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于艺术有什么用呢？这问题跟在我屁股后面好几年了，今天试着一并回答掉。
艺术家需要理论家，比理论家需要艺术家多。先说后面半条。艺术家要把我们感到牢靠的现实寓言化，而理论家，则是要将它象征化（符号化）。所以，面对现实时，是艺术家更有力量，他们借了理论家的力。理论家抽象现实，而艺术家做空现实：像鲁迅那样，将现实寓言化为酒楼上、故乡、S城和N国，没有艺术家，你能那么样轻松地谈论现实？艺术家所以对理论家的作用要小很多，也许是没有作用的也不一定，艺术家不能帮理论家去更好地符号化和概念化。
理论是一种快速的符号运算，艺术家构思时，是很需要理论家所擅长的这种速算、精算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理论是艺术家用来试错、试旧用的：如果一个东西理论家就能说得清，那么，艺术家就应该立刻回避，用不着花几万块钱的成本，去做出个作品，来表达它；这是像避免设计错误那样重大的事儿。艺术家应该接着理论家开始结巴的地方往下说。艺术应该去说理论还说不清的东西。理论的目标，是很快地将能说得清的东西用观察句表达净尽，留给艺术家去表达那仍“不可言说的东西”。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有什么不到位的，理论的责任是：它作为推土机和压整机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当艺术不得不去面对太大的一摊事儿，什么都要它去承担时，它就不能轻盈到飞翔地来思想和表达了。我们的当代艺术活得太累了。
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都将自己当作坦克一样地想要同时与许多种立场作战，好象什么都是从其手上、脚下开始，没开始什么，先就气喘吁吁了。他们也会想起理论家的用处，那是要他们事后来评说，来说出自己的艺术壮举了不起在什么地方，说得自己能进入艺术理论的正统法眼和艺术碑林的册封。艺术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分工优势，一点也没发挥出来。这，我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当代，还有一好的倾向，就是，艺术家往往自己来动手做理论、用理论来为自己运动辩护不说，他们还很愿意将自己的理论运算裸露出来，将运算过程当作品，当作自己的艺术成就。这种露短，是很不好的。理论家都不愿意将他们自己的理论运算过程之源代码展示出来给人看，因为这不讨好、不讨巧，让康德和黑格尔们做这个去！理论是为了让艺术家飞步向前，而不是陷入符号与概念中不能自拔！艺术家本就不擅长后者。
理论为艺术做得太少了，而艺术家已忘了理论是可以为他们卸掉身上的重担，推动他们飞步前行的。艺术不需要为理论做任何东西，而理论必须先为艺术家做掉80%以上的事儿。理论使艺术锋利。
所以，这样说来，理论家是艺术家的老黄牛，先去为艺术做掉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使艺术家能后发制人地上场，轻盈地思考。这种飞一样的思考，是尼采重重地强调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艺术家的艺术，像艺术家那样地去思考和工作。
但是，理论家是不可以就这样以为自己真的是艺术家的老师了。不，理论家仍只是钳工，什么都关注到，什么都搞定，最后还得让人来挑挑拣拣。
在二十世纪艺术哲学里，海德格尔-德里达-阿甘本三角是强调了艺术作品的本源（结构），“站以作品之前”，回到神曾保证的人的天地位置中等等，这些被看作是艺术的目标；艺术品决不是为了向我们说清一个道理！它决不提供教训！哲学而不是理论，才是帮助我们怎么通过作品回到本源的手段（艺术家自己也需要通过制作作品回到那个我们共的创造源头、人的最深的自由之处）；理论是制作过程中的脚手架，最后必须全弃。在卢曼式的艺术社会学里，作品被认为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引起社会争议、保证尽可能多的观察和再观察的装置，是伽利略所要追求的镜片。在这一比方里，我们最后真正要的，是那最新的观察用的镜片，而不是伽利略磨出它的方法。理论是探寻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镜片和怎样磨出这一镜片的方法、过程。艺术家开始磨镜片时，是不是应该先了解镜片界目前有什么样的磨的水平，天文学界最近最想得到什么样的镜片？这步工作，对于艺术家而言，就是“理论”，它不应该裸露到作品中。
艺术家需要理论家，比理论家需要艺术家多。先说后面半条。艺术家要把我们感到牢靠的现实寓言化，而理论家，则是要将它象征化（符号化）。所以，面对现实时，是艺术家更有力量，他们借了理论家的力。理论家抽象现实，而艺术家做空现实：像鲁迅那样，将现实寓言化为酒楼上、故乡、S城和N国，没有艺术家，你能那么样轻松地谈论现实？艺术家所以对理论家的作用要小很多，也许是没有作用的也不一定，艺术家不能帮理论家去更好地符号化和概念化。
理论是一种快速的符号运算，艺术家构思时，是很需要理论家所擅长的这种速算、精算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理论是艺术家用来试错、试旧用的：如果一个东西理论家就能说得清，那么，艺术家就应该立刻回避，用不着花几万块钱的成本，去做出个作品，来表达它；这是像避免设计错误那样重大的事儿。艺术家应该接着理论家开始结巴的地方往下说。艺术应该去说理论还说不清的东西。理论的目标，是很快地将能说得清的东西用观察句表达净尽，留给艺术家去表达那仍“不可言说的东西”。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有什么不到位的，理论的责任是：它作为推土机和压整机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当艺术不得不去面对太大的一摊事儿，什么都要它去承担时，它就不能轻盈到飞翔地来思想和表达了。我们的当代艺术活得太累了。
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都将自己当作坦克一样地想要同时与许多种立场作战，好象什么都是从其手上、脚下开始，没开始什么，先就气喘吁吁了。他们也会想起理论家的用处，那是要他们事后来评说，来说出自己的艺术壮举了不起在什么地方，说得自己能进入艺术理论的正统法眼和艺术碑林的册封。艺术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分工优势，一点也没发挥出来。这，我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当代，还有一好的倾向，就是，艺术家往往自己来动手做理论、用理论来为自己运动辩护不说，他们还很愿意将自己的理论运算裸露出来，将运算过程当作品，当作自己的艺术成就。这种露短，是很不好的。理论家都不愿意将他们自己的理论运算过程之源代码展示出来给人看，因为这不讨好、不讨巧，让康德和黑格尔们做这个去！理论是为了让艺术家飞步向前，而不是陷入符号与概念中不能自拔！艺术家本就不擅长后者。
理论为艺术做得太少了，而艺术家已忘了理论是可以为他们卸掉身上的重担，推动他们飞步前行的。艺术不需要为理论做任何东西，而理论必须先为艺术家做掉80%以上的事儿。理论使艺术锋利。
所以，这样说来，理论家是艺术家的老黄牛，先去为艺术做掉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使艺术家能后发制人地上场，轻盈地思考。这种飞一样的思考，是尼采重重地强调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艺术家的艺术，像艺术家那样地去思考和工作。
但是，理论家是不可以就这样以为自己真的是艺术家的老师了。不，理论家仍只是钳工，什么都关注到，什么都搞定，最后还得让人来挑挑拣拣。
在二十世纪艺术哲学里，海德格尔-德里达-阿甘本三角是强调了艺术作品的本源（结构），“站以作品之前”，回到神曾保证的人的天地位置中等等，这些被看作是艺术的目标；艺术品决不是为了向我们说清一个道理！它决不提供教训！哲学而不是理论，才是帮助我们怎么通过作品回到本源的手段（艺术家自己也需要通过制作作品回到那个我们共的创造源头、人的最深的自由之处）；理论是制作过程中的脚手架，最后必须全弃。在卢曼式的艺术社会学里，作品被认为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引起社会争议、保证尽可能多的观察和再观察的装置，是伽利略所要追求的镜片。在这一比方里，我们最后真正要的，是那最新的观察用的镜片，而不是伽利略磨出它的方法。理论是探寻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镜片和怎样磨出这一镜片的方法、过程。艺术家开始磨镜片时，是不是应该先了解镜片界目前有什么样的磨的水平，天文学界最近最想得到什么样的镜片？这步工作，对于艺术家而言，就是“理论”，它不应该裸露到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