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琳的艺术空间

艺术管理的紧急关头
王南溟

大家下午好，感谢“从柏林到上海”艺术管理论坛的邀请，让我有这次演讲的机会。我这次演讲从我这十多年的工作和教学情况，同时也结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来谈谈我对艺术管理的看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5年之间我做的主要评论工作是：第一、对国家艺术政策的评论；第二、对艺术中表达自由与现场之间的冲突关系的评论；第三、对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意义的评论。我在四川美术学院给研究生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叫做“艺术制度与法律”，主要是研究国家艺术政策、艺术家表达、机构管理以及相关法律问题。在2005年之前，我还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双年展模式的批评，对中国的文化政策的批评，对文化部的有关行为艺术禁令的批评，还涉及到为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的辩护。我为什么特地要讲2005年之前，因为在此之前，我批判了这一类事情，到了2005年之后，我把这些批评实践作为教学的内容。

在2005年之后，我所批评的一些现象其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从2000年开始由地下发展到地上，再到有国家政府的支持，比如2009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因为2004年文化部颁布一个政策，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列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艺术被纳入到一个大的产业系统，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艺术园区、拍卖行和文交所这样一些新的产业。国家发改委牵头，把中国当代艺术以产业的名义归入到他们要做的工作当中去。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如中国当代艺术院，把中国政府原来反感的政治波普艺术家也纳入到他们的产业范围，而且表明我们的艺术市场再一次“繁荣”。这次是国家以市场的名义，而不是以思想和艺术的名义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或是以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名义来支持中国当代艺术，所以从政府到民间，中国当代艺术成了政府的“生意经”。

然后，威尼斯中国馆一样是政府项目，对威尼斯中国馆的争议，在媒体还在讨论。这些问题在我2005年以前的批评文章里面都曾经有过，从上海双年展到威尼斯中国馆，我用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政治寡头。这是政府部门的少数人自己的行政所组织的双年展和威尼斯中国馆，是和我们的民主社会里面的民主决策的过程相背离的。事实上，中国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因为国家的政策对当代艺术的支持而使艺术变得自由，恰恰相反，艺术依然没有自由。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我在此举个例子，北京潮白河行为艺术活动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在宋庄的潮白河这样一条农村的河边，宋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积聚的地方，也是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产业以来的一个政府化的艺术产业地。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屡屡发生干预艺术家行为艺术活动的事情。潮白河事件也是因为宋庄艺术家在潮白河边举行自发性艺术活动，最终演变为一场警方主导的闹剧，警方当场抓走了5名艺术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艺术家被警察强行按倒在地的现场。艺术家随便可以被拘留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变。

由此我们看到了两个现场，一边是鲜花和红地毯，一边是艺术家被拘留，这两个现场共同组成了目前中国当代艺术跟国家机器有关的事件。然后政府政策里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同样还在继续，从天津的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出来。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事件，使得我们本来在讨论的拍卖行的假拍以及价格的不稳定在文交所的发热下，使得艺术市场更加地混乱。

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范曾诉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因为郭庆祥在文章中说他的画画的不好，用流水线作业来画，和其知名度不相当，而且当时没有指名道姓。于是范曾把郭庆祥告上了法庭，这个看似打不赢的官司，结果却是范曾赢了。这个案件的结果等于告诉了我们：批评不再合法。

从国家艺术政策到艺术市场到艺术家的自由表达然后到艺术批评，这样一连串的艺术事件构成了我们今天中国艺术管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事件也不是2005年之后突然发生的，而是从2005年之前其实就广泛存在了，只是2005年之后，这些事情依然得到延续发展。区别在于，2005年之前，我对发生的类似事情进行过必要的学理上的批评。但是2005年之后，我没有对这些事件发出我的批评声音。所以，有很多读者和观众开始对我进行批评，问我为什么不发声音？

我有两个原因对这类事件没写评论文章。第一、2005年之前，有关这类事件我都有相关的文章和研究，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一直认为我的旧文都在，道理是一样的。第二，我从2005年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有另一件事情急需要做，就是我要管女儿练钢琴。我目前的工作身份是钢琴助教。每当有人来批评我的时候，我只能回答我在家里培养伟大的钢琴家，虽然这是一个玩笑的说法。

借着这次论坛我要说句话，2005年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所产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说，我没有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批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作个自我批评，希望我这个自我批评能在网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