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宇：什么是“达利波嘛”？——阅读与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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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作为一种工作方式通常是无法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的，因为别人失去“说话的权利”无非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了“说话的渠道”，因为有可听方有可说，而听说之间有各种社会实体负责传达，这个实体消失了，也有减少了“说话的权利”；另一种是出卖了“说话的权利”，本来别人有话要说，但是人家出于理性或其他什么理由，主动把这个说话的机会交给了别人，而得到了自己应得的，这样也就心满意足地“失去了说话的权利”。面对上面两种情形，如果想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第一种需要的是建设一种传达听说的社会实体来，第二种则需要让对方放弃自己通过交易“说话权利”而得到的好处，或者让别人撕毁交易协约，既得到了好处，又违反道义地行使他已售出的“说话的权利”。


第一种捍卫方案需要各种劳动，比如自己办报，给别人说话建立平台，但是我国有报禁，怎么办呢？那么就去参政议政成为党魁然后开放报禁吧，但是这样太麻烦，更方便的办法是建个网站，但是建好了网站别人也不会来上，因为现在我国有的是受众量巨大的网站，人家想说话，无论真假好坏，去注册个账号就行了，上你的小破网站干吗？


第二种捍卫方案需要让别人放弃交易“说话的权利”，但问题是人家这样交易肯定有人家的理由，你不一定能说服人家，如果你立场不坚定，还没人家聪明，没准反而被人家传销了，自己也去交易了“说话的权利”也说不定。如果你立场坚定，但说不过人家，那你只能练练肌肉块，买盒吉列刀片，晚上电话给人家说：您好，我是来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的，请您放弃对“说话的权利”的交易，要不我杀了您！


如果对方是个武术家，歌曰“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那种，你也武力威胁不了人家，而且人家有交易协约在身，已经享受了出卖“说话权利”的好处了，虽然不想得罪您，但是也不能违反道义啊。那么你只能以更大的好处诱惑之，比他出卖权利的好处还大，这样对方应该选择不出卖了吧，但人家不一定会相信你，因为你没有与对方签订协约，更没有指定出详细的说明来；人家也是眼睁睁看着苏联东欧被坑爹的，虽然人家也不爱国，也压根不担心领土分裂，但人家也有别的担心的呀，老婆女儿变妓女，毒品艾滋光头党；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所谓久病成良医，所谓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作为一个誓死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的人，居然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世界上这么多人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见几个真的去拼搏而死掉的；除非这是一种献祭，否则别人对“说话的权利”的交易跟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不说这些烂贱的自由主义丑闻了，谈谈读书。


英国自工党上世纪末执政以来，其开展的文盲化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创意产业路线图的贯彻，使得其政治的后现代化以重建经济人的形态为主导，积极通过青年文化与资本进行去政治化。当代艺术、设计业、摇滚乐被行政化地抬高的同时也被强烈地去政治化，布莱尔的好基友Oasis等一批乐队也成为了60年代以来罕见的完全没有政治性而被追捧的摇滚乐队，Radiohead在演出现场放雪山藏獒旗也完全与英国本土的政治无关，在中国观众看来的政治性实质上是以将本国的政治问题转移到对英国并不重要的中国而进行的文化上的去政治化——当畅销书作家但增加错被一群被文化资本主义建构的后现代经济人阅读时，达赖喇嘛就仅仅是个被炖成心灵鸡汤的精神导师于丹而已。就像中国公众眼里的当代欧洲并不重要一样，英国公众眼里的中国也不重要，这些文盲没有任何对孔子、司马迁、鲁迅的阅读，也不理解世界现代史，甚至连莎士比亚也失去了足够重视；所以通过“达赖喇嘛-哈利波特”式的阅读，将政治问题转移到中国本来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对英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


我想我刚刚MIX的这个新词“达利波嘛”是英国后现代政治的核心角色。用低品质的艺术结合资本主义扩展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狭隘的“文化性”，同时把真正的政治——也就是对共同体如何变得更好的严肃讨论——几乎彻底抛到了脑后；英国打酱油式的参加伊拉克战争显得几乎莫名其妙，既没有充足的理由也没有充足的反对理由，我甚至怀疑英国有没有对伊拉克问题进行真正长远的政治打算，进而有没有理解美国的路线对自身大情势的影响。


英国的骚乱与新疆的事情同出一辙，闹了半天不知道在闹什么，低俗的跳舞电子乐和不知创新还恬不知耻地不去自杀的摇滚乐没有给公民更好的文化教益，连简单的纲领与敌友区分也提不出来，知识界的反思更是乏力之极。相比之下，被称为出了很多小偷的维族在骚乱中对抢劫财物的兴趣显然没有英国卫衣党们高涨；如果说伦敦社会有什么“核心矛盾”的话（用马克思式的形势分析语言），那就是——即想满足被文化资本主义刺激出的高涨物欲，又不愿通过自身德性和能力的提高或对公共的贡献来获取这些物欲满足。这种制度化的德性败坏是有理由的，因为英国世纪之交以来（可追溯到70年代）被建构的烂贱的青年文化就是一种反对道德反对公共贡献的低级的个人主义体验文化，这种文化产生时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矛头指向是“无聊的、尴尬的、平庸的、唯利是图的、中年人的社会”，但是最终形成的却是一种“无聊的、虚荣的、平庸的、物欲高涨的、肤浅的、暴力的、青少年的社会”，电影《猜火车》很好地批判这一现实，却也又抒情化地煽动了这个趋势。


YBA的兴起注定了今天伦敦街头的暴乱，英国文化艺术的建构取向就是无所顾忌地年青化、直白化、暴力化。当一个艺术家团体被称为“现实主义”、“长安画派”，并且说自己的主张是“ART FOR THR PEOPLE",或者”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时，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艺术是有内容的、有价值观的，即使我们反对这种价值观。但当一群人称自己为“年青的英国艺术家”，并且什么价值都提不出来时，我们要不要信任他们呢？烂贱的女艺评人都很有才气，可以用“新的感受力”“震撼主义”之类的明显的虚无主义式词汇来形容他们，但或许这些指称对写作者本人并不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廉价而虚荣的词汇支撑了英国工党政府经济化的后现代政治。英国创意产业的繁荣是经济的繁荣和《读者文摘》式小点子与小感动的繁荣，而并非社会人的繁荣和高品质文化的繁荣。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多数英国文化人物无不以平庸的作品与撒泼的气质上位，继而名利双收，这种实质的败坏与虚假的繁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英国城市人的精神状态；公共生活并没有被很好地关注，民主机制也就不能良好地运行，继而官僚化，再继而gover losing，再再继而烂贱与灾难接踵而至。


显然英国是言论自由的，但是有说话的权利却没有说话的能力会怎么样呢？看看伦敦的火光就知道了，看看乏味的英国当代艺术与摇滚乐、电子乐、摇滚电子乐就知道了，看看娱乐对公民时间的占领比重就知道了。所以说英国应该取消说话的权利吗？当然不是，说话的权利没问题，但说话的能力从哪来？当然是对伟大作品的阅读。这个形式用拗口的英国方式怎么表示？当然是“阅读的自由”。用更拗口的法国方式怎么表示？当然是“阅读的权利”。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阅读的自由”和“阅读的权利”，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说话的权利”一样，但外国人自己的说话方式，自己应该懂吧。


right我不懂，free我也不懂，liberal我也懂也不懂，但儒家我懂一点，在政治上舍本末之辩，抑尊卑之别，肯定人要用脑袋走起路来的。如果英国不能给自己人以阅读的权利，继续用专制的创意产业文化资本主义治理国家，目前的危机肯定会转化成更糟糕的危机，现在一些英国白人已经把骚乱怪给黑人和移民还有开放政策，但证据表明参与暴乱的白人一点也不少，谁想看见种族主义抬头呢？谁想看见挪威那位先生的“独狼”们在英国也来几发呢？估计只有官僚化民主背后的那个不管不问、毫无理智的魔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