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olland Cotter（陈颖编译） 2012-2-20 来源：NYTimes
2009年首届新美术馆三年展被命名为“比耶稣年轻（Younger Than Jesus）”，这表明那场展览非常注重年龄：参展艺术家都不到33岁。而今年的新美术馆三年展被命名为“不受控（The Ungovernables）”，这标志着展览的重点转移到了态度上：参展艺术家不仅年轻，他们同时还是不守规则、难以控制的“顽童”。
虽然展出的艺术作品具有高度的争议性，但整场展览在视觉与感觉上都与之前那场忧郁而又令人烦躁不安的展览不同。新美术馆教育与公共项目部的策展人Eungie Joo将本届三年展放在了最近的“占领运动”的环境中。这样的参考物也许有些过时了，但是你能看到其中的要点。
Eungie Joo与她的助手Ryan Inouye“组装”的这场展览有点像是“人类扩音器”的样子，这点非常有吸引力。整场展览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表现出了友好与机智，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小型、令人愉快的形式姿态的活动，并不刻意强调自己的基调，具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
艺术家组合Ala Younis展出的作品之一，“Junior General on Iraq”。本届三年展在实现其全球覆盖性方面也颇具特色：参展的50多位艺术家中只有4位出生在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自然地衬托了即将于下个月开幕、以美国艺术家为主的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此外，“The Ungovernables”的国际性还表现在它邀请了两个分别来自非洲与中东的艺术组合、以及一位来自波哥大的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塞拉（ Gabriel Sierra）——参展。塞拉的装置作品极端朴素：他在一面墙上雕出了一些高而深的切口，然后在里面嵌入了梯子、水准仪、绘图桌等在雕刻过程中会用到的工具。来自约旦的艺术组合Ala Younis共有六个成员，彼此之间的合作看起来似乎非常松散：他们共享了同一个主题——军国主义，但却采用了不同的媒介（素描、摄影、影像）以及不同的立场（赞成、反对、含糊不清）进行表现。通过对比，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Invisible Borders”似乎更像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组合。它由数位艺术家及作家组成，他们在过去三年中每年都会开车从拉各斯到非洲的其它地方进行旅行。即使这些旅程都有固定的目的地，但它们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尽可能多地跨越更多的国界线，然后通过集中和默认变成泛非一体化。这样的冒险听上去很有意思，不过其中也有人们需要面对严肃思考的时候——如汽车抛锚、边境不放行（该艺术组合拒绝收买他人）以及某些拘留等；整个过程都由艺术家Lucy Azubuike与Nana Oforiatta-Ayim用影像记录了下来。
艺术组合Invisible Borders影像——包括电影短片——在占地四层楼的这场展览中扮演着一个积极、遵循纪律的角色。来自巴西的Jonathas de ndrade等艺术家像绘画那样非常富于表现力地处理了这种媒介。在他于二楼展出的一件作品中，4000个黑、白男性被爆头的画面在一段60分钟的短片中匆匆闪过，给予观众一种像是被鞭子抽打一样的效果。在这件作品的旁边展出了英国艺术家（现居住于开罗）哈桑·汗（Hassan Khan）的电影“Jewel”，集丰满的听觉与视觉效果于一体。这部短片的焦点是两位男演员，其中一个穿着工人阶级的衣服，另一个则穿着办公室套装，每一个人都代表了开罗社会史的一个方面。在整个短片中，他们两人都面对面地站着，跟随逐渐动感起来的Shaabi节奏做着摇晃手臂的动作。他们看起来斗志旺盛而又充满性欲，就像是诉诸美感的芭蕾双人舞一样。芬兰艺术家Pilvi Takala的影像作品则是本届三年展的一大亮点之一。Takala是在2008年创作的这件作品，当时她在一家会计事务所获得了一份工作。在接受了必要的训练之后，她在自己指定的桌子旁坐了一个月，什么也没干，只是凝视着办公室，或是不断重复地上下乘坐公司的电梯。和她一起工作的员工一开始很友好，而且对她充满了好奇；但他们很快就变得警惕了，最后则发展成了充满敌意——因为她这种“疯疯癫癫”的行为始终在继续，并且她没打算向他们解释。我无法想象Takala是如何录制下这段影像的，但是她对工作空间无声、令人紧张的“占领”的确值得一看。
哈桑·汗（Hassan Khan）的作品“Jewel”。未完待续…
“不受控（The Ungovernables）”：沉默的违抗 Pt.2
作者：Holland Cotter（陈颖编译） 2012-2-21 来源：artspy艺术眼按照过去三年的发展趋势，本届三年展包含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行为表演。因而有的展出作品是在展出场地之外进行的。来自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帕里斯（Nicolas Paris）将为高中学生经营艺术工作室；来自以色列的艺术组合Public Movement将环绕城市进行主题演讲；而另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组合House of Natural Fiber则计划同时呈现生产酒精类饮料的技术以及电子音乐。
“A Person Loved Me” by Adrian Villar Rojas当然，这场展览最不缺的便是大量的“物品”。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具备一种设计巧妙的不整洁，而这在最近十分的盛行：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带有一定的目的。然而，阿根廷艺术家Adrián Villar Rojas在五楼上展出的一件雕塑作品却是真正地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这件名为“A person loved me”的雕塑是用灰色黏土做成的模型，它从地板上一直耸立到天花板，就像布满了棒状增生物的巨大的真菌一样。Adrián Villar Rojas是去年威尼斯双年展阿根廷国家馆的代表艺术家。在本届三年展中，他是在美术馆里完成这件作品的。尽管这件作品直到最近才完成，但它看起来似乎已经快要腐烂了一样——而这正是这位年轻艺术家想要看到的效果。据悉，Adrián Villar Rojas还将于三月份时在曼哈顿下城的世界金融中心广场建造第二座雕塑。
“We the People”by Danh Vo短暂性——无论它代表着瓦解或是无法粘合——同时也是越南艺术家傅丹（Danh Vo）经常使用的主题。傅丹现居住于柏林，是国际艺术圈里最令人兴奋的艺术家之一。他称之为“We the People”的5件青铜雕塑看起来像是典型的抽象主义。事实上，它们都是一个巨大的雕像的碎片——即自由女神像的全尺寸复制品，傅丹是在中国铸造然后切割它的。他是否能将一些尺寸已经十分巨大的碎片组装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美国人民能否用“我们（we）”来取代“我们与他们（us and them）”？不确定性是傅丹及其同辈艺术家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存在主义的探照灯，极力推崇新理念以及创作方式的寻找。
两位美国艺术家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其中一位是阿比盖尔·德维尔（Abigail DeVille），他利用街道垃圾和家用物品在美术馆楼梯的一个凹室中创造了某种蹲守者的洞穴；另一位则是朱莉娅（Julia Dault），她展出的雕塑是由用绳子系在一起、折叠成了卷状的树脂玻璃制作而成的，这件作品看起来坚固结实，但却需要展厅墙面的支撑才能保持竖直。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朱莉娅自己弯曲和固定这种难以处理的材料完成的，因此它的最终形态取决于创作当天朱莉娅的体力，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因情况而异的极简主义；由肌肉决定的激浪派。
“Untitled 20 (1:00 pm - 5:30 pm, February 5, 2012)”by Julia Dault也许Joo的教育家身份能够解释：观众只有在做过了一定功课之后才能理解到一件质量非常高的艺术品的内涵。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维恩图、并且进一步了解该图表在上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因为“其具备一定的颠覆性”而被独裁者禁止使用，这样你才能充分了解阿玛利亚·皮卡（Amalia Pica）灯光投映装置的含义。即使没有这些细节，这件作品依然会给人熟悉的感觉，因为它具有如此多的艺术史先例。这里展出的作品几乎都是这样。当你走进展厅时，你会发现你无形中在为自己列一张清单，而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三年展的名字上。
这些上过同一所艺术院校、跟随同一位老师学习如何定位自己的艺术、最后涌向同一个艺术市场的艺术家能有多“不受控”？记住，在这种情况下，年龄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秀场。哪怕这些艺术家中只有很少的人在发展和改变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不受控”是什么、然后做到了“不受控”，那么未来一代也应该欠新美术馆一个大大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