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理论车间”

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了写历史的方法，后者对我们成为一种压迫工具。哪怕我们写战国史，战国的历史也仍只是我们的一种伪饰，是我们的学舌，我们的战国史里的背后的真正主题，实际上仍是“欧洲”；我们只是用中国的战国历史来写欧洲的历史。我们怎么写春秋战国都没用，表面上是春秋战国史，但实际上我们写的只是欧洲人嘴里的关于欧洲的历史，而欧洲人从来不想看我们这样辛苦写出来的历史，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史，只是对于他们的那个白争立方体式的历史的无用的点缀。“欧洲”是我们第三世界历史学家书写所有的历史时的真正的最后指称。这是恰克帕蒂在《后殖民性和历史的伪饰》里的看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体会，好象是我们中国的现实生猛着，就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我们中国研究者的惑了，仿佛欧洲社会科学研究者虽然从来不顾中国现实，但在确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时好象 早就将我们中国的现实考虑在内，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方法论的了。面对欧洲社会科学的看似很客观的研究方法论，我们真的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好象就是为我们的中国现实定做的一般，只恨我们自己怎么没有早日幡然醒悟。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的呢？因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是隔膜于自己的生猛的现实的，是开始研究行动之前就已被包裹在欧洲社会科学方法论前设中的；我们是只见得到欧洲社会科学方法论所指引的现实，这个我们见到的中国现实，是很“欧洲”的；我们只是在帮欧洲人用欧洲社会科学式方法研究欧洲社会科学方法论眼光之探照灯照亮的那部分中国现实。

以如此的后殖民主义眼光看，中国的革命就好象是西方的理论的核试验基地。我们只是欧洲理论的实验用小白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