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选凝 来源 ：香港文汇报
“活化工厦”政策在日前带来的广泛争议，并不只是一则人们过眼过耳未必过心的社会新闻，更是香港工厦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政策自09年推出以来，并未有效地释放工厦空置面积，却反而更推高工厦炒卖价格。差饷物业估价署进行重估后，指工厦租值有7%的升幅，远高于上年度的2%。“活化”政策虽然有助善用闲置土地、平衡社会利益，却欠缺相应措施保障艺术家免受政策引发的投机炒卖影响。艺术家不但要面对迫迁危机，塬有的艺术群落氛围也被打散。面对工厦加租，群聚工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工作者也在以“他们的声音”，表达对生产空间的迫切需求。今次，便让我们与伙炭艺术村的3位艺术家一起，进一步理解在工厦租金上升和“合法性”两大问题左右夹击下，他们的生活与创作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失却“合法性”便无路可行
作为“工厦艺术家关注组”核心成员中伙炭艺术村的召集人，何文聪指出，工厦艺术家们正在面对的难题，从根本上，源于香港政府在金融经济龙头地位日益被冲淡、努力推行社会产业转型过程中，却并不了解该如何发展艺术产业。全港每年每间大学都在不断加设艺术学位课程，但现实中，政府甚至根本不了解艺术家们的工作性质与内容，因而难以体会他们的处境和需求。像他这类做立体媒介的艺术家，对工作室的需求中很重要一条，是能搬运大型工作装置及材料，这在任何一栋商业大厦都显然行不通。
何文聪认为，政府对艺术工作者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有好大误会。而对艺术“生产”，更是全然陌生不理解的。“做动画、设计的一些艺术家，也许能将studio搬进商业大厦，但我们绝对不行。”工业大厦是唯一适合他们的生存空间，因而，先不提加租金的问题，如果连使用工业大厦的“合法性”，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他们确实无路可行。
“活化工厦”政策接踵引发的，是浇灭艺术家们投入艺术工作的热情。事实上，许多艺术家都需要另一份全职工作的收入以维持租用工作室、购置创作材料等多项开销。“现实对他们信心的打击，会令他们产生不如乾脆放弃业余艺术创作的想法。”而何文聪的许多朋友，也已将工作室，北上迁至深圳。
“内地studio的空间环境，香港是没得比的，租一间5,000呎的工作室，在香港连这样的梦都做不起，因而这样下去，只会令更多艺术家认真考虑撤离香港。”政府长期忽视艺术生产过程的空间需要、终将带来恶果，而恐怕到那时，距离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愿景，香港只会渐行渐远。正如“工厦艺术家关注组”书面陈词中所指出，假若如今不能保证足够的艺术生产空间，那么他朝西九12万5千平方米的展览场地，也会面临无法填满之危险。
工厦是最后一片“乐土”
从事电影后期製作、兼作美术、广告等自由创作的视觉艺术家冯庆强，已在伙炭艺术村前后工作6年，其中全职创作近3年。“金融海啸后，所幸全职做起自己的作品”，对于“关注组”对政府提出的立场与建议，他在同意与理解之基础上，亦有自己更深一步的思考。每当他见到有评论质疑“活化工厦”政策波及各行各业、却为何偏偏只有艺术工作者这样唿唤政府关注，就会由衷感到时下大环境与他们所从事的创意产业之隔膜。
冯庆强指出这个行业的独特性：“每年香港有数以千计读艺术科目的学生毕业，其中包括动画、漫画、视觉艺术等，而如果在他们投身社会之初，连一处最基本的允许他们从事创作的空间都无，谈何发展?”政府对空间控制与分配的不合理，对于许多年轻艺术家而言，鸿鹄之志尚未展开，已先在天时地利上挫败一截。“为什么我们做文化艺术的要讲出来，要发声?因为文化这件事短期内得不到回报，如果我们再不讲，人们只会更加忽视它。太多新人需要这样的空间、这样一个step。”
冯庆强称工厦为香港的最后一片“乐土”。深圳政府会给予深圳工业园区成长下去的空间，缘何一衣带水的香港却难以做到?广播电视日日都在宣扬西九充满希望的图景，但恰恰这种发挥“创意产业”的动力，冯庆强表示，如今他在本土并看不到。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空间，却需要如此官方地反覆商榷，他只是不解，为何本该简单的事，今日却如此复杂?
“香港从无第二个如同工业大厦般的空间，能造出这样这一种氛围。”在工厦艺术村，手工、短片、设计、装置，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在这裡默默尝试着、为未来积蓄着经验与耐心。“也许过4到5年，他们就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的环境，能否给他们这样一段时间与空间?而不致令他们的创作激情被加租的压力提前磨灭。”他希望艺术家的声音能激荡起社会各界更多讨论，令香港艺术空间，能在楼价与经济利益相互倾轧的夹缝中，保留一片生存余地。
加租危机近在咫尺
与另外4位同行在火炭分租一间租价港币6,500元studio的Casper，入伙炭工作4年左右。“活化工厦”政策对于她和她的同伴而言，无法像一条普通新闻般事不关己，工厦租金上升，对她们的生活与创作，有着切实影响。她说：“自己现在算是幸运，两年前搬到现在这间价钱能承受的工作室，但如今整日看到，地产价格节节攀高，800呎的租金是8,000元，我们觉得很夸张，但又能体谅业主的心情，整个市场就是这样。”
Casper认为，制定“活化工厦”政策，政府一开始便未曾考虑，会对艺术家群落造成影响。“直到我们提出不满，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与我们有关。”她表示，倘若眼下的studio，租金加到8,000左右，她们是诚然无力继续负担的，业主也曾来徵询她们，是否愿意买下单位。“我们根本就没有钱买，业主想卖掉单位，是人之常情，一年租约期满后，我们或许也只能离开。”
加租危机近在咫尺，使许多像Casper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必须切实考虑下一步是否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在家创作是肯定不行的，而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那种限制较多、条例较为繁杂的空间一方面难以适应我们做大型创作的需求，另租金方面对我们而言仍旧太贵。”她希望政府能切实重视起她们这班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一味炒高楼价、以经济利益为政策的唯一驱动力。而她们的要求也再卑微不过：“只要拨出少少的一部分空间，让我们能做事情，就足够了。”
无论是从艺术家个体命运而言，抑或是从这些声音所牵动的香港创意产业长足发展的基本空间需求，对“活化工厦”政策之后续讨论，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切实重视。空间作为一种生存之本，儘管在香港要面对格外严峻的考验，但至少仍可以通过引发各界关注及反思、从而制定对策，以期获得改善提升的可能性。
“活化工厦”政策在日前带来的广泛争议，并不只是一则人们过眼过耳未必过心的社会新闻，更是香港工厦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政策自09年推出以来，并未有效地释放工厦空置面积，却反而更推高工厦炒卖价格。差饷物业估价署进行重估后，指工厦租值有7%的升幅，远高于上年度的2%。“活化”政策虽然有助善用闲置土地、平衡社会利益，却欠缺相应措施保障艺术家免受政策引发的投机炒卖影响。艺术家不但要面对迫迁危机，塬有的艺术群落氛围也被打散。面对工厦加租，群聚工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工作者也在以“他们的声音”，表达对生产空间的迫切需求。今次，便让我们与伙炭艺术村的3位艺术家一起，进一步理解在工厦租金上升和“合法性”两大问题左右夹击下，他们的生活与创作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失却“合法性”便无路可行
作为“工厦艺术家关注组”核心成员中伙炭艺术村的召集人，何文聪指出，工厦艺术家们正在面对的难题，从根本上，源于香港政府在金融经济龙头地位日益被冲淡、努力推行社会产业转型过程中，却并不了解该如何发展艺术产业。全港每年每间大学都在不断加设艺术学位课程，但现实中，政府甚至根本不了解艺术家们的工作性质与内容，因而难以体会他们的处境和需求。像他这类做立体媒介的艺术家，对工作室的需求中很重要一条，是能搬运大型工作装置及材料，这在任何一栋商业大厦都显然行不通。
何文聪认为，政府对艺术工作者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有好大误会。而对艺术“生产”，更是全然陌生不理解的。“做动画、设计的一些艺术家，也许能将studio搬进商业大厦，但我们绝对不行。”工业大厦是唯一适合他们的生存空间，因而，先不提加租金的问题，如果连使用工业大厦的“合法性”，都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他们确实无路可行。
“活化工厦”政策接踵引发的，是浇灭艺术家们投入艺术工作的热情。事实上，许多艺术家都需要另一份全职工作的收入以维持租用工作室、购置创作材料等多项开销。“现实对他们信心的打击，会令他们产生不如乾脆放弃业余艺术创作的想法。”而何文聪的许多朋友，也已将工作室，北上迁至深圳。
“内地studio的空间环境，香港是没得比的，租一间5,000呎的工作室，在香港连这样的梦都做不起，因而这样下去，只会令更多艺术家认真考虑撤离香港。”政府长期忽视艺术生产过程的空间需要、终将带来恶果，而恐怕到那时，距离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愿景，香港只会渐行渐远。正如“工厦艺术家关注组”书面陈词中所指出，假若如今不能保证足够的艺术生产空间，那么他朝西九12万5千平方米的展览场地，也会面临无法填满之危险。
工厦是最后一片“乐土”
从事电影后期製作、兼作美术、广告等自由创作的视觉艺术家冯庆强，已在伙炭艺术村前后工作6年，其中全职创作近3年。“金融海啸后，所幸全职做起自己的作品”，对于“关注组”对政府提出的立场与建议，他在同意与理解之基础上，亦有自己更深一步的思考。每当他见到有评论质疑“活化工厦”政策波及各行各业、却为何偏偏只有艺术工作者这样唿唤政府关注，就会由衷感到时下大环境与他们所从事的创意产业之隔膜。
冯庆强指出这个行业的独特性：“每年香港有数以千计读艺术科目的学生毕业，其中包括动画、漫画、视觉艺术等，而如果在他们投身社会之初，连一处最基本的允许他们从事创作的空间都无，谈何发展?”政府对空间控制与分配的不合理，对于许多年轻艺术家而言，鸿鹄之志尚未展开，已先在天时地利上挫败一截。“为什么我们做文化艺术的要讲出来，要发声?因为文化这件事短期内得不到回报，如果我们再不讲，人们只会更加忽视它。太多新人需要这样的空间、这样一个step。”
冯庆强称工厦为香港的最后一片“乐土”。深圳政府会给予深圳工业园区成长下去的空间，缘何一衣带水的香港却难以做到?广播电视日日都在宣扬西九充满希望的图景，但恰恰这种发挥“创意产业”的动力，冯庆强表示，如今他在本土并看不到。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空间，却需要如此官方地反覆商榷，他只是不解，为何本该简单的事，今日却如此复杂?
“香港从无第二个如同工业大厦般的空间，能造出这样这一种氛围。”在工厦艺术村，手工、短片、设计、装置，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在这裡默默尝试着、为未来积蓄着经验与耐心。“也许过4到5年，他们就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的环境，能否给他们这样一段时间与空间?而不致令他们的创作激情被加租的压力提前磨灭。”他希望艺术家的声音能激荡起社会各界更多讨论，令香港艺术空间，能在楼价与经济利益相互倾轧的夹缝中，保留一片生存余地。
加租危机近在咫尺
与另外4位同行在火炭分租一间租价港币6,500元studio的Casper，入伙炭工作4年左右。“活化工厦”政策对于她和她的同伴而言，无法像一条普通新闻般事不关己，工厦租金上升，对她们的生活与创作，有着切实影响。她说：“自己现在算是幸运，两年前搬到现在这间价钱能承受的工作室，但如今整日看到，地产价格节节攀高，800呎的租金是8,000元，我们觉得很夸张，但又能体谅业主的心情，整个市场就是这样。”
Casper认为，制定“活化工厦”政策，政府一开始便未曾考虑，会对艺术家群落造成影响。“直到我们提出不满，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事，与我们有关。”她表示，倘若眼下的studio，租金加到8,000左右，她们是诚然无力继续负担的，业主也曾来徵询她们，是否愿意买下单位。“我们根本就没有钱买，业主想卖掉单位，是人之常情，一年租约期满后，我们或许也只能离开。”
加租危机近在咫尺，使许多像Casper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必须切实考虑下一步是否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在家创作是肯定不行的，而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那种限制较多、条例较为繁杂的空间一方面难以适应我们做大型创作的需求，另租金方面对我们而言仍旧太贵。”她希望政府能切实重视起她们这班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一味炒高楼价、以经济利益为政策的唯一驱动力。而她们的要求也再卑微不过：“只要拨出少少的一部分空间，让我们能做事情，就足够了。”
无论是从艺术家个体命运而言，抑或是从这些声音所牵动的香港创意产业长足发展的基本空间需求，对“活化工厦”政策之后续讨论，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切实重视。空间作为一种生存之本，儘管在香港要面对格外严峻的考验，但至少仍可以通过引发各界关注及反思、从而制定对策，以期获得改善提升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