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一直以来，我们对自己所认为的一些制造轰动效应的人或事物，往往会将其功能和作用无限地夸大化、神秘化，进而妖魔化。当然，这种夸大，既有正面的，亦有负面的。

譬如，对于2009年在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兔首、鼠首而拒绝付款的民营企业家蔡铭超，就是作为一个正面的符号，将其无限地夸大，进而被刻画成为爱国主义的脸谱。之所以将其爱国主义脸谱化，乃是因为这两个宝贝此前是流失海外的中国圆明园文物，而蔡铭超掷亿金的“义举”，则被认为是为中国人长了脸。

另一个事件就是近日的尤伦斯退出中国。其实事情很简单，或许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或许是出于资金问题，也或许是出于其他层面的考虑，尤伦斯打算将其此前所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分批送拍，然后为他的UCCA寻找一个中国管家来接手。

对于出手手头的东西，尤伦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必大惊小怪，对于寻找中国管家，这其实与现在的企业运作一样，只是一种战略调整，也不必惊愕。

如果将尤伦斯作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藏家看待，那么，对于上述举动，或许我们丝毫不会感到错愕，因为这样的举措，在包括马未都、刘益谦等中国藏家那里，也是时有发生的。而事实是，尤伦斯也的的确确只是一个藏家，只不过，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西方藏家。

然而，舆论却借助这一事件，再结合尤伦斯当年进入中国时的雄心勃勃和大打出手，将其功能和责任大大夸大化甚至妖魔化了。目前来看，将尤伦斯妖魔化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这一阶段，尤伦斯所扶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大都是一种反主流、反传统的政治叙事，比如张晓刚、刘小东、王广义、岳敏君这一批人，这被当时的主流艺术界认为是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妖魔化，那么一个能把中国妖魔化了的人，也必定会被中国妖魔化。其实，正如我反对以简单的政治图解来图解艺术一样，我也反对以简单的政治图解来图解艺术收藏家。二是商业逻辑层面。在很多人看来，尤伦斯之前雄心勃勃地收购中国这一批当代艺术家，其实是抱着纯粹的商业套现和投机目的，而此后尤伦斯断断续续地抛售手中的作品，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某些人当初的推测。

果真如此吗？

其实，上述两种解读，大多是一种主观的臆测，或是把尤伦斯作为了一个虚幻的假想敌。事实上，尤伦斯没有那么可怕，尤伦斯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尤伦斯的想法其实和中国有些收藏家的想法差不多，只不过是想把中国当代艺术这一块做起来，然后以自己的藏品，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美术馆体系而已。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是西方的尤伦斯，还是中国的马未都、刘益谦王薇夫妇，至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完全达成他们的愿望。

当然，尤伦斯毕竟和中国那些豪奢的富人收藏家还是有所不同。区别是，尤伦斯夫妇是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结来到中国的，他既不是一个炒家和投机家，也不是一个玩家，不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而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和念想，并意欲在中国建立起完善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制度。

毫无疑问，尤伦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当然是有“野心”的。但这种“野心”，与赚钱无关，尤伦斯不缺这个钱，赚钱对于有钱人来讲，其实并不重要了。就是中国那些富豪收藏家，其介入收藏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还带着一种理想，一种复兴中国当代艺术的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和那些“温州炒画团”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温州炒画团”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让钱更赚钱，他们将艺术品当成房产、煤那样，目的只是投机和炒作。他们玩的不是艺术品，而是资本游戏，他们对资本市场的鼻子很灵，但对艺术品是门外汉。这和尤伦斯是不一样的。尤伦斯几乎将中国当代艺术家仅仅凝聚在了自己中心，他们除了收藏，还开展了许多学术工作，有自己的学术规划。尤伦斯的中国之旅，可以说，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奠定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尤伦斯的这种理想，正在逐步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

或许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公关总监李沐颐的一番话，能为我们解开尤伦斯在中国所遇到的尴尬，“尤伦斯先生的意思不是彻底把UCCA交给别人了，而是说他要寻找中国本土的机构来合作。因为外资背景，即便是非营利的艺术机构，也不能获得认证，所有的支出和企业是一样，税收也是。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赞助的企业并不能通过赞助艺术活动而获得税收上的优惠。也许找到了中方合伙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UCCA是798里唯一收费的美术馆，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参观人数最多的美术馆。展览质量高，策展思路开阔，虽然场地有限但每次都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展览层次丰富，从一线艺术家到刚出道的青年艺术家都有，客观地说，UCCA为中国本土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模板，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先走了一步，当然，这离不开尤伦斯先生欧洲的账户，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三年多里，UCCA在不挣钱的情况下，还需要向政府交税。他们做了公益的事情，却背了很重的商业负担，寻找新的方式未尝不可。其实这种尴尬处境，在中国本土一些有作为的艺术人士和艺术机构那里，能找到同样的样本。再加上尤伦斯是一个外资背景的非盈利组织，一个非盈利组织按理说是不应该交税的，但是尤伦斯在每次策展引入赞助商时，却要缴纳大量的税额，这让很多赞助商十分头疼。此外，如果在中国申请非营利组织认证，则需要有挂靠的政府机关，而此前二十年，UCCA都是单打独斗，没有挂靠单位，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过不了政策一关。所以，寻找中国的机构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尤伦斯为UCCA做的打算，压力与风险也同时分了出去。

有人说尤伦斯“套完现走人”，质疑他为什么不建一个美术馆，把东西捐出来做展供国人享用。站着说话不腰疼，通常是因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大藏家刘益谦和王薇正在上海做私人美术馆，目前正在设计中，然而他们头疼的是，这个美术馆因为要放自己最喜欢、最珍贵的藏品而造价惊人。举个例子，摆放艺术品的展柜，一延米的价格是30万。

一斑窥豹，整个美术馆的造价足够让一年花掉16个亿来买画的王薇心疼。初步计算，这个美术馆从开馆那天，一年要亏500万，这个数字王薇都觉得太大，更何况是迟暮之年的尤伦斯，一个外国老人，凭什么让他散尽千金为中国人造一个美术馆呢？

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不要一味地将其妖魔化。但尤伦斯的成功，却可以作为中国大多数藏家的案例。

尤伦斯收藏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有着西方人信任私人顾问的传统，从小就有私人医生、私人律师。尤伦斯有非常好的领路人，吴尔鹿帮他看古画，张颂仁向他介绍了中国当代的中坚力量，他充分地相信了他们，也舍得花钱，才收到了这么好的东西。即便当年的尤伦斯没有买，吴尔鹿和张颂仁也会向其他的收藏家介绍这些作品，这些作品现在这么值钱，和尤伦斯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也有砸在手里的东西，也买过“行画”，还有无法上拍卖的影像作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中国的藏家一方面自己的判断力不够，也没有对经纪人的信任，所以，在买卖上，往往是很盲目的判断。很多人只看到尤伦斯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尤伦斯的收藏非常广泛，他收古董、特纳的水彩也不少，对金器也非常喜欢。收一两张印度的，更不在话下了。

说得挺好的

这个美术馆从开馆那天，一年要亏500万，这个数字王薇都觉得太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政府美术馆，造馆有钱办馆哭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