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边缘之书：戴章伦的博客
关于“理论狂潮”
文/戴章伦
近日听闻艺术界有人欣欣然惊呼热烈期待新一波由阿甘本，朗西埃，阿兰巴丢等当红理论家领衔的所谓“理论狂潮”的到来，仿佛这一波的理论狂潮能因地制宜地为如今略显疲软的艺术界甚至思想界开出一剂对症的药方，吾国吾民便毫不犹豫，囫囵将去。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一种不适。或许也恰巧因为自己最近正在阅读赫胥黎和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的一些资料，更加敏感于听到“理论狂潮”的说法。
我想，说谈资是每个时代的必需之物不会存在什么疑义，尤其是在这个刷屏和互推的年代，谈资更是“每日的食粮”。我们每天在微博，豆瓣，各种网站上游居，无非是在看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关注什么，我们的身边又都兴起了哪些可供刷新和互推的谈资。有时，我们自己也提供一些谈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四处倒卖它们。我们放佛一位繁忙的代理商，迫不及待地出手那些四处搜罗而来的新鲜囤货，而“保鲜”的方法是浅尝辄止。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在过去，我们民族对于新鲜的思想的吸收和倒卖也都是迅速非常的（比如我们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以及现在我们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吸收）。前阵子经某自称王婆的朋友介绍，认识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哥，聊天席间，他的一句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我有时觉得，中国人对于思想是没有免疫力的”。不能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只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值得深思和警醒之处，尤其是在近日听到亢奋的恭迎理论狂潮之后，更有些一语成谶的感觉。
我不是专门搞理论的理论家，也不是专门搞批评的批评家，因而这些感觉也纯粹出于也囿于个人的阅读经验，并非对所谓的拿来主义有任何高屋建瓴的评说。然而，也许拿来主义也还算是清醒地吧，最起码知道为什么拿，拿些什么才能为我所用。比如严复，在他的时代，他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无论我们现在看来，当初的这种远见卓识是如何地建立在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赫胥黎的曲解之上的。他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翻译赫胥黎，并且更加清楚要怎么去翻。他要的是能应用于中国现实的《天演论》，而非纯粹理论沉思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因为，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氏对于进化的最终出路是悲观的，认为进化的原则与伦理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一方面，过度的伦理规范会限制作为自然选择的生存竞争；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组织群体，人类社会又需要一定的伦理规范来使其在竞争中更有效率。并且，“即使整个人类都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由‘绝对正义’统治的社会组织之中”，但其于自然状态之间的斗争及其内部斗争都会因为过度繁殖而继续，直到“自然状态”再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耀武扬威。然而，严复，作为一个晚晴知识分子，面对着当时“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思前想后，精剖细想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口号和时代精神。“天演论”的定名也预示了“演”的过程是被强调的，相应的，伦理的过程就被有意忽视了。因而，史华慈在他的力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陪衬角色。在探讨过程中，严复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和伦理的案语已使这一点很明确了。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刻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严复确实无愧于当时最具远见卓识的理论译介家。之后我们看到，从晚晴直到49年里，生存斗争的这一波的理论狂潮是如何在未被完全消化的情况下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并且对于这种观念的论战和反对的观点是那样的稀少。也许是直到近20,30年，这种一心求发展的思路才频频显露出了它的伦理弊端，而此时，它已经被我们忽视了百年有余。
作为80后，我并不清楚我的父辈们，甚至我的爷爷辈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理论狂潮，并且这些理论狂潮都对他们产生过哪些影响。就我自己而言，最早在大学时候我经历过“存在主义”的狂潮。那时人人都在谈论萨特，谈论“存在与虚无”，谈论熊译海德格尔；有一段，我经历了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狂潮，身旁擅长和不擅长装腔作势的男生们都开始购置福柯的“三部曲”并摆在书架的显要位置，人人都在谈论德里达的解构，差异。至于到了前阵，德勒兹的《千高原》居然都脱销了；不久我又经历了古典主义的狂潮，那时人人都在谈论刘小枫，都在看他的《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秘密地研习他那本名为《凯若斯》的古希腊文教程。而我本人也在这股风潮之下到中山大学听过一段时间他教授的古希腊文课。回顾这些自己历经的“狂潮”并非是在历数一种学术脉络，而是我在想，这些存在主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古典学，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译介这些思想家的作品，推广他们的思想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梳理的脉络延续？并且，假设我们选定一种值得吸收的思想，我们如何吸收也是问题。阅读艾略特，马修·阿诺德，C.S.路易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教父时代的著作会发现，那些出自他们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观点都是在论战中建立的。并且，他们时代的那些重要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论战中被选择性吸收的。赫胥黎的书刚出版也经历了一场与牛津大主教Wilberforce的大论战，伏尔泰的《哲学通信》满篇都是他与那些被他称为“怪人”的各样机智而好玩的论战。
的确常常，我们在谈论某位西方思想家或哲人时，总是会谈到他同时代的对手，他的PK对象，他们之间的论战，比如谁和谁的通信集，对话集之类的。如果说他们也有理论狂潮，那么这种狂潮里总是会夹杂着强有力的“刹车”声。然而在我们这里，似乎是一边倒的时候居多，所谓的论战也多是隔靴捎痒，或是各说各话。近代和民国论战好像还稍微有模有样，针砭时弊的，现在好像不如从前激烈了。
前面几波的状况我不甚了解，比如当下的阿甘本，最初知道阿甘本是看立秋译的《何谓同时代》，当时读完觉得很好，并且正好可以跟Boris Groys的Comrades of Time进行对比阅读。阿甘本关于什么是“同时代”的思考也能帮助自己理解许多艺术现象，当时还跟立秋约了这篇译文。然而，随后再看其他的文章，虽然也觉得很好，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切身感了。说来自己也是难以免俗之人，前阵看到书店出了《剩余的时间》很兴奋，立即潮一把，买了下来。回去挑挑拣拣，硬着头皮啃读完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出版的第一本阿甘本的著作是这本？是一本我相信80%的读者只能读懂10%的书？其中的核心是对“罗马书”的阐释，以神学思想为主。老实讲，如果不是事先读过并且译过Boris Groys的《弱普遍主义》，我甚至不会想到这本书跟艺术的关联。之后我在一位台湾友人家里翻到台湾译介的阿甘本著作是：《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我不晓得这是否是台湾出版的第一本阿的著作，但至少在我看来，阿在里面所谈及的政治哲学的问题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些《剩余的时间》来得“例外的”。为什么《例外状态》没有在大陆出版？并且，直到现在，在我的阅读范围所限里，我还没有看到批评阿甘本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推为主。然而，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读阿甘本？为什么要翻译他？陆兴华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
“一句话概括：因为他告诉我们：已经没有自救，只有幸存了。
这句话今天下午跳到我脑子里。我觉得它很重要。我们的思考得全转换了！！”
他又说，我们必须要读全部的阿甘本：
“让我们用全本阿甘本来解放我们的理论阅读！读了全本阿甘本，你就再也用不着为你的理论贫穷而发愁。这种阅读应该成为智力和精神解放。由此你宣布你解放了和解放于这种理论阅读了。你需要理论阅读的这种感觉这种自由和这种平等。让阿甘本来解放你，来让你获得理论政治上的平等！”
老实讲，我不太明白自救是什么意思？幸存又指的是什么？阿甘本对于我们阅读的解放又作何理解？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我并没有特别感觉阿甘本给我带了巨大的解放，只是有助于我对一个传统脉络及其相关阐释的梳理和认识而已。要说解放，阅读阿甘本的感觉甚至不及阅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福柯的《什么是启蒙》。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有意苛责陆老师（毕竟陆老师当年也是论战出身的），而只是始终在想那位身经百战的大哥所说的“免疫力”的问题。至于朗西埃和巴丢，我就更不了解了，只能作壁上观，看潮涨潮落，也许也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关于“理论狂潮”
文/戴章伦
近日听闻艺术界有人欣欣然惊呼热烈期待新一波由阿甘本，朗西埃，阿兰巴丢等当红理论家领衔的所谓“理论狂潮”的到来，仿佛这一波的理论狂潮能因地制宜地为如今略显疲软的艺术界甚至思想界开出一剂对症的药方，吾国吾民便毫不犹豫，囫囵将去。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一种不适。或许也恰巧因为自己最近正在阅读赫胥黎和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的一些资料，更加敏感于听到“理论狂潮”的说法。
我想，说谈资是每个时代的必需之物不会存在什么疑义，尤其是在这个刷屏和互推的年代，谈资更是“每日的食粮”。我们每天在微博，豆瓣，各种网站上游居，无非是在看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关注什么，我们的身边又都兴起了哪些可供刷新和互推的谈资。有时，我们自己也提供一些谈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四处倒卖它们。我们放佛一位繁忙的代理商，迫不及待地出手那些四处搜罗而来的新鲜囤货，而“保鲜”的方法是浅尝辄止。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在过去，我们民族对于新鲜的思想的吸收和倒卖也都是迅速非常的（比如我们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以及现在我们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吸收）。前阵子经某自称王婆的朋友介绍，认识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哥，聊天席间，他的一句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我有时觉得，中国人对于思想是没有免疫力的”。不能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只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值得深思和警醒之处，尤其是在近日听到亢奋的恭迎理论狂潮之后，更有些一语成谶的感觉。
我不是专门搞理论的理论家，也不是专门搞批评的批评家，因而这些感觉也纯粹出于也囿于个人的阅读经验，并非对所谓的拿来主义有任何高屋建瓴的评说。然而，也许拿来主义也还算是清醒地吧，最起码知道为什么拿，拿些什么才能为我所用。比如严复，在他的时代，他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无论我们现在看来，当初的这种远见卓识是如何地建立在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赫胥黎的曲解之上的。他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翻译赫胥黎，并且更加清楚要怎么去翻。他要的是能应用于中国现实的《天演论》，而非纯粹理论沉思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因为，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氏对于进化的最终出路是悲观的，认为进化的原则与伦理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一方面，过度的伦理规范会限制作为自然选择的生存竞争；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组织群体，人类社会又需要一定的伦理规范来使其在竞争中更有效率。并且，“即使整个人类都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由‘绝对正义’统治的社会组织之中”，但其于自然状态之间的斗争及其内部斗争都会因为过度繁殖而继续，直到“自然状态”再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耀武扬威。然而，严复，作为一个晚晴知识分子，面对着当时“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思前想后，精剖细想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口号和时代精神。“天演论”的定名也预示了“演”的过程是被强调的，相应的，伦理的过程就被有意忽视了。因而，史华慈在他的力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陪衬角色。在探讨过程中，严复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和伦理的案语已使这一点很明确了。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刻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严复确实无愧于当时最具远见卓识的理论译介家。之后我们看到，从晚晴直到49年里，生存斗争的这一波的理论狂潮是如何在未被完全消化的情况下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并且对于这种观念的论战和反对的观点是那样的稀少。也许是直到近20,30年，这种一心求发展的思路才频频显露出了它的伦理弊端，而此时，它已经被我们忽视了百年有余。
作为80后，我并不清楚我的父辈们，甚至我的爷爷辈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理论狂潮，并且这些理论狂潮都对他们产生过哪些影响。就我自己而言，最早在大学时候我经历过“存在主义”的狂潮。那时人人都在谈论萨特，谈论“存在与虚无”，谈论熊译海德格尔；有一段，我经历了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狂潮，身旁擅长和不擅长装腔作势的男生们都开始购置福柯的“三部曲”并摆在书架的显要位置，人人都在谈论德里达的解构，差异。至于到了前阵，德勒兹的《千高原》居然都脱销了；不久我又经历了古典主义的狂潮，那时人人都在谈论刘小枫，都在看他的《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秘密地研习他那本名为《凯若斯》的古希腊文教程。而我本人也在这股风潮之下到中山大学听过一段时间他教授的古希腊文课。回顾这些自己历经的“狂潮”并非是在历数一种学术脉络，而是我在想，这些存在主义，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古典学，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译介这些思想家的作品，推广他们的思想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梳理的脉络延续？并且，假设我们选定一种值得吸收的思想，我们如何吸收也是问题。阅读艾略特，马修·阿诺德，C.S.路易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教父时代的著作会发现，那些出自他们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观点都是在论战中建立的。并且，他们时代的那些重要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论战中被选择性吸收的。赫胥黎的书刚出版也经历了一场与牛津大主教Wilberforce的大论战，伏尔泰的《哲学通信》满篇都是他与那些被他称为“怪人”的各样机智而好玩的论战。
的确常常，我们在谈论某位西方思想家或哲人时，总是会谈到他同时代的对手，他的PK对象，他们之间的论战，比如谁和谁的通信集，对话集之类的。如果说他们也有理论狂潮，那么这种狂潮里总是会夹杂着强有力的“刹车”声。然而在我们这里，似乎是一边倒的时候居多，所谓的论战也多是隔靴捎痒，或是各说各话。近代和民国论战好像还稍微有模有样，针砭时弊的，现在好像不如从前激烈了。
前面几波的状况我不甚了解，比如当下的阿甘本，最初知道阿甘本是看立秋译的《何谓同时代》，当时读完觉得很好，并且正好可以跟Boris Groys的Comrades of Time进行对比阅读。阿甘本关于什么是“同时代”的思考也能帮助自己理解许多艺术现象，当时还跟立秋约了这篇译文。然而，随后再看其他的文章，虽然也觉得很好，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切身感了。说来自己也是难以免俗之人，前阵看到书店出了《剩余的时间》很兴奋，立即潮一把，买了下来。回去挑挑拣拣，硬着头皮啃读完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出版的第一本阿甘本的著作是这本？是一本我相信80%的读者只能读懂10%的书？其中的核心是对“罗马书”的阐释，以神学思想为主。老实讲，如果不是事先读过并且译过Boris Groys的《弱普遍主义》，我甚至不会想到这本书跟艺术的关联。之后我在一位台湾友人家里翻到台湾译介的阿甘本著作是：《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我不晓得这是否是台湾出版的第一本阿的著作，但至少在我看来，阿在里面所谈及的政治哲学的问题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些《剩余的时间》来得“例外的”。为什么《例外状态》没有在大陆出版？并且，直到现在，在我的阅读范围所限里，我还没有看到批评阿甘本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推为主。然而，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读阿甘本？为什么要翻译他？陆兴华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
“一句话概括：因为他告诉我们：已经没有自救，只有幸存了。
这句话今天下午跳到我脑子里。我觉得它很重要。我们的思考得全转换了！！”
他又说，我们必须要读全部的阿甘本：
“让我们用全本阿甘本来解放我们的理论阅读！读了全本阿甘本，你就再也用不着为你的理论贫穷而发愁。这种阅读应该成为智力和精神解放。由此你宣布你解放了和解放于这种理论阅读了。你需要理论阅读的这种感觉这种自由和这种平等。让阿甘本来解放你，来让你获得理论政治上的平等！”
老实讲，我不太明白自救是什么意思？幸存又指的是什么？阿甘本对于我们阅读的解放又作何理解？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我并没有特别感觉阿甘本给我带了巨大的解放，只是有助于我对一个传统脉络及其相关阐释的梳理和认识而已。要说解放，阅读阿甘本的感觉甚至不及阅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福柯的《什么是启蒙》。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有意苛责陆老师（毕竟陆老师当年也是论战出身的），而只是始终在想那位身经百战的大哥所说的“免疫力”的问题。至于朗西埃和巴丢，我就更不了解了，只能作壁上观，看潮涨潮落，也许也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你读不了这些理论，那就不要在这里YY！
傻孩子回家吧
需要听到这样的不同的声音,支持一下
戴章伦牛逼！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慧能的文盲说：迷被法华转，悟了转法华。
一千多年后，一个叫皮力的批评家说：去年这个时候写完博士论文，人就像写残了一样。歇了一年，读了半年的佛学从宗萨蒋扬到十三经！昨天开读阿甘本，现在突然又有了读写的欲望！
今日，一个我说：读了佛学，会了宗萨，再看阿甘本，郎西埃，废话连篇，了无滋味。
我不是阿特爸爸，也不是阿特姐姐，我是阿拉法特。
一千多年后，一个叫皮力的批评家说：去年这个时候写完博士论文，人就像写残了一样。歇了一年，读了半年的佛学从宗萨蒋扬到十三经！昨天开读阿甘本，现在突然又有了读写的欲望！
今日，一个我说：读了佛学，会了宗萨，再看阿甘本，郎西埃，废话连篇，了无滋味。
我不是阿特爸爸，也不是阿特姐姐，我是阿拉法特。
不管你是阿拉法特，还是阿尔巴利亚，即使你是阿凡提他弟弟阿QQ，命运已经注定……
阿甘本救不了你，
阿米托佛也救不了你！
因为你注定只能姓“阿”！
有木有
明白？
啊～喷嚏！
阿甘本救不了你，
阿米托佛也救不了你！
因为你注定只能姓“阿”！
有木有
明白？
啊～喷嚏！
好孩子不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