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动漫画家宫崎骏画38年中国轰炸日本
作者：王秀宁 来源：时代周报
焦虑背后的社会变迁
时代周报：近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被一首由打工者翻唱的歌曲《春天里》感动至热泪盈眶。事实上，这首属于摇滚乐手汪峰的歌曲所感动的并非只有周强一人，而是无数中国网民。这很可能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焦虑，那就是过去我们一直相信：物质进步必然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但时至今天，这种愿景却渐行渐远。你怎么看?
李公明：打工者翻唱的《春天里》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热，当然反映了这个社会普遍的焦虑，这一点是肯定的。问题在于，这种焦虑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层面乃至精神层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不是暂时的或局部的，比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问题，不但是全方位的、长期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物价的变化、个人年岁的增长等变化不断地向这些人提出新的难题、新的困惑。而面对这些问题，底层的民众基本上既缺乏预先的了解，也缺乏具体、有效的应对与博弈能力。我想，这种在困境中产生的无奈是更为根本的一种焦虑来源。
时代周报：从宏观上而言，整个社会呈现出这种集体焦虑，是否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有关?
李公明：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从前年开始，“改革开放30年”成为媒体不断炒作的一个热门议题，我当时就曾提出：“改革开放30年”本身这个命题成为一种现象，除了在命题下进行讨论外，对于这个命题的出现，我们应当也给予重要的反思。这30年的改革是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有利益分殊与重组，形成完全不同的利益格局。这些分殊与重组代表了不同的走向，对于形成我们今天的社会景观、核心问题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亟须剖析。
时代周报：我看到也有学者提出这30年应当分为两段，一是1978年—1992年，一是1992年至今。在前一改革时段，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扩展基本处于同步，尽管也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大体上还是相匹配的。但1992年之后，伴随着不完全的市场化，甚至与权力勾兑的市场化，使得物质与精神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脱节的状态。
李公明：我同意你的判断，我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整个社会的精神环境基本上处在一种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有全面改革社会的诉求的状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几乎在同一时间迅速“醒悟”过来。突出的一个表现在于，他们对于“文革”和过去道路的反思中断了，他们开始关心自我利益以及自己所依附的这个体制的利益。更重要但是很隐秘的是，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过去批判过的很多东西已经不能再做清算和反思了，他们开始竭力维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巩固和延续。
时代周报：整个社会的不同主体都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知识分子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而知识精英心态也普遍发生了变化。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一旦碰触到了冰冷的现实，立马又会变成彻底的犬儒主义者。
李公明：我赞同你的分析，理想遭遇冰冷的现实之后，知识精英被迅速分化了，这一点非常明显。当然，这种分化的大背景是伴随着高校的迅猛扩张、科研经费的迅速攀升，在重视教育的名义下，国家把大学塑造成了一个非常衙门化、官僚化、体制化的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的“高效”运作下，学术产品、学位产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而这，也就真正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今天知识界的很多人在批评80年代，其中有部分人实际上已经在远离社会现实，或者说他们的人生价值、目标已经有所调整了。
变迁历程中的艺术沉浮
时代周报：相对知识精英而言，在80年代，包括很多今天逐渐被遗忘的摇滚歌手在内的艺术家，显得更耀眼、更敏锐也更具批判性。
李公明：提到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性，我想可以结合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事业发展特征来谈谈。在激进主义、民族主义潮流引领下的艺术，伴随着一个很长的脉络，就是从左翼艺术到延安艺术。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艺术动员来塑造人的心灵乃是艺术家的使命所在。所以，艺术应该汇到救国救亡、改变我们命运的潮流中去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艺术家们很自然地接受了。也正是这样，一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家与时代的苦难紧密结合的历史。
然而，左翼艺术家在1942年遭遇了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基本否定了左翼艺术家原本坚守的“揭露的、批判的、以人道主义情怀为指引的”理念。自那时起，艺术逐渐沦为政治的工具，左翼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基本被消磨了。这种艺术生态，直接导致了艺术与政治的极大扭曲，同时也对艺术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70年代末期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之后，立即涌现了诸如伤痕美术、伤痕文学、朦胧诗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成为80年代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力量。这些作品对于当时青年的启蒙、震撼，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末。
时代周报：但到了90年代，这种启蒙消退了。
李公明：当代艺术在1992年之后遭遇了转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的很多艺术市场机构在敏锐地嗅觉到了政治风向标的转变之后，他们选择以市场的手段吹捧、打造一些艺术明星，以便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艺术市场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的选择，他们的作品开始成为打开艺术市场的敲门砖。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之前的很多真诚的、批判性作品的路向开始被市场所排斥，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了适应市场。当然，市场带给他们的丰厚利润也让他们乐此不疲。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艺术领域处在一个资本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共谋的掌控之下，艺术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已经锐减。刚和你谈到摇滚乐的发展，我想它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涉，这些音乐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歌手，而是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的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市场力量，他们在掌握了艺术的命运之后，使得艺术本身的批判性、对自由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稀薄的状态。但是，整个社会在被“物质”这样一个目标所裹挟的行进历程中，人之为人的一些渴求精神生活、渴望自由的属性并没有消失。面对精神领域的贫瘠，像《春天里》，《老男孩》以及周云蓬、川子的一些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大家马上就非常热衷。在我看来，并非这些艺术作品水准太高，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太过贫瘠。
李公明：是的，而且这种贫瘠还被眼前表面上商业领域的繁华所遮蔽了。这种表面的繁华对于艺术家或者任何一个试图开拓精神生活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诱惑。当你在某些艺术领域表现出一定的才华时，商业的力量会非常快地介入，向你发出各种诱惑，他们会告诉你通过和他们合作，你可以生活得更好，赢得各种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这种力量较之政治力量是否更有驯服力?
李公明：我觉得是更有驯服力、更为有效。当然，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区分。我们不能一味苛责艺术家服膺于商业，也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给艺术家提供的具有独立性的资源和空间也是极为稀少的。社会如果无法满足有思想、有才华的艺术家们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样一个正常的要求的话，那么很多艺术家不得不沦为和商业合作的地步。商业力量当然会从利润的角度考虑，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往往不会资助一些具有风险的批判社会的作品面世。
作为社会力量存在的艺术
时代周报：我们在这里讨论艺术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话题。这个话题很难离开对上世纪60年代欧美世界的回顾。今天，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世界和平、文化多样性等，正是当时欧美社会运动的重要结果。在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平等的力量扫荡了很多欠缺公平的领域。这其中，艺术的力量，尤其是摇滚乐的作用功不可没。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公明：关于欧美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理想情怀，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谈了这些运动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整体上而言，60年代是一个年轻人创造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时期。发生这一现象的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国家的建设，这就使得大量普通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就为运动的规模提供了基础;二是诗歌、音乐、涂鸦这样一些容易激动人性和富于号召力的广场艺术在当时有了蓬勃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艺术的形式与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艺术流派，像法国画家大卫的艺术言述里所描绘的浪漫而宏大的艺术场面不无关联。这种浪漫的艺术与后来的激进艺术有着一脉相连的关系，只不过到了60年代，艺术在形式上显得更大众化。例如诗歌的朗诵，必定是在校园或者广场，可以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
时代周报：场所决定了这种艺术需要一种感染力、号召力?
李公明：是的，场所非常重要。而且，此时的艺术还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密切相连，比如性。性的问题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曾经作为导火索存在。我们知道当时巴黎学生运动兴起的最初导火线就是男生不满高校中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的规定。所以，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所以风靡全球，与人的权利觉醒和艺术的鼓动使之更具大众的感召力是非常相关的。
到了今天，我们回顾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那种审美景象完全可以作为今天的商业美学、强权美学、盛典美学的一个极好的反照。当时的宏大场面不是强权的精心设置，而是自发的、社会的、纯粹的，这种宏大的美学场景具有独立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强烈诉求。
时代周报：战后的西方，艺术与社会运动一直如一对连体婴，几乎只要是社会运动，必然会伴有各种形式的艺术登场，比如摇滚、诗歌朗诵、涂鸦等等。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者通常会谈到抗议人群的集体认同、连接网络和运动本身的持续力，艺术在上述方面，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些支撑?
李公明：关于艺术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研究，我曾经写过一篇《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根据美国政治学者塔罗的启发，着重讨论了艺术对政治斗争的影响。今天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一场社会运动，缺乏艺术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广场上，一支摇滚乐队唱着一首振奋人心、流传广泛的歌曲，往往可以唤起人们的斗争精神，提升运动人群对于运动精神、运动口号的认同，甚至也会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在同样的歌词、同样的声音中，陌生人变成了战斗的共同体，昔日的陌生被如今的并肩战斗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构造了一种有效的认同。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互助网络、相互鼓舞带来信心的增长，并为止提供支持。
焦虑背后的社会变迁
时代周报：近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被一首由打工者翻唱的歌曲《春天里》感动至热泪盈眶。事实上，这首属于摇滚乐手汪峰的歌曲所感动的并非只有周强一人，而是无数中国网民。这很可能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焦虑，那就是过去我们一直相信：物质进步必然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但时至今天，这种愿景却渐行渐远。你怎么看?
李公明：打工者翻唱的《春天里》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热，当然反映了这个社会普遍的焦虑，这一点是肯定的。问题在于，这种焦虑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层面乃至精神层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不是暂时的或局部的，比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问题，不但是全方位的、长期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物价的变化、个人年岁的增长等变化不断地向这些人提出新的难题、新的困惑。而面对这些问题，底层的民众基本上既缺乏预先的了解，也缺乏具体、有效的应对与博弈能力。我想，这种在困境中产生的无奈是更为根本的一种焦虑来源。
时代周报：从宏观上而言，整个社会呈现出这种集体焦虑，是否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有关?
李公明：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从前年开始，“改革开放30年”成为媒体不断炒作的一个热门议题，我当时就曾提出：“改革开放30年”本身这个命题成为一种现象，除了在命题下进行讨论外，对于这个命题的出现，我们应当也给予重要的反思。这30年的改革是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有利益分殊与重组，形成完全不同的利益格局。这些分殊与重组代表了不同的走向，对于形成我们今天的社会景观、核心问题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亟须剖析。
时代周报：我看到也有学者提出这30年应当分为两段，一是1978年—1992年，一是1992年至今。在前一改革时段，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扩展基本处于同步，尽管也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大体上还是相匹配的。但1992年之后，伴随着不完全的市场化，甚至与权力勾兑的市场化，使得物质与精神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脱节的状态。
李公明：我同意你的判断，我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整个社会的精神环境基本上处在一种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有全面改革社会的诉求的状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几乎在同一时间迅速“醒悟”过来。突出的一个表现在于，他们对于“文革”和过去道路的反思中断了，他们开始关心自我利益以及自己所依附的这个体制的利益。更重要但是很隐秘的是，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过去批判过的很多东西已经不能再做清算和反思了，他们开始竭力维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巩固和延续。
时代周报：整个社会的不同主体都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知识分子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而知识精英心态也普遍发生了变化。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一旦碰触到了冰冷的现实，立马又会变成彻底的犬儒主义者。
李公明：我赞同你的分析，理想遭遇冰冷的现实之后，知识精英被迅速分化了，这一点非常明显。当然，这种分化的大背景是伴随着高校的迅猛扩张、科研经费的迅速攀升，在重视教育的名义下，国家把大学塑造成了一个非常衙门化、官僚化、体制化的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的“高效”运作下，学术产品、学位产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而这，也就真正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今天知识界的很多人在批评80年代，其中有部分人实际上已经在远离社会现实，或者说他们的人生价值、目标已经有所调整了。
变迁历程中的艺术沉浮
时代周报：相对知识精英而言，在80年代，包括很多今天逐渐被遗忘的摇滚歌手在内的艺术家，显得更耀眼、更敏锐也更具批判性。
李公明：提到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性，我想可以结合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事业发展特征来谈谈。在激进主义、民族主义潮流引领下的艺术，伴随着一个很长的脉络，就是从左翼艺术到延安艺术。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艺术动员来塑造人的心灵乃是艺术家的使命所在。所以，艺术应该汇到救国救亡、改变我们命运的潮流中去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艺术家们很自然地接受了。也正是这样，一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家与时代的苦难紧密结合的历史。
然而，左翼艺术家在1942年遭遇了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基本否定了左翼艺术家原本坚守的“揭露的、批判的、以人道主义情怀为指引的”理念。自那时起，艺术逐渐沦为政治的工具，左翼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基本被消磨了。这种艺术生态，直接导致了艺术与政治的极大扭曲，同时也对艺术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70年代末期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之后，立即涌现了诸如伤痕美术、伤痕文学、朦胧诗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成为80年代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力量。这些作品对于当时青年的启蒙、震撼，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末。
时代周报：但到了90年代，这种启蒙消退了。
李公明：当代艺术在1992年之后遭遇了转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的很多艺术市场机构在敏锐地嗅觉到了政治风向标的转变之后，他们选择以市场的手段吹捧、打造一些艺术明星，以便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艺术市场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的选择，他们的作品开始成为打开艺术市场的敲门砖。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之前的很多真诚的、批判性作品的路向开始被市场所排斥，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了适应市场。当然，市场带给他们的丰厚利润也让他们乐此不疲。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艺术领域处在一个资本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共谋的掌控之下，艺术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已经锐减。刚和你谈到摇滚乐的发展，我想它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涉，这些音乐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歌手，而是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的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市场力量，他们在掌握了艺术的命运之后，使得艺术本身的批判性、对自由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稀薄的状态。但是，整个社会在被“物质”这样一个目标所裹挟的行进历程中，人之为人的一些渴求精神生活、渴望自由的属性并没有消失。面对精神领域的贫瘠，像《春天里》，《老男孩》以及周云蓬、川子的一些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大家马上就非常热衷。在我看来，并非这些艺术作品水准太高，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太过贫瘠。
李公明：是的，而且这种贫瘠还被眼前表面上商业领域的繁华所遮蔽了。这种表面的繁华对于艺术家或者任何一个试图开拓精神生活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诱惑。当你在某些艺术领域表现出一定的才华时，商业的力量会非常快地介入，向你发出各种诱惑，他们会告诉你通过和他们合作，你可以生活得更好，赢得各种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这种力量较之政治力量是否更有驯服力?
李公明：我觉得是更有驯服力、更为有效。当然，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区分。我们不能一味苛责艺术家服膺于商业，也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给艺术家提供的具有独立性的资源和空间也是极为稀少的。社会如果无法满足有思想、有才华的艺术家们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样一个正常的要求的话，那么很多艺术家不得不沦为和商业合作的地步。商业力量当然会从利润的角度考虑，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往往不会资助一些具有风险的批判社会的作品面世。
作为社会力量存在的艺术
时代周报：我们在这里讨论艺术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话题。这个话题很难离开对上世纪60年代欧美世界的回顾。今天，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世界和平、文化多样性等，正是当时欧美社会运动的重要结果。在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平等的力量扫荡了很多欠缺公平的领域。这其中，艺术的力量，尤其是摇滚乐的作用功不可没。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公明：关于欧美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理想情怀，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谈了这些运动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整体上而言，60年代是一个年轻人创造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的时期。发生这一现象的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国家的建设，这就使得大量普通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就为运动的规模提供了基础;二是诗歌、音乐、涂鸦这样一些容易激动人性和富于号召力的广场艺术在当时有了蓬勃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艺术的形式与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艺术流派，像法国画家大卫的艺术言述里所描绘的浪漫而宏大的艺术场面不无关联。这种浪漫的艺术与后来的激进艺术有着一脉相连的关系，只不过到了60年代，艺术在形式上显得更大众化。例如诗歌的朗诵，必定是在校园或者广场，可以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
时代周报：场所决定了这种艺术需要一种感染力、号召力?
李公明：是的，场所非常重要。而且，此时的艺术还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密切相连，比如性。性的问题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曾经作为导火索存在。我们知道当时巴黎学生运动兴起的最初导火线就是男生不满高校中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的规定。所以，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所以风靡全球，与人的权利觉醒和艺术的鼓动使之更具大众的感召力是非常相关的。
到了今天，我们回顾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那种审美景象完全可以作为今天的商业美学、强权美学、盛典美学的一个极好的反照。当时的宏大场面不是强权的精心设置，而是自发的、社会的、纯粹的，这种宏大的美学场景具有独立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强烈诉求。
时代周报：战后的西方，艺术与社会运动一直如一对连体婴，几乎只要是社会运动，必然会伴有各种形式的艺术登场，比如摇滚、诗歌朗诵、涂鸦等等。我们知道，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者通常会谈到抗议人群的集体认同、连接网络和运动本身的持续力，艺术在上述方面，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些支撑?
李公明：关于艺术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研究，我曾经写过一篇《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根据美国政治学者塔罗的启发，着重讨论了艺术对政治斗争的影响。今天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一场社会运动，缺乏艺术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广场上，一支摇滚乐队唱着一首振奋人心、流传广泛的歌曲，往往可以唤起人们的斗争精神，提升运动人群对于运动精神、运动口号的认同，甚至也会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在同样的歌词、同样的声音中，陌生人变成了战斗的共同体，昔日的陌生被如今的并肩战斗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构造了一种有效的认同。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互助网络、相互鼓舞带来信心的增长，并为止提供支持。
艺术有屁的力量，连普通的一个媒体新闻的力量都不如，自娱自乐自摸而已。
典型的文革思维
MBT Shoes were created with this problem in mind. The creators of MBT Athlete Shoes based the design of their shoes on a notion called "natural instability." This MBT Walking Shoes can lead to problems with tendons and ligaments all throughout your lower body. Natural instability MBT Footwear is the idea that when you walk on something like sand, it tends to give as you walk.
艺术家能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