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哪儿”的艺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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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2-26 13:24:44 阅读 843 次 评论 26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当代艺术评论
“拆哪儿”的艺术与政治
■管一棹
正阳艺术区拆迁人员与艺术家最新的(2010年2月22日晚)血腥事件,正在与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吴萍、成都唐福珍自焚融合一体,提示当下中国的整体困境。
利益就是政治,而且是最基本的政治。
在中国,“拆哪儿”,由于政治力量的极度不对等,引爆了越来越多的严重冲突事件。由于力量差距,每个个案都带有悲壮色彩。
当利益被明朗为最基本的政治时,在底线上就提供了对峙的力量,那怕一命殒没。——政治对抗从纯精神层面走下来,考虑到未来,也还是有价值的。
艺术家基于基本的公民层面,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诉求无疑是正当的。但,就我个人而言,仍然希望保留艺术家应该具有的精神性。
一、艺术区建设的目标指向和艺术家的聚拢缘由
无论是地方政府出面投建的艺术区(或者换言之为创意产业集聚地),都有着强烈的经济利益驱动,但实际上都是他们对区域经济的虚幻想象,因为,真正能靠创意经济赢得地方的发展,必须要靠宏观政策面的整体措施的强力支持——这在当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还姑且没把创意经济的内需动力作为主要考量指标。
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虚假想象,主要是因为前几年的艺术市场有了很大的爆发性的发展。它的客观基础是,艺术院校的历年扩招催生了大量的“准艺术家”。目前,艺术从业人员中比较年轻的家庭经济较好,艺术“蚁族”的消费能力和盲目的消费意图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艺术区寻租商人也是看到了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纷纷圈地,不顾有关的城市规划,建设艺术用工作室;甚至利用城市规划,从中上下其手捞取利益。
——艺术区寻租商人的恶德,是要被记入历史的。
大量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涌入艺术市场,怀揣虚妄的艺术发财梦,租用大工作室,画大画,使用高级材料创作,动用大笔资金装修工作室。而在那场艺术泡沫中受益的艺术家更是对未来寄予厚望,装修投入不惜工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和意识的淡漠,他们很少考虑工作室的合法性和时间性。
这就为今日的争议埋下了隐患。
无论是政府投建的,还是个人圈地寻租的,还是租用工作室的艺术家,都是在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思考和决断。
这跟圆明园画家村、宋庄艺术区的自然形成是有很大差异的。
二、“拆哪儿”的帝国诉求
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长期被意识形态围剿,和“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使之成为大国孤岛。之前靠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同盟,已经不能满足新环境的要求。当强力增长的经济总量和特别的(或者说是罪恶的)经济集聚方式,在金融危机的环境里显示了独特优势时,决策者不失时机地要将优势转化为胜势。打击海盗,合建港口,环境会议,正在显现日渐强烈的帝国企图。
在欧美日韩的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是其帝国诉求的基本保障。房地产作为重要的经济引擎,其特殊地位是当然的。
面对这个境况,知识分子和批评者的言说很容易茫然。
但是我很怀疑,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国家诉求能够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力。房地产市场的疯狂,难道就不怕遭到天谴么?
三、利益博弈强者胜
由于房地产经济的重要地位,在政府的不作为和默许下,房地产商动用黑恶势力强力推进他们的圈地目标和经济扩张。
正阳艺术区的500万赔偿,某种意义上正在将此事推向一个黑暗深渊,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很可能导致更为疯狂的结果。我认为是过度经济诉求很可能在起着相反的作用。
大量的影视作品告诉我们,商业黑道的权谋是很无间道的。政府只是坐山观虎斗。很大程度上,这种假象是富于迷惑性的,使得它好像根本与政治无关。
1992年邓南巡讲话,将整个中国导向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价值标准,在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甚至已经成为唯一取向。
四、拆时代的公义缺席
有关正阳艺术区的维权行为,迄今为止只有两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参与,艾未未和栗宪庭。
或许,在全国圈地的氛围里,正阳艺术区的维权只是很小的局部个案,不足以引起知识界更广泛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或许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场纯粹的利益博弈,公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此具体事件中得到发挥,都心存犹豫。国家经济诉求和个人层面的公民化进程如何能够在先后关系中得以确认,实际上是很复杂。而正阳艺术区的艺术家们正常的利益诉求,究竟如何量化在合理的范畴,也还是难以确认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整体缺失。
在通常的事务中,我们确实已经很难见微知著弘扬公义,除非到了唐福珍这样的自焚极端事件的出现,才不得不站出来。而公义,本是个日积跬步的过程。
五、什么是精神
正如当代艺术缺乏更有力的精神性而趋向于广泛的逐利一样,对于权力和权益的争取,以正阳艺术区为代表的维权行动,带有一点迷茫中的歇斯底里。
前几年当代艺术的泡沫,裹挟着艺术家们的日常行为。大工作室,大尺幅绘画,奢侈的日常消费和交际成本,随着艺术泡沫的破碎,而逐渐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2009年和2010年的艺术市场都很好,艺术家们还会这么对抗下去吗?平心静气地想一下,是否会有转嫁压力的嫌疑?
作为每一个个体的选择,毫无疑问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一种整体的状态,则呈现出严重的非理性。而这种整体的非理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警示,只会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如果艺术、艺术家、艺术家的行为,不能将精神性作为首要旨归,只能沦为普通民众的普通诉求,缺乏行为背后的真正指向性。艺术家的自贬身份,悖离了作为精神创造的职业属性。
更重要的是,只有精神性诉求——或者说与精神性诉求结合,才能指向事件背后的体制,以及造成事件的相关链条。相比于孙志刚遇难导致暂住证制度废止,唐福珍自焚导致国家最新出台禁止暴力拆迁法规,正阳艺术区的诉求和选择像798艺术区的郝光一样,都缺乏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道义上的绝对正当性。你的诉求是拒绝拆迁,还是要求赔偿,赔偿多少,标准是什么,或者是抗议停电停水,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明确、合理的诉求,是满足道义正当性的基本条件。
从事理上看,如果正阳艺术区的艺术家们增加足够的精神性,而不是固守单纯的不一定确切的经济诉求,那么事情可能会获得某种弹性,很可能还更具对话力量。
唐福珍的血性,在事件之初,还有大量的言论直斥其非,但等到制止暴力拆迁的法规出台,却只能让我对其表示足够的尊敬,并自问惭愧。
看到最新的有关正阳艺术区维权资讯,得知艾未未带着几位艺术家到长安街游行,并遭到俞高的激烈批评。艾未未将正阳艺术区的利益诉求提升为艺术家的基本尊严和生存处境问题,却遭到大范围的攻击,是令人伤感的,也基本上表明邓的全面市场化战略,成功地将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极端市侩化的后八九时代,也彻底地消解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全部文化成果和精神遗产。
十五年前,圆明园画家村遭到解散,是政府动用的政权暴力——警察机构;今天,强行拆除正阳艺术区的,已经变成房地产商麾下的黑恶组织。
未来又会如何?
2010/2/26凌晨于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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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2-26 13:24:44 阅读 843 次 评论 26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当代艺术评论
“拆哪儿”的艺术与政治
■管一棹
正阳艺术区拆迁人员与艺术家最新的(2010年2月22日晚)血腥事件,正在与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吴萍、成都唐福珍自焚融合一体,提示当下中国的整体困境。
利益就是政治,而且是最基本的政治。
在中国,“拆哪儿”,由于政治力量的极度不对等,引爆了越来越多的严重冲突事件。由于力量差距,每个个案都带有悲壮色彩。
当利益被明朗为最基本的政治时,在底线上就提供了对峙的力量,那怕一命殒没。——政治对抗从纯精神层面走下来,考虑到未来,也还是有价值的。
艺术家基于基本的公民层面,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诉求无疑是正当的。但,就我个人而言,仍然希望保留艺术家应该具有的精神性。
一、艺术区建设的目标指向和艺术家的聚拢缘由
无论是地方政府出面投建的艺术区(或者换言之为创意产业集聚地),都有着强烈的经济利益驱动,但实际上都是他们对区域经济的虚幻想象,因为,真正能靠创意经济赢得地方的发展,必须要靠宏观政策面的整体措施的强力支持——这在当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还姑且没把创意经济的内需动力作为主要考量指标。
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虚假想象,主要是因为前几年的艺术市场有了很大的爆发性的发展。它的客观基础是,艺术院校的历年扩招催生了大量的“准艺术家”。目前,艺术从业人员中比较年轻的家庭经济较好,艺术“蚁族”的消费能力和盲目的消费意图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艺术区寻租商人也是看到了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纷纷圈地,不顾有关的城市规划,建设艺术用工作室;甚至利用城市规划,从中上下其手捞取利益。
——艺术区寻租商人的恶德,是要被记入历史的。
大量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涌入艺术市场,怀揣虚妄的艺术发财梦,租用大工作室,画大画,使用高级材料创作,动用大笔资金装修工作室。而在那场艺术泡沫中受益的艺术家更是对未来寄予厚望,装修投入不惜工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和意识的淡漠,他们很少考虑工作室的合法性和时间性。
这就为今日的争议埋下了隐患。
无论是政府投建的,还是个人圈地寻租的,还是租用工作室的艺术家,都是在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思考和决断。
这跟圆明园画家村、宋庄艺术区的自然形成是有很大差异的。
二、“拆哪儿”的帝国诉求
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长期被意识形态围剿,和“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使之成为大国孤岛。之前靠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同盟,已经不能满足新环境的要求。当强力增长的经济总量和特别的(或者说是罪恶的)经济集聚方式,在金融危机的环境里显示了独特优势时,决策者不失时机地要将优势转化为胜势。打击海盗,合建港口,环境会议,正在显现日渐强烈的帝国企图。
在欧美日韩的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是其帝国诉求的基本保障。房地产作为重要的经济引擎,其特殊地位是当然的。
面对这个境况,知识分子和批评者的言说很容易茫然。
但是我很怀疑,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国家诉求能够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力。房地产市场的疯狂,难道就不怕遭到天谴么?
三、利益博弈强者胜
由于房地产经济的重要地位,在政府的不作为和默许下,房地产商动用黑恶势力强力推进他们的圈地目标和经济扩张。
正阳艺术区的500万赔偿,某种意义上正在将此事推向一个黑暗深渊,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很可能导致更为疯狂的结果。我认为是过度经济诉求很可能在起着相反的作用。
大量的影视作品告诉我们,商业黑道的权谋是很无间道的。政府只是坐山观虎斗。很大程度上,这种假象是富于迷惑性的,使得它好像根本与政治无关。
1992年邓南巡讲话,将整个中国导向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价值标准,在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甚至已经成为唯一取向。
四、拆时代的公义缺席
有关正阳艺术区的维权行为,迄今为止只有两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参与,艾未未和栗宪庭。
或许,在全国圈地的氛围里,正阳艺术区的维权只是很小的局部个案,不足以引起知识界更广泛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或许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场纯粹的利益博弈,公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此具体事件中得到发挥,都心存犹豫。国家经济诉求和个人层面的公民化进程如何能够在先后关系中得以确认,实际上是很复杂。而正阳艺术区的艺术家们正常的利益诉求,究竟如何量化在合理的范畴,也还是难以确认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整体缺失。
在通常的事务中,我们确实已经很难见微知著弘扬公义,除非到了唐福珍这样的自焚极端事件的出现,才不得不站出来。而公义,本是个日积跬步的过程。
五、什么是精神
正如当代艺术缺乏更有力的精神性而趋向于广泛的逐利一样,对于权力和权益的争取,以正阳艺术区为代表的维权行动,带有一点迷茫中的歇斯底里。
前几年当代艺术的泡沫,裹挟着艺术家们的日常行为。大工作室,大尺幅绘画,奢侈的日常消费和交际成本,随着艺术泡沫的破碎,而逐渐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2009年和2010年的艺术市场都很好,艺术家们还会这么对抗下去吗?平心静气地想一下,是否会有转嫁压力的嫌疑?
作为每一个个体的选择,毫无疑问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一种整体的状态,则呈现出严重的非理性。而这种整体的非理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警示,只会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如果艺术、艺术家、艺术家的行为,不能将精神性作为首要旨归,只能沦为普通民众的普通诉求,缺乏行为背后的真正指向性。艺术家的自贬身份,悖离了作为精神创造的职业属性。
更重要的是,只有精神性诉求——或者说与精神性诉求结合,才能指向事件背后的体制,以及造成事件的相关链条。相比于孙志刚遇难导致暂住证制度废止,唐福珍自焚导致国家最新出台禁止暴力拆迁法规,正阳艺术区的诉求和选择像798艺术区的郝光一样,都缺乏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道义上的绝对正当性。你的诉求是拒绝拆迁,还是要求赔偿,赔偿多少,标准是什么,或者是抗议停电停水,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明确、合理的诉求,是满足道义正当性的基本条件。
从事理上看,如果正阳艺术区的艺术家们增加足够的精神性,而不是固守单纯的不一定确切的经济诉求,那么事情可能会获得某种弹性,很可能还更具对话力量。
唐福珍的血性,在事件之初,还有大量的言论直斥其非,但等到制止暴力拆迁的法规出台,却只能让我对其表示足够的尊敬,并自问惭愧。
看到最新的有关正阳艺术区维权资讯,得知艾未未带着几位艺术家到长安街游行,并遭到俞高的激烈批评。艾未未将正阳艺术区的利益诉求提升为艺术家的基本尊严和生存处境问题,却遭到大范围的攻击,是令人伤感的,也基本上表明邓的全面市场化战略,成功地将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极端市侩化的后八九时代,也彻底地消解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全部文化成果和精神遗产。
十五年前,圆明园画家村遭到解散,是政府动用的政权暴力——警察机构;今天,强行拆除正阳艺术区的,已经变成房地产商麾下的黑恶组织。
未来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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