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99艺术网 作者:山姆



“我们有太多年轻衰老的人，80后90后甚至00后，貌似年轻但他们满脑子体制，对任何个人态度都看不惯，喜欢一切正确的东西，然后误以为自己染发纹身打孔就算个性了，其实脑子里住着一个老干部。”——汪建伟《摘自新浪微博》

由今日美术馆主办的《瑞信-2011今日艺术奖入围展》日前在今日美术馆打响，汪建伟早早来到现场出席媒体采访的环节。走路脚步挺快的人通常都是勤奋的工作狂，汪建伟就是其中一个，前不久还在给“中国独立动画电影论坛”当评委的他，整个评奖活动下来据说作了39段笔记，拒绝跑龙套的他也因此把论坛主办方感动得要死。

汪建伟从不放弃获得外部信息交流的机会。事实上，汪建伟是《瑞信》去年的评委。在当评委过程中，汪建伟发现很多作品是他所不熟悉的，但由于这个机会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其他艺术家的创作，这样便获得了一种外部的信息，这对他来讲是挺要紧的事。

关于评委与被评：

“当评委是我去了解别人，当艺术家是别人了解我，但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不会有这样的接触的点，包括你今天来采访，如果我在家里做事就没人会来采访。

当评委我有一个感觉，我认为评奖不是对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仅仅做出一个好和坏的判断，而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有更多的对价值的不同的判断，然后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而且这种判断实际上当代艺术最稀缺的，就是鼓励、建立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和相互提议的，提供多元和不那么同质化的一种声音，而评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之一。第一届我是评委，今年我是被评者，在交流当中可以不断发现和警惕是否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学习能力的状态，或者是说你是否还有能力不断地在思考，或者你有没有能力在今天所有社会和知识的面前受到不同的一种监督。”

汪建伟为本次入围展带来了作品《收容所》，作品大量地使用了反光条，《收容所》延续了《黄灯》这个主题，就是不被任何一个正确性所拥有，临时性的聚集在一起，汪建伟表示“收容”是对正确、主流和已经形成规则事物的逃离。反光条给出的是警示和“它让你停止”。

关于《收容所》的由来：你看见的东西，其实是最应该保持距离的！

“有一天晚上我路过一个地方，我突然发觉白天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部消失了，我看见的全是对消失的这些事物的警示。比如说一个电线杆，它有10米，我只看到一个10公分的圈，然后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载重车，我只看到一个水平的桥，这一瞬间我就突然感觉这种阻止和遮蔽是不是有点儿像我们现在这个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第一次使用是在9月份，在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共产主义海报设计”，我直接用了一个大的反光带把它做成一个有空间的感觉，因为这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海报，我上边写个词叫“化妆品”。因为我认为它好像就是我理解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真实社会前面的部分，但是后边部分始终可能看不见，这时我用大量的反光条放在现场，实际上反光条跟拘留所、收容所就构成了我的一个关系。而且它还是在《黄灯》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认为这个事还没有完全做完，因为我现在成天想的就是“黄灯共同体”这个问题，共同体就涉及到如何在一个失去权力监督和分配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共识，我们是不是非得把这个权力握在艺术家手上，握在某一些人手上，真的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看我使用的名字、使用的材料，更多的是让它超越所谓的特殊经验，反光条是每个人看了都有反应，我鼓励你这个反应，你先不要去想艺术家在想什么，首先你认为什么，就是问了很多人说这是不能接近，这就是黄灯共同体，就是在最直接的地方使用一种经验，但是把这种经验直接带入到当代艺术当中，什么不能接近呢？你相信你看见的东西，其实是最应该保持距离的。”

关于跨学科：“创造”不应该是艺术家的独享！

像大部分人所说的那样，汪建伟从出走成都画院那一刻开始，作品一直是跨学科思考的，他作品背后的思考所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断被外界所放大，但在他个人看来，并不存在什么跨学科，也没有所谓的“跨界”。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偶尔的机会就是想到“突围”这个概念，我突然发觉去看一看我不熟悉的一个知识领域，我当时想哪个是我最不熟悉的？科学！在这儿之前我们老是说艺术家充满了创造性，艺术家怎么怎么样，就好像“创造”这个词是来自于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家独享的，当你读到科学的时候才发觉科学的创造性让我们感觉到脸红，在这个意义上讲“创造”这个词不一定只是属于人类的某种知识和经验。艺术只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知识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人类全部知识的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想想：用人类全部的知识来思考艺术？甚至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就不存在哲学、科学、艺术这个问题，这是属于你在共享的一个事情。”

关于当代艺术的基本命题：艺术的定义和边界在哪？

“艺术的定义和边界是当代艺术一个最基本的课题，这个课题不解决，我们还能够梳理出一个当代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问题。我觉得这边界问题在今天，它的不明确已经是事实，任何想拯救这个边界的努力，其实都变得很意识形态化。”

关于新媒体：线形的技术进步论本身就很滑稽！

“我很少提新媒体这个概念，我提的是综合媒体或者多媒体。新或不新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往往把历史变得非常功利化，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造成了这种巨大的伤害，这样的话就把一个日常的每一天个人的时间完全否定掉。比如像绘画，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工具和技术的更新，因为我觉得这种线形的技术进步论本身就很滑稽。是要画画，还是从事新媒体，不必去集中看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如果明天他换了夹克，你不会提到一个问题‘你对你红色衣服的否定意味着什么呢？’。把问题翻过来，我只注意到你最终呈现的语言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当一个艺术家最终只想让别人注意的你的技术的时候，也就失去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创造和艺术。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当我们进了一个屋，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只看见技术的时候它就叫‘新媒体艺术’。

其实我觉得选择的自由和以这种选择不再作为问题是一个进步，我想二十年前一个人不画画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在今天它不再是问题。社会已经容忍人的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大，这就是一个社会进步。

今天的艺术家拥有了更多创造手段的可能，所谓说他可能会在同时使用一种综合的媒介，但是同时他也可以只选择任何一种，比如说他认为此时此刻他的观念跟摄影有关，他必须要给一个东西，他就已经是非常准确，他就是只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艺术，也许他的下一个作品他会选择装置。比如在国外我经常会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展览让你大吃一惊，全是雕塑，但是这个艺术家给你的感觉是概念艺术家，你再看看他在想什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材料。这个是一个多媒体的概念，不能说他使用了雕塑语言，没有看见影像，也没有看见别的，他就不能叫多媒体艺术家，他只能叫雕塑艺术家。我觉得可能今天的艺术家使用的材料和手段很丰富，而他使用的方式也会变化，就是处于不停的变化当中，我宁愿这么去理解。”

关于《黄灯》之后的新动向：什么才是当代？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的，就是我不可能重复我自己，重复像《黄灯》这样的展览，明年可能会有一个对于我本身来讲的一个背叛。其实当代艺术就是一个不断地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怀疑别人，不是怀疑那个权利，就是有的时候你怀疑权利，实际上是首先怀疑你自己，怀疑你已经拥有的和你已经认为正确的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能就是我明年有一个展览的一个基础。从另外一个点来说，可能是我现在越来越对‘什么是当代’的这个时间经验非常感兴趣。

阿甘本在十几年前写过《何为当代》的小短文，他认为‘当代不是故意的和今天一致’，但是后边半句也很关键‘也不是故意的要把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里’。

既然不是故意的和今天保持一致，‘今天’这个时间就不是‘当代’，什么是‘当代’呢？他在写这个文章之前，比如说他读了卡夫卡，他也读到了本雅明，他说为什么这些人好像就在今天，他们的知识和阐释出来的一种理解跟我们在共享这个世界，这个时间叫‘当代’。而且不是说现在街上流行穿黑衣服，而你穿上了一件，只是说你分享了这个元素，但是在这个时间里，这个不是‘当代’。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有两个概念，一个有价值的时间的碰撞和卷入，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在这儿就没办法谈。比如说你认可我的话，你会马上跟我说你认可一个什么东西，包括你在描述语言的时候，你可能会让我马上想起谁谁谁，这些人有的时候可能在几百年前，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今天就在我们的桌子上边，在这个此时此刻的相遇就叫‘当代’。”

采访至最后，汪建伟向记者透露，评委的工作实际上挺琐碎的，因为首先要对所有的艺术家的全部作品做详细的阅读，这得花大量的时间，否则评委的理由就很不充分，汪建伟也相信这一届的评委跟他去年一样的在认真的做出评委该做的工作。“我觉得也得感谢他们，其实你没感觉到吗？一个评奖最后牵扯的是一个系统，包括媒体、评奖、美术馆、艺术家……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一个不是在这样背景下的展览和它的区别在哪儿，我还没有思维很清楚。”汪建伟很快陷入了另一个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