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讯中国 作者: Sarah Hanson

土耳其艺术家、电影人库特卢格·阿塔曼（Kutluğ Ataman）一直以关注边缘人群而著称，让他们自己叙述和描绘自己的故事，以这种形式来探索他的主题，而现实和虚构的界线往往变得很模糊。2004年透纳奖提名的阿塔曼，同年以作品《古巴》（Küba, 2004）获得卡耐基奖金。在这件由40台电视机组成的装置中，叙述者是伊斯坦布尔库尔德贫民聚居区的居民们。在早期作品《戴假发的女人》（1999）中，艺术家将一位政治活动分子、一位战胜了乳癌的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一位变性妓女放在一起，让他们各自解释自己戴假发的原因。在2010年的《乞丐》里，他将现实中的乞丐们乞讨的画面交叉剪辑在一起，将一些观念物化给我们看，挑战我们对社会底层人的认知。 

然而，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的艺术家可能还活跃在世界各地——从威尼斯到卡塞尔到圣保罗——用他的镜头作纪录，但近年他从国际艺术界的视线中消失了，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和伊斯兰堡的家中专注创作。他的新作品系列「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Mesopotamian Dramaturgies）将于11月1日开始在 Sperone Westwater 展出，该系列将镜头从特写转向宏大全景，展现了区域身份认同和活力的更广阔主题。「作品的核心还是一样的——关注建构与重构——但我不再用个体的人来创作，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地理和更宽泛的历史上，」阿塔曼解释说。十月，身在另一个212（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的阿塔曼和 ARTINFO 探讨了八年来的首次纽约个展中的作品。

多介绍一些和「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这个计划有关的事情吧。

我是2009年在土耳其东部城市埃尔津詹开始这个计划的。所有的影片——「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的前半部分——是在那里拍摄的，一些后续的影片也是在那里。现在我已经准备好拍一部全长片了，此外在运作的事情还包括把我的工作室和一些项目搬到埃尔津詹，离开伊斯坦布尔。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环境，这地方有时候不是很真诚——不像十年甚至五年前那么让人兴奋了，近年它就是不停地在重复西方的那些姿态。我从今年夏天开始和这里的一个很不错的画廊 Manâ 合作，跟他们相处的很好。但是埃尔津詹非常新鲜，完全是块处女地。那里还没有当代艺术的生产，但是它是个大学城，有30,000名学生，在一座山上，而且发展很迅速。最重要的是，那是我的故乡，我开始创作的地方。所以回到那里去，组一个新的团队，充充电，这对我很要紧。 

新的全长片会是「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的一部分吗？
不是。我是个职业电影人；我有两顶帽子。我会继续在这两个领域工作。与此同时，我还会创作新的摄影和录像作品，它们之间某种程度上是有互动的。这是一种对话，不是吗？ 

「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完成了吗？
很不幸，还没有。我正打算结束它，我得从巴基斯坦飞到伊斯坦布尔，放下一些行李，然后去叙利亚，计划好了在那里拍摄。就在那天，阿拉伯之春导致叙利亚局势恶化，所以只要把所有计划都取消了。到现在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我一直在等待革命结束。 

你觉得革命会改变你对当地的一些看法吗？
不会。「美索不达米亚戏剧作法」是关于历史的重构以及我们对地理的认识的。我在叙利亚要拍的是关于生活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的，这些人不得不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背井离乡，我希望能到那个地区看一下，那里很多地方已经消失在沙漠里了。真要说影响的话，阿拉伯之春其实对这个系列的时机是一种提高。不过，虽然这个事件对我有很大启发，我并不打算直接去指涉它。我已经做了《混乱》（Mayhem）这个诗意小品，也会在纽约展出。作品里的素材是在阿根廷拍的，一个叫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它的一个理念就是地理这东西虽然在给土地标出含义，但其实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叙事，一种剪切/粘贴的局势。就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变成了纽约的新阿姆斯特丹。 

能否介绍一下最新作品《混乱》？
这是一件三维装置，每一部分都是一些水以不正常的方式从下向上冲刷。流动和革命就是作品的全部。在此之前我做过一个作品叫《水》（Su），看上去很平静，用了苏非派风格的几何形字母，画面被处理得看上去好像是这些字母的局部大特写。这就像用 Google Earth 把视线推进到某个实体的地方。但是《混乱》只是其中的一个粒子：它暗示了任何表面看上去平静的东西都是包含着暴力的，反之亦然。它讲的是自然和社会变迁的辩证，但同时也跟我在创作的时候在埃及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从美学角度讲，水是无法捉摸的，很难控制，同时它又可以融化一切东西，可以改变形状，冲刷、席卷一切。给水一种结构，就成了一个文明和历史的陈述。 

这么说这件作品考虑的是阿拉伯之春的基本状况，而不是具体到土耳其？
是的，因为阿拉伯之春对土耳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土耳其的社会和动向是非常不同的，我觉得土耳其不大可能成为这种运动的发源地。然而，这毕竟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看着这些独裁政权，我们总是觉得挺同情的。只要有所表示——哪怕只是对自由和民主的一些很细微的表示——都是令人欣慰的。 

其他在 sperone Westwater 展出的「戏剧作法」作品包括《第二语言英语》（2009），是两个土耳其学生用磕磕绊绊的英语朗诵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荒诞派诗歌，还有《月球之旅》（2009），一部伪纪录片，讲的是一些村民想要用清真寺的宣礼塔造太空飞船。能不能说一下这几件作品之间的关系？
这个系列之所以叫「戏剧作法」就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一块地理区域，同时也是一块政治意义上的地区。然而它还是一个关键词，因为土耳其的现代性不是从本土产生的；它基本上是一个进口的现成模版。因此装置中的影片是在指涉我们如何与这些从外界引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的姿态进行重新的制定和翻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给它们新的含义。比如你可以想一想莎士比亚，在西方体系中他的作品是很重要的，引发了启蒙运动，为建立现代西方世界的秩序做了准备。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本身是很古老的——基本上全是从西班牙宫廷那里偷来的。在我的作品《莎士比亚全集》（2009）里，我探索了这种西方文明的「归属」，我没有去排演那些戏，而是在影片里抄写它。也不全是我写的——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是助手在帮我写，因为这个我失去了不少助手。抄写花了大约三年。但是影片展示的是这些戏剧包含的西方世界的理想，采取的是在墙上投射文字的形式，用很快的速度滚动，这些词语就变得无意义了。而且看上去像现代派绘画。 

和书法的近似性把我惊呆了。
是的。《水》也包含书法——这个系列的所有作品都是彼此映照的。《月球之旅》是一段用两轨画面叙述的虚构旅行，显然不会是真的——其中一部是彩色的，知识分子们在论证，另一部是黑白的，是叙述者在讲故事。独立的两块屏幕上是两种陈述事实的方式，作品在两者之间摇摆，历史和叙事的构建中的人工成分。 

也关系到我们彼此讲述历史的方式。
是的。在看影片的时候，你头脑里会有一个整体的故事，你不顾一切地选择相信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我做过一个单画面版，在电影节里放映的，有人相信了！我很惊讶，在土耳其居然有人会相信小村子里的四个人打算登月，坐在一个金属宣礼塔里飞上去。当你站在一个权威的立场上摆出证据，人们是什么都会信的。 

这真可怕。
但同时也有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