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理论车间”

Groys提出，美术馆在大众媒体时代里无法取它以前的位置了，而那个位置是现代主义艺术和先锋艺术甩给它，并且早被大众媒体蚕食了大半。它现在应该主动与大众媒体撇清关系。它甚至应该采取一种全新的立场，担当完全不同的角色。

Groys 提出的“当代艺术”美术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负有两个任务：一是去测定当前中有什么是“当代”的；二是去与大众媒体对抗着地建立这种“当代”。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美术馆必然会与大众媒体冲突。实际上，它这是要从大众媒体和艺术商业市场那里夺回它的许多功能。大众媒体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它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太僵化，倾向于固定当前的主导趣味，将它当作一种时代精神。大众媒体对于美术馆取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它想要美术馆成为一种谜一样的地方，是意义和趣味的神秘的决定者和来源；另一方面，它又恼怒于美术馆的垄断了对传统和价值的解释权，认为它太学术、太精英，是一个不利于它自己在读者面前的地位的另一个威胁性权威。

在这样的大众媒体篡夺式利用和敌视下，“当代艺术”美术馆必须主动成为批评性话语、激进的理论话语的运作平台，比传统上美术馆的表面的中立更进一步，主动去邀请批评话语和激进政治理论的进驻。不过，这里应该小心的是，批评话语和激进政治理论话语这时应该照德波尔的建议，变身为一种“立足于当前的批判”（悬置全部的意识形态），就是应从一开始就取一种境遇主义式颠覆态度，也就是执行一种彻底的景观批判态度，也就是阿甘本式建议的亵渎式态度：将一切拉进当代，彻底的打破偶像。这要求“当代艺术”美术馆自身先开放，成为所有激进话语的汇合场所。其功能这时也会大大地改变：不是去采集和比较式的挑选，而是在与大众媒体的评价和强加的冲突和斗争中去树立一种“当代”！美术馆再也不可能去到各个作品中去识别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精神，它必须自己去树立了。“当代艺术”美术馆代替了艺术家的天才，来一次次重新定位什么才是当代的；它是艺术家、艺术批评和艺术品一起来确定什么才是当代、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地方。这一点，我认为是Groys这一篇文章通向的认识目标。

定义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