有效、更有诚意，也更為确实的方式进行开放、传承和回应，也可迫使艺术圈将「一般社会大眾的视角」或「一般社会大眾的看法、直观和感觉式措句」纳入自己的感性（分享）计算，并更為真实地面对在自己的策展论述或创作中所浮现，以及自己所再现、曝现、呈现、体现、揭露、分化或批判的「世界」、「社会」，或「一般社会大眾」。换言之，也正是因此，我们认為，作為当代艺术生命或当代影像宿命的「感性分享」策略的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绝对在於对一般社会大眾的感觉（即我们现在常说的「fu」）逻辑或直观概念（在市场上，这样的一种一般社会大眾的「感觉逻辑」和「直观概念」所累积而成的就是某种「消费者心理」）进行掌握的「切合」和「精準度」的这个问题上。

换句话说，一方面，就艺术圈而言，我们认為，不论是从要达成自身目标的策略，或是藉由这样的批判，藉由这样的知识和经验所可能再次巩固起的「艺术圈自身的权威」或「艺术圈自身的封闭性」（例如：对自己因北美馆和双展办的封闭性，而不知道必须向威尼斯政府申请等烦琐的潜规则和行政程序的苦水吐露，或不要将资源都投注在欧美中心的双年展，而必须也与亚洲或世界各地的展览作交流和对话的这些建言在现今可能对一般社会大眾而言都显得奢侈）而言，呼吁北美馆和双展办将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在社会上以一般社会大眾最大的能见、普及、可理解，或以最大可企及性的程度流通，而并非仅对自己，对自己同一个圈子的敌友或同僚，或在自己所属的圈子裡积累、流通和传承的这件事恐怕也有着某种非比寻常的意义、重要和必要性—如果我们还希望将我们的创作，我们的观察、批判和想望与一般社会大眾对话的话。

而在另一方面，就一般社会大眾而言，面对艺术界对2013 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如今排山倒海而来的批评、质疑、建言和改革声浪，也许隶属台湾或中华民国国籍，持有台湾或中华民国护照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不应以一种事不关己、「隔岸观火斗」、「狗咬狗一嘴毛」、「茶壶里的风暴」或「互相看不顺眼」的看好戏的心态置身事外，毕竟，台湾当代艺术（先不论是要以策展人还是艺术家為主）在下届威尼斯双年展中的呈现如果还是要叫「台湾馆」，如果「台湾馆」目前还是我们进军威尼斯双年展的想像的最大公约数，而我们目前也找不到另外更好的想像或形象建构来代替原先的这个想像的话，那麼，这个「即将到来」的「台湾馆」就不只是张主任（或「张太后」）的台湾馆、黄馆长的台湾馆、北美馆的台湾馆，「那些搞艺术的人」的台湾馆，而是你我，你我都已，都可，都能，也都应参与其中的台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