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致陈光兴（一）

陈教授如晤，

上海长谈可谓触动灵魂。这两年我对国内学术圈的热情减淡不少，原因你我都清楚。理念有公私之分，理念也可以是一种“私”——这五四时代众所周知的事，当代学界众人早已忘怀。“思想和艺术要直接面对一个真实的社会”，“从身边开始建设独立思想空间”，“在中文里安身立命”……这些言论都让我掂量良久。所以说，从这次聊天中，我不但受到启发，更重要的是得到许多提醒。特此致谢。

读完《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百感交集。陈先生的书我几乎没有读过，这次算是间接接触，很愿意马上找来补课（这也是获得的“提醒”之一）。但是从你的文章中，可以领略到他的气质。用身体丈量的历史，用生命感触的“第三世界”，在现代的酷烈进程中个体存在的荒芜，“家国”之思的幻灭和郁结……这么多一言难尽的东西，怎能被“后冷战”、“后殖民”、“后革命”、“后历史”这些话语如此轻飘地定义？

必须把我们自己的现实和历史保持为尚未被定义的状态，因为那是我们的命运。要承担这一命运，须得有承认自己已被阉割的勇气，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观，我们都已经被阉割过了。这不是要夸大某种“受害臆想”，因为凶手并不在外部。要真正挺立起来，靠的不是经济、政治的壮阳药，不是话事权力，而是要推宫换血，拿出诚意去梳理被歪曲被掩盖的历史，整理被挤压的现实，重新建立起自我解释的系统和能力。

三十年改革开放打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社会？
拆除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框架，我们是否能够构造起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叙述？
摆脱国际通行的理论话语和关键词，我们如何说话？如何判断？

我想，这些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后殖民、后革命问题。
齐泽克为柏林墙倒塌20周年写的文章抱怨1989被过于草率地定义为“后冷战”，此定义所代表的历史观掩盖了或者说阉割了东欧的那些鲜活的“小乌托邦”实验。“后冷战”换来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今天，这一切都出了问题，“新欧洲”再也回不去了。“第三世界”这个等待战斗的共同体还没有到来就被不明不白地放弃了，一直变成了“非西方”所覆盖的“无害领域”，或者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轨道上的“发展中”或“后发”国。这些都是近在眼前的“历史冤案”，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却仍然是后冷战的庆典时刻！甚至这一“庆典”早已深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了。那天我们谈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交往的看法——只谈中-西，一味盯住对手，而忘记了周围的旁观者，忘记了这些旁观者也一样是主体，甚至忘记了身边和身后的朋友。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状况、这种思考框架是怎么来的？

这两年跟陈界仁兄交流，他一直谈到“田野”和“学院’之分，直到今日我才算是了解。同时也了解了自己身上的局限。真正的知识需从现世磨砺中得来，历史感和家国之思也要在自己身上印证。

这次上海双年展联系着两个计划，一是“长征”策划的“胡志明小道”，针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历史和经验；二是咱们自己张罗的印度计划。这正好为我提供了“到现场中去”的机会。在现场中，现实就是历史，用身体去体验和发现，同时又有三五好友、同仁作为磨刀石，不断进行有质量的讨论、寻找、追忆、记录、预演、论辩，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忏悔。两个计划都安排了行走，时间大概都是3、4月份，真诚地希望您可以安排时间，跟我们一起行动。

最后，想起你文中引用的陈映真先生的话：“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按照那天我们对mutitude的讨论，我们应该回归的，是那尚未被定义的无限杂多的芸芸众生。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也是自我救赎。
再次多谢上次的讨论。

士明


高士明致陈光兴（二）
光兴兄，

多谢你的提醒。在今天的局面中，再有热情也只能慢慢烧，我更怕的不是燃烧而是挥发。上次我们谈到知识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历史的学院化解读造成学者内部个人感触和经验的文本化，而老百姓的体验却处在一种去历史的露天状态里，大家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快乐的都市中产者（学者的中产阶级化也极为严重），而网络所造就的那种“薄版本民主”其实是一个immediate的结果，完全聚集不起反思的力量。而艺术界则在体制化市场化的轨道上滑动的太远了，政治完全成为符号工具。“兴、观、群、怨”一个都不沾边，当代艺术找不到它的任务书。换句话说，当代艺术是社会的失业者，虽然部分从业者已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不过即使在艺术界，仍然有些人在蠢蠢欲动，加上你介绍朋友，我想可以做些事情，重新挖掘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现场经验，使它不要在不断生成的同时迅速地挥发掉。

这是这次上海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希望启动一些切实的艺术文化交往的行动。就我们的印度计划而言，我想主要是要把印度、中国的历史文化论述放在彼此的现场中，以及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话语场和跨国资本主义的背景中进行排演、对话和检验，同时反思当代艺术在各自的论述和话语场中的意义。
这次双年展还卷入了“长征计划”之“胡志明小道”。“长征计划”从2002年正式开始，走到今天已经很有资产阶级化的危险，这次把“胡志明小道”作为“长征”的再命名，有自我减负、重新上路的意思。在最近十年中，来自欧美学者的众多文化论断都在向我们表述着一个“全球化个体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cosmopolitan正在叫喊“世界是平的”，自由市场经济被论述为唯一有效的国际交往方式，新自由主义也被当作一种普遍化的文化政治策略。在过去两年里，全球资本遭遇了它的最新危机并又一次绝路逢生。这次经济的复苏或多或少关系着“财富积累的重心移向东亚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蜕变”。在世界经济回暖的今天，全球资本再次洗牌，文化政治思想也正在重新整合，一个文化论辩的新空间正在展开，在此，我们要问的是：除了现行的国际论坛、国际大展、世界博览会以及跨国企业的无限无缝链接，是否还存在文化交往的另一种隐性的空间，一条当代视觉经济的“胡志明小道”？“胡志明小道”希望在中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之间搭建一系列艺术与教育的活动平台，在艺术创造和知识领域探寻对过去固有认识的突破口，重新解读历史现象背后的观念、种族偏见和随之带来在地理上呈现的分裂局面，以胡志明小道作为一个隐喻和讨论的出发点，深入到该地区的复杂记忆中，集中探讨文化、艺术和教育在重新定义社会媒介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一年时间，长征的主持人卢杰他们也去越南等地踩过点。我们的计划是在今年5月5日出发，5月25日结束，从柬埔寨开始，到越南，老挝结束。计划是10个学者、策展人、思想家，被邀请作为艺术家来参与，还有10个艺术家，被邀请作为思想者来参与，除了华人，当然也有老，柬，越三国的参与者，一路上既有‘他者’旅游会涉及的表面的（不回避表面性）地缘政治、历史与战争记忆、族群和文化冲突等主观投射的层面，但更主要的是大家共同‘呕吐’的一个过程，我们想要共同清理全球化与在地、帝国与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艺术与思想等把我们紧紧捆绑的问题，而这个持续进行的行走、谈话和发现的过程，希望成为一次发现的行动，发现共同的历史和现实，发现自我和他人，用光兴兄的话说，就是重新发现“观者”和“朋友”。除了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车代步，还会包括一段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小道’上的真正的行走，希望这个有些“仪式化”的行走可以建立起（而非唤醒）一种历史性的身体经验。我们也特别希望你能参加，至少参加其中的一段，一星期或者几天。
后年，张颂仁和我会做一个中国和中东的计划，加上今年明年的印度计划和“胡志明小道”，或许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把许多被忽略或者被草率定义的思想、问题和态度理清。我相信这将是一系列重新发现现场的“现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到现场中去自我发现，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核心是“自我教育”和“忏悔”。

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