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

《在一起》与《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两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纪录片。

这类纪录片其实很多，非洲的、东欧的、中国的，当一位导演脑中闪过拍摄一部以艾滋病人为主题的纪录片的想法时，他心中的道义感或解蔽死亡与痛苦的好奇会让他兴奋地进入工作。

全球对艾滋病的叙事，有个坡度。美国是艾滋病的多发区，但是美国最盛产的并不是艾滋病纪录片或电影，而是防治宣传片，通常是气氛轻松而略带幽默的公益广告，提醒公众要注意带套和远离毒品。而到了东欧、非洲、中国，布尔乔亚式的乐观主义宣传片就少了一些，纪录片、电影、摄影，各种现代图像叙事手法被用于展现痛苦，不仅仅是绝症的可怖，还有贫困、社会危机等问题。《在一起》和《好死不如赖活着》就分别在这个坡度的不同位置上。

《在一起》是伴随着众多大明星加盟的《最爱》一片的拍摄而拍摄的，而这两部片子都仿佛处于一个公益事业的内部。口碑不佳的娱乐明星章子怡在与感染艾滋病的小演员玩耍时，笑容与说辞不由得让人产生“艾滋病拯救娱乐工业”的引申。如果说整部影片的开头由于配乐和几个不愿在镜头前暴露自己的艾滋病人而显得忧郁，那么到了片尾就是乐观至催人上进的了，看完整部片子，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救赎的运动；艾滋病人从一开始不愿暴露自己，到敢于向社会坦诚相见。片中的主要角色老夏，感染后被老婆赶出家门后到寺院试图出家，在加入剧组后跟大明星和电影工业的精英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离开的时候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不歧视我！”，然后全剧组对他离去的背影一起鼓掌。

除了温暖人心的“不歧视”，我看到了《在》一片中的另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剧组和防疫部门的专家一起开座谈会，专家向剧组普及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时说，“现在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是71岁，而艾滋病人通过现在的“鸡尾酒”疗法，坚持治疗，基本寿命可以接近这个全国平均标准。”这个高潮揭示了一件事，就是艾滋病的问题实质已经被解决了，得病、吃药、生活、死去，艾滋病人的一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甚至连寿命都达到了全国人均标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关爱已经战胜了艾滋病。

但是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片中，刚才的一切就恍若隔世了，甚至在纪录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仅有的两个主角就死了一个；甚至可以这么说，从片头开始到雷妹死去，片子就是在拍摄她是怎么死的。精神崩溃、发泄、拜神、苍蝇趴在脸上也毫无反应。作为一个人最糟糕的境况也莫过于此了，而这个厄运并不仅仅在死者一人身上；事实是，除了拍摄者和这家人9岁的大女儿，这个家庭全都是感染者。而这样的死亡与困苦，最终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抛开具体的情节，相信每个观众第一眼就能看出两部片子处在不同的坡度上。因为两者的画面实在差别是太大了，相信《在》一片用的摄像机和《最爱》这样的标准级别电影是同样的。整部纪录片每个镜头机位与转场都充满了设计感，稳定、漂亮而抒情，如此制造出的画面，很难不让人在图像与道德上进行双重的审美——无论是画面展现的场景、人物，还是他们的情感和道德，都带着理性而积极的美感。而《好》片中，低端的摄影器材和抖动的拍摄，很好地制造出了肮脏的画面和压抑的气氛。两部片子中，哪个的画面更接近事实我们并不能评判。但至少，我们看过《在》后再来看《好》，会恍然大悟——并不是每个艾滋病人都能活到70岁，而某些艾滋病人的核心问题，或许并不是什么社会歧视；一些乱入的奇怪思路，让我们的媒体生产者建构了一些离题略远的道德命题，这些命题的气氛让人感动，可这感动与另一些事实之间却有着绝对性的隔绝。

中国的文化基金会事业正在兴起，“栗宪庭电影基金会”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先生在2006年创立的中国第一个非盈利电影基金会，旨在推动独立电影和纪录片运动。而栗宪庭先生在1989年和策展人高明潞先生共同策划了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次展览上，艺术家们裸体并做出了诡异的行为，也最终发生了艺术家枪击自己作品的事件，震惊了世界媒体。在栗宪庭先生的推动下，这个展览向一个政治性的“事件”转化；而持反对意见的高明潞先生没能阻止事态的变化，从而造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历史性的转折和两人长达十几年的决裂。栗宪庭先生有一本代表著作叫《重要的不是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就是说我请你到我家来做客，然后席间忽然对你耳语道：这个房间里除了你我，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人，而他才是真正的客人。

公益广告是设计师们尽情释放自己才气的角斗场，也是其被建构出的意图的流露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