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主义：重估中国当代艺术价值
来源：艺术锋尚
近年来国内的当代艺术创作在主题性方面愈加倾向于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对于艺术的社会学倾向成为一个显著方向话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欠妥。艺术社会学这种现象其实一直就存在;实际上只要艺术存在，就一直存在艺术对现实的一个分析和解读甚至严肃的批判。现代艺术的诞生以来，经历从印象派、达达主义、观念艺术等都存在着这方面的特点;倘若看一看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甚至意大利的“贫穷艺术”等都有一个针对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倾向。回过头来，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谱系中，1979年时“星星画会”也是跟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85年的现代艺术运动也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包括黄永砯、徐冰、蔡国强的作品里面都是跟政治、社会学联系的很紧密;比如黄永砯做的“EP-3侦察机”以及徐冰用灰尘做的作品，这些实际上都是跟社会学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倾向不是从今天才有的，而是一直都存在着。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艺术非常多元化，有形式语言的、抽象艺术的，也有带有批判性的艺术、观念性的艺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艺术非常具有多样性，也没有形成社会学的倾向是个主流的态势，我只认为它只是整个谱系中的一种现象。
谈及艺术家主体性在当下的体现，我认为主体性是建立在方法论、观念和形式语言上的，实际上如何来判断主体性我觉得要从一个具体的与之相关的方法论上去判定，这个确实主要取决于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也包含对社会的判断力;但是这个判断力如何体现出来呢?那就是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作品的价值意义。谈主体性的时候建立在信仰、传统、现代性的基础上，而不能空谈这个主体性，所以我们今天认知艺术家的主体判断性的时候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有逻辑性的推理，有没有一种连贯性、持续性的认知，有没有确立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
如何去理解作品的社会性，我认为今天谈及艺术跟社会的关系时，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即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多元主义的时代，我们以往那种宏大历史叙事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个体历史的时代，艺术家也是个体的存在，这个时代更加强调一种微观历史，也就是说，更强调个人化的对现实的分析与解读;今天更强调微观和日常生活的视角，强调个人体验，那么所谓的历史、现实或社会性就与过去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从宏大走向微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思想维度发生了变化。比如刘小东的《三峡移民》记录了一个历史阶段，但不是宏大叙事，他更加强调人性，更加强调跟我们更加接近的这个人文关怀。这主要与社会结构、城市化进程、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商业化的崛起等变化有关，这些都影响着艺术家观察角度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理解社会学艺术的时候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
至于当下艺术发展的标准问题，今天已很难谈什么标准了，这个标准具体是指社会学标准还是其他标准。已很难去谈了， 当代艺术的规律恰恰以破坏标准为其宗旨。这样的话，倘若我们要真的去谈，只谈社会学而忽略艺术本体的内在性，那是不行，而是应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观念决定了形式和内容。另外，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他性，这里讲的不是内容上的东西，是语言形式上的东西，是观念意义上的东西，观念是通过形式语言表现出来的;其实从整个艺术的谱系看，能留在艺术史上的作品，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它以是否颠覆、拓展艺术的观念语言作为标准，你看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尔他们都是开辟了一种新颖的模式，还有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他们无疑给我们提供启发性的艺术方法论，这些人最终是在语言形式上强调的一种变革意识。
近年来国内的当代艺术创作在主题性方面愈加倾向于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对于艺术的社会学倾向成为一个显著方向话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欠妥。艺术社会学这种现象其实一直就存在;实际上只要艺术存在，就一直存在艺术对现实的一个分析和解读甚至严肃的批判。现代艺术的诞生以来，经历从印象派、达达主义、观念艺术等都存在着这方面的特点;倘若看一看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甚至意大利的“贫穷艺术”等都有一个针对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倾向。回过头来，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谱系中，1979年时“星星画会”也是跟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的，1985年的现代艺术运动也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包括黄永砯、徐冰、蔡国强的作品里面都是跟政治、社会学联系的很紧密;比如黄永砯做的“EP-3侦察机”以及徐冰用灰尘做的作品，这些实际上都是跟社会学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倾向不是从今天才有的，而是一直都存在着。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艺术非常多元化，有形式语言的、抽象艺术的，也有带有批判性的艺术、观念性的艺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艺术非常具有多样性，也没有形成社会学的倾向是个主流的态势，我只认为它只是整个谱系中的一种现象。
谈及艺术家主体性在当下的体现，我认为主体性是建立在方法论、观念和形式语言上的，实际上如何来判断主体性我觉得要从一个具体的与之相关的方法论上去判定，这个确实主要取决于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也包含对社会的判断力;但是这个判断力如何体现出来呢?那就是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作品的价值意义。谈主体性的时候建立在信仰、传统、现代性的基础上，而不能空谈这个主体性，所以我们今天认知艺术家的主体判断性的时候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有逻辑性的推理，有没有一种连贯性、持续性的认知，有没有确立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
如何去理解作品的社会性，我认为今天谈及艺术跟社会的关系时，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即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多元主义的时代，我们以往那种宏大历史叙事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个体历史的时代，艺术家也是个体的存在，这个时代更加强调一种微观历史，也就是说，更强调个人化的对现实的分析与解读;今天更强调微观和日常生活的视角，强调个人体验，那么所谓的历史、现实或社会性就与过去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从宏大走向微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思想维度发生了变化。比如刘小东的《三峡移民》记录了一个历史阶段，但不是宏大叙事，他更加强调人性，更加强调跟我们更加接近的这个人文关怀。这主要与社会结构、城市化进程、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商业化的崛起等变化有关，这些都影响着艺术家观察角度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理解社会学艺术的时候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
至于当下艺术发展的标准问题，今天已很难谈什么标准了，这个标准具体是指社会学标准还是其他标准。已很难去谈了， 当代艺术的规律恰恰以破坏标准为其宗旨。这样的话，倘若我们要真的去谈，只谈社会学而忽略艺术本体的内在性，那是不行，而是应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观念决定了形式和内容。另外，现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他性，这里讲的不是内容上的东西，是语言形式上的东西，是观念意义上的东西，观念是通过形式语言表现出来的;其实从整个艺术的谱系看，能留在艺术史上的作品，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它以是否颠覆、拓展艺术的观念语言作为标准，你看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尔他们都是开辟了一种新颖的模式，还有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他们无疑给我们提供启发性的艺术方法论，这些人最终是在语言形式上强调的一种变革意识。
作者：李公明 来源：艺术锋尚
艺术介入社会的体系亟待建立
近年来当代艺术在创作主题方面愈加倾向于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这种趋向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2003年我在深圳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提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其实当代艺术在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创作媒介、传播载体、展示平台的多样性等枋的局面逐步打开之后，应该更多地生长出具有独立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文化意识和现实意义的发展趋向。只有这样，当代艺术才能够与社会的发展现状取得真实的联系，我们把这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中国社会意识。其实这种趋向从西方的艺术或者文化发展来讲，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转型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经历过全面的社会性转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以皇室、权贵、教会等为标志上层领域转向了以广场、公共文化机构、咖啡馆等为标志的公众领域，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在公共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标志之一就是19世纪末期之后，世界各地的公共美术馆的展览、研究等公共教育活动蓬勃发展，明显地都与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先是出现在意识形态上“拨乱反正”的伤痕美术，然后是以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为精神内核的85’新潮，再到当代艺术的洪波涌起，在经过这些历程之后，现在回看中国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艺术与社会的联系应该受到重视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情感内涵以及表达方式对应该与向公共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应该与公民思想、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表达有更具实质意义的联系。我觉得目前这种发展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艺术的这种社会学转向，艺术家过多地通过艺术这个载体介入社会，而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的具体性与艺术作品的本体性)体现则显得有所缺失，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这其实是把艺术家的社会关怀与艺术主体性放在了对立矛盾的一个逻辑里去谈。其实我觉得恰恰在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而且就艺术本体来讲，艺术的边界所受到的挑战也都是在人们社会生活经验里面不断地丰富和不断地实现的，所以并不存在艺术家关注社会就必然会对艺术本体有损害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排斥关系。我们不可能再去要求和强调所有艺术家的人文关怀意识里面都必须包含这样一种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因素，而现在也早已不是那样的年代;但是当下的问题恰好就是在于我们所谓的艺术多元生态，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面向有些已经是非常突出，比如商业化的生态，而有些则还是比较微弱。比如，站在民间的立场、以自由的批判意识表达社会关怀这样一种艺术的生态的发展好像还是远远没有能够与商业化的或新意识形态化的发展生态相比，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一旦提倡这种社会学的转向就会导致艺术又回到了单一化的面貌。我认为正是在多元化的局面里面，我们更可以、更有理由去提倡这个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它其实只是当代艺术多种生态里面的一种转向而已，它只是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气质而已。
从现在艺术家的创作现状来，目前我觉得还是欠缺深度和力度。因为有很多创作看上去是有社会化的倾向，其实是很多符号的挪用、拼贴;看起来好像是具备社会意识，其实它背后的真正的问题意识还是很弱的，最终还是要靠展示一种视觉效果来赢得关注。真正具有现实穿透力和思想的深刻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我们能够数得出来的其实还是很少。至于怎样的艺术态势才是最为理性的发展，这个与公民社会的精神文化和发展空间其实是一样的。同处于一个公共领域，艺术交流是属于公共领域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前提是必须满足的。比方说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空间中建构思想的自由交流平台、言论自由表达的平台，以公共的资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活动，但是不能够以提供这样条件和空间为理由进行价值观念表达的控制。从中国现代性与公共社会发展的曲折、缓慢与痛苦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一点如果不突破，中国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显然失去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艺术介入社会的体系亟待建立
近年来当代艺术在创作主题方面愈加倾向于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这种趋向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2003年我在深圳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提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其实当代艺术在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创作媒介、传播载体、展示平台的多样性等枋的局面逐步打开之后，应该更多地生长出具有独立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文化意识和现实意义的发展趋向。只有这样，当代艺术才能够与社会的发展现状取得真实的联系，我们把这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中国社会意识。其实这种趋向从西方的艺术或者文化发展来讲，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转型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经历过全面的社会性转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以皇室、权贵、教会等为标志上层领域转向了以广场、公共文化机构、咖啡馆等为标志的公众领域，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在公共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标志之一就是19世纪末期之后，世界各地的公共美术馆的展览、研究等公共教育活动蓬勃发展，明显地都与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先是出现在意识形态上“拨乱反正”的伤痕美术，然后是以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为精神内核的85’新潮，再到当代艺术的洪波涌起，在经过这些历程之后，现在回看中国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艺术与社会的联系应该受到重视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情感内涵以及表达方式对应该与向公共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应该与公民思想、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表达有更具实质意义的联系。我觉得目前这种发展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艺术的这种社会学转向，艺术家过多地通过艺术这个载体介入社会，而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的具体性与艺术作品的本体性)体现则显得有所缺失，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这其实是把艺术家的社会关怀与艺术主体性放在了对立矛盾的一个逻辑里去谈。其实我觉得恰恰在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而且就艺术本体来讲，艺术的边界所受到的挑战也都是在人们社会生活经验里面不断地丰富和不断地实现的，所以并不存在艺术家关注社会就必然会对艺术本体有损害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排斥关系。我们不可能再去要求和强调所有艺术家的人文关怀意识里面都必须包含这样一种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因素，而现在也早已不是那样的年代;但是当下的问题恰好就是在于我们所谓的艺术多元生态，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面向有些已经是非常突出，比如商业化的生态，而有些则还是比较微弱。比如，站在民间的立场、以自由的批判意识表达社会关怀这样一种艺术的生态的发展好像还是远远没有能够与商业化的或新意识形态化的发展生态相比，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一旦提倡这种社会学的转向就会导致艺术又回到了单一化的面貌。我认为正是在多元化的局面里面，我们更可以、更有理由去提倡这个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它其实只是当代艺术多种生态里面的一种转向而已，它只是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气质而已。
从现在艺术家的创作现状来，目前我觉得还是欠缺深度和力度。因为有很多创作看上去是有社会化的倾向，其实是很多符号的挪用、拼贴;看起来好像是具备社会意识，其实它背后的真正的问题意识还是很弱的，最终还是要靠展示一种视觉效果来赢得关注。真正具有现实穿透力和思想的深刻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我们能够数得出来的其实还是很少。至于怎样的艺术态势才是最为理性的发展，这个与公民社会的精神文化和发展空间其实是一样的。同处于一个公共领域，艺术交流是属于公共领域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前提是必须满足的。比方说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空间中建构思想的自由交流平台、言论自由表达的平台，以公共的资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活动，但是不能够以提供这样条件和空间为理由进行价值观念表达的控制。从中国现代性与公共社会发展的曲折、缓慢与痛苦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一点如果不突破，中国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显然失去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作者：朱青生 来源：艺术锋尚
立足于当代艺术的社会性
在创作主题方面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亦即艺术的社会化特征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艺术必然的发展趋向。如果没有涉及到这点，那就不存在“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今天的当代艺术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当代艺术必须和当代的精神状态有关，艺术家必须关心现实问题。
当代艺术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是不够的，首先艺术家的社会关注是上升到一种艺术层面的对于人的价值的关注，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关注;所谓艺术的人的关注，它还要反思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精神上的局限和文化上的限制导致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艺术应该对这样的界限和局限进行揭示、反省和批判。也就是说艺术本身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开拓性，不仅仅停留在新闻上与政治上的即时反应，还要有一种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建设必须对文明有所贡献，促使人们以后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思考和感觉，把思考和感觉中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通过艺术，而得以逐步地击破或者打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更近一步的作用，这个作用有时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所针对的是人的文明水平和素质的程度来作用的。
至于人们谈及的艺术家不断地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的具体性与艺术作品的本体性)显得有所缺失，我认为并不尽然。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时比新闻记者和社会工作者以及普通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责任，不仅需要关注问题本身和社会现象，而且还要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知识文化建构潜在问题，所以要对人性的本质和文化知识的现状进行更为根本上的批判和突破，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职责;此外，将艺术称作“先锋”不再是关于艺术本身的探索，而是借助艺术对人的精神领域和文化的状态进行突破，这个才是作为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所应承担的职责。
我觉得现在有些艺术家充当了社会文化斗士，或者是人权斗士的角色，这是一个现代人社会责任的反应，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角色的承担，这是艺术家个人的选择;但是艺术本身并不是艺术家做斗士所能概括的，艺术的作用还有更为深入和根本的作用，只对社会层面加以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社会不加关注则连够不够都谈不上。
对于当下怎样的艺术发展态势才是最理性以及最为需求的状况，这个很难说;现在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编纂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我们有很清晰的理想和编辑宗旨，我们把怎样的艺术态势记录到年鉴里面有四个界定：第一，艺术必须对建设人类文明方面做出贡献，哪怕是一点点贡献也要加以记录，就是用艺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我们就把它看做是最重要的艺术现象。第二就是用最新的艺术观念、方法和媒体做的精彩的创作。第三就是用现成的艺术方法，包括传统的方法，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关心。第四就是杰出的艺术家最新的活动。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去记录，这跟年龄无关、方法以及市场的价位无关。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幅作品怎么能够从艺术家对观众的统治和诱惑之中解脱出来，让人看了艺术家的作品后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这点亦是我自己做艺术作品最主要的考虑。艺术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人和艺术的关系，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让一般的人在艺术作品前变得更为自信和自觉，我觉得博伊斯、沃霍尔这些杰出大师把大众给蒙住了，他们太有才能、太会说教，太有魅力，他们的出现让别人都感觉自己是一个低级的人，是一个缺少能力的人，是一个必须听从艺术家召唤随着他去走的人，艺术家成了人群的精神领袖和意见领袖，这是很危险的。你怎么知道这些艺术家有足够的理性和足够的能力和比别人高的品质以及更多的远见卓识?一切都非常值得怀疑，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和控制别人。艺术的真正作用应该是使每个人的自觉性得到解放，这是人的尊严和权利更高层次的诉求，这亦是我的追求。
立足于当代艺术的社会性
在创作主题方面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表达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亦即艺术的社会化特征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艺术必然的发展趋向。如果没有涉及到这点，那就不存在“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今天的当代艺术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当代艺术必须和当代的精神状态有关，艺术家必须关心现实问题。
当代艺术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是不够的，首先艺术家的社会关注是上升到一种艺术层面的对于人的价值的关注，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关注;所谓艺术的人的关注，它还要反思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精神上的局限和文化上的限制导致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艺术应该对这样的界限和局限进行揭示、反省和批判。也就是说艺术本身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开拓性，不仅仅停留在新闻上与政治上的即时反应，还要有一种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建设必须对文明有所贡献，促使人们以后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思考和感觉，把思考和感觉中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通过艺术，而得以逐步地击破或者打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更近一步的作用，这个作用有时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所针对的是人的文明水平和素质的程度来作用的。
至于人们谈及的艺术家不断地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的具体性与艺术作品的本体性)显得有所缺失，我认为并不尽然。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时比新闻记者和社会工作者以及普通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责任，不仅需要关注问题本身和社会现象，而且还要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知识文化建构潜在问题，所以要对人性的本质和文化知识的现状进行更为根本上的批判和突破，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职责;此外，将艺术称作“先锋”不再是关于艺术本身的探索，而是借助艺术对人的精神领域和文化的状态进行突破，这个才是作为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所应承担的职责。
我觉得现在有些艺术家充当了社会文化斗士，或者是人权斗士的角色，这是一个现代人社会责任的反应，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角色的承担，这是艺术家个人的选择;但是艺术本身并不是艺术家做斗士所能概括的，艺术的作用还有更为深入和根本的作用，只对社会层面加以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社会不加关注则连够不够都谈不上。
对于当下怎样的艺术发展态势才是最理性以及最为需求的状况，这个很难说;现在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编纂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我们有很清晰的理想和编辑宗旨，我们把怎样的艺术态势记录到年鉴里面有四个界定：第一，艺术必须对建设人类文明方面做出贡献，哪怕是一点点贡献也要加以记录，就是用艺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我们就把它看做是最重要的艺术现象。第二就是用最新的艺术观念、方法和媒体做的精彩的创作。第三就是用现成的艺术方法，包括传统的方法，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关心。第四就是杰出的艺术家最新的活动。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去记录，这跟年龄无关、方法以及市场的价位无关。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幅作品怎么能够从艺术家对观众的统治和诱惑之中解脱出来，让人看了艺术家的作品后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这点亦是我自己做艺术作品最主要的考虑。艺术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人和艺术的关系，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让一般的人在艺术作品前变得更为自信和自觉，我觉得博伊斯、沃霍尔这些杰出大师把大众给蒙住了，他们太有才能、太会说教，太有魅力，他们的出现让别人都感觉自己是一个低级的人，是一个缺少能力的人，是一个必须听从艺术家召唤随着他去走的人，艺术家成了人群的精神领袖和意见领袖，这是很危险的。你怎么知道这些艺术家有足够的理性和足够的能力和比别人高的品质以及更多的远见卓识?一切都非常值得怀疑，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和控制别人。艺术的真正作用应该是使每个人的自觉性得到解放，这是人的尊严和权利更高层次的诉求，这亦是我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