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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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这些年忽忽悠悠谁搅和谁迷糊，我尽量不那么迷糊地保持着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看法——不过是各种机会凑巧了，偶然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使得所谓当代艺术看起来一片繁荣。
既然当代艺术比较集中地采用了架上油画这个载体，我不得不在两个方面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作个比较，尽管我不太情愿。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少数的收藏家以外，买画的大都是中产阶级，用来乔迁补壁，附庸风雅，中产阶级不算高端，人人都买得起，所以当代艺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固定的市场，有艺术家、评论家来为这个市场服务。



你在我的感觉里》黄扉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0年8月，58元
这些年这儿那儿去的地方不少了，罕见职业艺术家，偶尔见到一两个，也是蜷缩在小小的便宜画室里，正为下顿的面包发愁呢。可能也是为了符合人口比例，中国职业艺术家太多了，仅在宋庄就集中了几千名从各地来的画家，估计个个都是职业画家，这个可以用画儿的尺寸来说明，但凡能画上几笔的，都画大画，三米、五米、八米，考虑的完全不是它的装饰性。架上绘画的养性、消遣的功能，此刻被完全剥夺了。是啊，你不职业画那么大的画儿干嘛？瞄准的对象都是博物馆，收藏家，拍卖行。艺术家们，你们离世界很近，但是离中国很远，像美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射击运动员，这哥们儿打得好好的，据说好几次了，非得瞄准别人靶子。
如果只谈架上绘画，这个技能传到中国怎么算也得有一百五十多年了，既然技能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那画家们画得“好”或者“不好”，比的是什么？比观念吗？那不用画画儿，写哲学书来得最便当。“文革”时期的功能性使用大概是它的鼎盛时期，这个使命终结以后，一切就都变成“不确定的可能性”了，因为工农兵画得好不好、够不够“红、光、亮”，大家有目共睹，标准简单，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评论家敢于断言某某某会是这个时代的大师或者死后会成为梵·高，再加上在全世界都不会有中国这么奇诡的偶然性，所以大师梦暂时搁心里，先顾眼前再说，以后都交给“可能性”吧。要不咱就往回走，从结绳记事开始慢慢来，比谁画得像，这个虽然不是标准，但我估计很多“艺术家”们也不敢比。
另一个比较应该是比较形而上的了，在我看来所谓当代艺术的灵魂在于反抗，在于意识上的背叛。抛开社会责任感不谈，反抗什么背叛什么，得由艺术家们自己来决定了。哪怕你只是技术上的技巧上的反抗背叛，但是你得有，因为你有反抗有背叛，才能有骄傲，艺术家的骄傲，高贵，从而使你的表达也会变得高贵。举个例子，比如摇滚乐不可能被用来演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美国黑人口中一句一个fuck的快板儿书，也不可能用来演唱“咱们老百姓啊，今天真高兴啊”一样，因为这个太讽刺了，因为这个载体只能用来揭露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这个载体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如同你用宣纸没办法画出西斯廷圣母一样。
那当代艺术家们都攀附在“当代”上，怎么才能说明自己的当代性呢？似乎就是卖，非常不幸的是卖得好居然成为了画得好的标准。这样一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绝不会降个身段，似乎一降就离高端远了，所以近些年来当代艺术远远地离开了大众的视野。还有一部分当代里的“当代”，那就是“行为”，都是普通人，都吃五谷杂粮，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光屁股就是“行为”了；也千万别说你的“想法儿”、“观念”。 算了，这个还是不在讨论范围吧。
当然这个局面不能仅仅要求艺术家们来负责，还有发达国家的投机商，弱智“收藏家”，因为在他们国家里架上绘画从画得像不像这个简单标准到复杂的观念表达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已经山穷水尽，他们在中国突然发现了柳暗花明，这样一来是他们首先把中国当代艺术带进了一个进退两难同时也进退无据的局面。
黄扉多年来的涉猎当代艺术，使得她信息量很大，读黄扉的文字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美好，当代艺术在黄扉的笔下呈现出了很多很多理想主义的美好，我可以感知到黄扉在孜孜不倦地做事情，而且也搭进去相当的、无从回报的精力和财物。黄扉的这些文字会使你回头重新审视当代艺术，这种文字的力量扑面而来你当然可以感知，改变不改变你的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或许我可以从朋友的角度建议黄扉去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站在那个美国运动员旁边儿，告诉他，嘿，哥们儿，你瞄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