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位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以后，全球权力结构正面临关键性的调整，美国布什政权强势推动的全球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迫使国际批判圈再次面对军事帝国主义问题。麦克‧哈德与安东尼奥‧纳格利广受注目的《帝国》一书出版于九一一事件之前，是对于帝国主义最近期的讨论，他们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我们不同思考的方向，这是我阅读这本书的动力之一，但是为了不断章取义地曲解作者总体的论述，这个问题将延缓到阅读过程中来讨论。

一九九○年代，后殖民与全球化两大论述俨然成为英语世界的显学，效果上取代了八○年代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位置。使后殖民与全球化议题得以快速浮现的历史条件与前提在于欧美地区宣告冷战的结束，左右对立的关键结构性区隔被拔除后，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被压抑的前期殖民历史关系重新被搬上台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运动在扫除社会主义抗拒的路障后，以资本为前导的全球化运动于是全面性的展开。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型态所笼罩的感觉结构中，向后看的后殖民论述与向前看的全球化话语共同将重要的「帝国／主义」分析语汇推到边缘位置，甚至是割除，造成对于过去历史所形塑出的当前世界情势不具解释力。哈德与纳格利的重要著作《帝国》在此时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的介入，将帝国问题重新摆在辩论的核心位置，其效果暗示了左翼进步思潮的再次转进。

《帝国》出版于二○○○年，很快的被译成近二十种语言，除了欧陆语言外，日文及韩文译本也已经于二○○一年出版，台湾与大陆的华文版也将于二○○二年陆续成书，成为近年来国际进步学术思想圈最受注目的焦点，相当快速的产生论辩的聚焦作用，无论对它的响应是支持、批评还是反对，它确实已经变成了学术圈的重大事件。《帝国》何以会受到如此的重视？我们又要如何去阅读它所卷动的风潮？

《帝国》英文原版封底内页的宣传文字将这本书定位为「新共产主义宣言」，其写作的目的在于寻找迈向全球民主社会的另类政治典范；他们自己声称是共产主义份子，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迫切感来自于观察到新的帝国体制延续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权对于人类的压制与迫害，所以必须找寻新的出路。哈德与纳格利重新举起新共产主义的大旗，显然是在对抗八○年代末期对于共产主义与左翼思想的扬弃，特别是贯穿全书不断强调以multitude（弱势群体，后详）为主体的「反帝国」方案，明显地标示出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摆放在左翼革命传统的定位，因此，如果把《帝国》当成是作者要拥抱的新世界或是为美国帝国主义脱罪，那是完全的误读，帝国是作者的分析对象，论证过程中很清晰的保持批判距离，他们企图透过对于帝国运转复杂原则的掌握，从帝国的内在逻辑里找寻新的革命主体。如此来看，《帝国》的风行难道只是意味着它重新召唤了被压抑的革命欲望？故事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帝国》对于世界「新形势」所提出的理论分析不仅在指出世界转变中的主导性逻辑，对众说纷纭的全球化问题提出历史性的解释，同时将其放入帝国体制的构造当中，指出全球化现象是向帝国形成的过渡性征兆，使既有的全球化中性讨论被彻底的政治化。这种战略性思考的效应在于延续国际主义的传统，肯定全球化所带来新的契机，同时把反全球化扭转成反帝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挑战进步思潮的僵化与盲点，企图摆开政治正确的包袱，面对历史状况中浮现的可能性。

纳格利是著名的意大利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原来是Padua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一九七九年意大利政府将他以武装反政府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逮捕入狱，一九八三年因为当选激进党的国会议员被释放，但是马上又被剥夺议会豁免权，被宣布再度入狱后开始长期流亡法国，长期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与国际哲学学院，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1989）、《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1991）、《Marx beyond Marx》（1991）、《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1999）以及与Michael Hardt共同的著作《Labour od Dionysus: A Critique of State Form》（1994）都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巴黎流亡十四年后，他决定返回母国，希望以他自愿的行动来解决意大利长期以来的政治犯问题；事实上，从七○年代至今，大约有一百八十人还关在狱中，一百五十人流亡海外。但是事与愿违，他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再次被捕，至今还被关在罗马的瑞比比亚监狱。Michael Hardt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毕业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目前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学系，是公认的德勒兹（Deleuze）专家，着有《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1993），除此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翻译，将意大利的政治思想介绍到英语世界，如《Radical Thought in Italy》（1996），纳格利的有些著作也是出自他的译笔。

在理路上，作者清楚的指出《帝国》的分析受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德勒兹与加塔里（Guattari）的《A Thousand Plateaus》影响：该书中所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与精神分析的欲望生产两条路线的交错，其实奠基在两位作者之前的著作。或许可以这么说，《帝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挑战性因子，同时将后殖民论述纳入他们的对话范畴，来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新的历史实践。

二、主要论点

《帝国》的论证方式与早期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断裂论极为相似，它的核心论点在序言中就提出了：二次战后，殖民政权相继被推翻，八○年代后期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逐步瓦解，冷战结构的松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现，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帝国的想象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统合性构造相当地层级化，权力的运作是金字塔状，由不同交叉重叠的多重网络（network）构成（后详）。帝国形成的轨迹是延着欧美现代性的内部张力来进行，透过殖民帝国主义及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将属于不同时空的地理区域吸纳、统合到同一时空当中。这个基本的命题奠基于他们对世界运作历史逻辑转变的分析，构成该书的主要书写策略就是在铺陈多层次的总体转化，其分析路径主要是透过「主权」与「生产」的历史理论逻辑地转化来聚焦。非常简化地来说，《帝国》是从社会生产、思想与文化的不同场域来追溯由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也就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其间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性劳动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性劳动所取代（作者一再重复网络生产信息经济的劳动基本形式是传播、合作、情感的），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society of discipline）深化为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政治权利伸展的性质也由结构性的操作延展至微观、网状的生物权力（bio-power），渗入到社会身体当中，而贯穿这些社会权力构造阶层化的转变就是从先验性（transcendence）到内在性（immanence）。再次强调，这些进程与转化非常深刻的根植于欧美地区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

哈德与纳格利对于内在性思考的方法论与帝国结构的理论想象模型来自德勒兹与加塔里的社会本体论，社会主体性的立足点基本上是三元论，由欲望、身体与思想三个动态历史性场域相互拉扯所形成，其中人不是独立个体，是部分客体，它的流动性身份、认同关乎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其中点线面的连结是内在关系，不是由外在、凌驾式的先验关系来接合。网络的组织运作有两种模型，一种是植物的地下茎状体（rhizome），成相互纠结状，这种网络结构是非中心化、非阶序化的；第二种成树状结构，所有的支干、叶片都受制于主根，这种垄断性的网络有明确的中心点与阶序格局结构。哈德与纳格利认为当代的信息网络与帝国构造是这两种模型的混杂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化的理解：微观的生物权力运行的网络及multitude连结的方式是茎状的，而帝国的统合权力结构是树状的，后者以包抄的方式企图驾驭前者。

他们理谕的核心是：欧洲现代性的构成是两种力量不断冲突矛盾的结果，一种是内在性的力量，强调欲望的解放与社会的连结，另一种力量是先验性，强调凌驾一切的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第二种力量的展现，但是他们认为帝国的基本性质是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已经不存在的，现代性所建构的物质性空间的权力运作是以内／外之间的辩证为基础，而帝国权力不但打破内外区隔，而且在无所不用的虚空间中操作；在法权层次上，帝国闪过差异性，用包容性来建立普遍性权利，以此来自我正当化；在文化上它则区分、肯定差异性，最后将差异阶序化以便纳入管理。与后现代断裂论的不同在于，后现代论述止于指出新的社会运作的形式逻辑与以往的差异，而哈德与纳格利更进一步的论辩，帝国逻辑将原有的运转逻辑包抄、吸纳、收编到其运作当中。举例来说，全球经济的生产模式在后现代的过程并不表示工业生产的结束，就像工业革命在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转化农业生产使其更具生产性一样，信息革命是在转化工业生产，将其视为服务业来看待，透过信息化使其更具生产力（未来的基因工程似乎意味着下一次的革命）。对于反帝国的主体multitude，他们认为帝国的形成其实是响应于前一个时期的multitude追求解放的动力，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出现。而面对新情势，作者认为反全球化这个过程的意义不大，问题在于如何重新组织这些过程，调整其走向；由于没有东西外在于帝国，反帝国必须在其内在逻辑中操作。承袭左翼国际主义企图将生产关系全球化的传统，他们认为当前左翼以在地自主性的维护作为抵抗全球化的策略，其实符合了资本主义的统合机制，他们指出真正的敌人是统治全球关系的帝国体制，只有覆盖在帝国底层的multitude有足够的创造力来建构反帝国，超越帝国。

对于《帝国》的主要论点，由于它论证的多重复杂性，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他们的观点，诚如作者所说，他们希望《帝国》能够成为傅科所说的工具箱，所以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论故事到底对在什么处境、处于什么位置的群体，在哪些分析层面可以提供作战的武器，触发欲望、产生能动性，也就是它可以empower什么样的主体？从对话对象以及引用的思考资源来看，作者企图说服的主要是熟悉欧美批判论述的读者，但是简单的以欧美中心主义来推翻其论证并不是很强而有力的，作者很自觉的指出，他们分析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与转换是以欧美地区为分析对象，主因在于资本主义展开的历史地理路径正是沿着轨迹来运行的，特别到了后来欧美产生的法则已经成为广泛的运用成全球性的宰制逻辑，因此追溯帝国的形成必然是欧美中心主义。但是从其分析的内在逻辑来看，《帝国》所不足的在于它没有处理欧美之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除了资本逻辑，是如何被统合到帝国的体制中，特别是与区域史的内部连结关系，缺乏这一个层次的解释所造成严重的战略后果是：作者只能够历史化地指向统合性概念multitude，而无法缝合在不同历史环境中multitude欲求解放的特定性。

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认知历史，其中包括世界史是否已经在资本的推动下完成统一的问题，就算是，多元复杂的历史动力不会因为新社会逻辑的出现就消失，或是很平整地被纳入新的运作当中，客观的社会逻辑如此，意识型态乃至于欲望生产也是如此。例如，他们认为是帝国将历史上建构出来的身份认同为其所用，它的统治机制是相当有弹性的，杂种（hybridity）本来就是它的基本性质，原来世界区分成的三个世界也都被搅拌在一起，第一世界充斥着第三世界的人口，第三世界的空间里也出现了比第一世界还要第一世界的高科技上层社会。这种抽取、抽离式的讨论是将区域性的历史平板化，是不能内在的解释变动的轨迹。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些变化绝对不是均值的，它的搅拌也只是片面的，如此总体化地消解掉这些区隔，并无法掌握历史的复杂性，就像说当南韩和台湾的服务业人口超过百分之五○就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进入后现代，或是印度、中国大陆的网际网络快速发展（实际的网络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所谓的非物质性虚拟劳动就取代了原有的体力劳动，这样的论证实在太简单，不但以偏概全，而且无法掌握既有历史与新兴现象的接合。如果新兴信息产业是如此平整地吸纳了工业生产，台湾也就不会出现信息工业与所谓传统产业的斗争。如此强调非物质性劳动是否暗示了作者处于帝国顶端来想象参考点的盲点？从非洲大陆来观察，又会提出怎样的理论逻辑呢？割除非洲大陆的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不仅未被吸收到工业生产模式，底层农民生活艰苦，在加入WTO以后危机加剧，并没有迹象显示会被吸纳到非物质劳动体制当中。快速想要找到共同敌人，统合性的单一线性史观其实背叛了他们分析上的反化约论。作者一再强调从multitude的角度看问题，但是贫困地区的底层人口并不是multitude所指涉的对象，难道作者真的是从金字塔的顶端在看世界？我们可以同意在分析路径上的欧美中心主义，但是不能同意在参考点上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以理论逻辑消除区域的历史差异性；我们可以接受在结构上具有主导性（structure in dominance）的方法论，但是作者必须清楚地陈述其它确实还在运作的社会逻辑，在不同的地方如何被接合到新的体制当中，否则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姿态最后还是在欧美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中打转。

三、帝国主义与帝国到底有什么不同？

作者以「帝国」为主要的分析概念，对读者来说是相当混淆的，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帝国这两个语汇都已经承载了历史的长期想象。或许创造与帝国不同的新词汇来描绘他们想要指出的全球新政治体制，会使分析更为清楚，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运用帝国的战略是在指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及断裂性。在理论层次的比较上，他们指出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论，它有相当清楚的国界（边界），它其实就是欧洲民族国疆界的延伸，因此殖民地是疆界／国土延展的想象。相较而言，在狭隘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丧失统理经济与文化互动而逐渐式微之后（作者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联合国视为民族国家式微的指针），帝国不在领土地域的层面上来建立权力中心，特别是它的操作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而是致力于打破疆界的壁垒，将整个地球都纳入其中。这里，作者的论证其实是延续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帝国主义的根本限制，意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有清楚内外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逻辑相违背，为了实现世界市场与没有屏障的流动，资本必须超越帝国主义，消除内在与外在的分野，才能顺畅的流动。作者同时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表现就是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推手的作用。

不同于列宁与马克思的是，除了在资本逻辑讨论外，哈德与纳格利将帝国的法权系谱回归到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罗马帝国。在罗马法权的概念下，帝国权利指涉的是单一的统合权力，其目的在于和平，为所有人提供公正的保证，它所以发动战争是为了公正与和平。所以在当时的帝国想象中，权利同时指向时间与空间：在空间上是没有边界的，在时间上它是超越历史的，是永恒的。但是这两个方向在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过程中开始分离，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展开，整体欧洲的现代性在这两者之间摆荡，对作者而言，只有到了后现代帝国这两种权利才又重新统合到一个范畴之中。作者似乎暗示着当前的帝国其实是罗马帝国想象的梦想成真，只是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罗马法权的单一帝国权利来自于先验的赋予，其权力的操作也是不容质疑的，那么欧洲现代性的起点正在于「内在性」的革命性新发现，及之后与先验性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最后表现在欧洲民族国家主权的出现，也正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欧洲现代性的关键点在于「世俗化」过程对于「先验性」的挑战，所带动地总体变化。这点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在华文地区生活的人而言，我们可以理论性的理解，其实不是很能体验世俗化的身体、情感意涵及其历史的转化，所以缺乏这个面向地思考就不能掌握欧美现代性的性质。相对于欧洲而言，北美地区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并没有完全的世俗化，这或许是因为当初移民北美洲大陆的人口，在那时欧洲的世俗化过程还在进行，所以基督教传统从开始到现在依然深植于其主导性人口当中。总统就职时手扶《圣经》表面上只有象征性的仪式意义，其实这也揭示了这个国家的性质，而此也就是为什么布什在九一一事件后以宗教战争之名还能召唤超能量支持的动力之原因。因此欧洲人经常无法理解何以美国是如此的道德化地对待公共事件，其实这关乎欧美现代化历程的差异，而我们无法体验欧美世俗化的历史经验，所以也就无法理解欧美现代性的特质。

在表象上，世俗化过程意味着对先验性神权的否定，将权力转交给现世与人世，而其真正的革命意义其实在于发现了内在性的层面（plane of immanence），于是，所有的实体于是都具有其本质、有其单一独特性，本质不在是先验层面的专属权利。这种转化在哲学科学上，从十三到十六世纪，经过三个世纪才告完成：在政治及人文思想上，作者认为集大成的史宾诺沙（Baruch Spinoza）的民主概念，内在性的层面与政治秩序汇聚在同一地表上，人文的真理完全脱离外在力量的中介，是被历史、科技与政治所多元决定，而民主的单一基础就是multitude。在此意义下，世俗化后主体的过程意味着总体典范性的改变，它无法逆转地将人文与欲望放在历史舞台的核心位置。然而这种革命性的新发现必然受到既有势力的反挫，企图建立高于一切的先验性权力来宰制民主的内在力量。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是这股反挫力量的表现，最后以宗教战争与内战来收场，于是延后了革命的持续进行。简单地说，欧洲现代性的危机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冲突矛盾，解决持续冲突的的一个途径就是：（1）对内以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同时发明了民族（nation），在其下创造出人民的概念，置换掉multitude；（2）对外以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式来建立他者，肯定自我。虽然以先验性逻辑为主导的力量压制了内在性革命势力，但是后者并没有就此散去，承认差异、相信自由与平等的思潮一直延续着，马克思主义就是代表性的思想。

内在性的走向不仅在思想的层次存在，同时在体制中深化。一次大战与苏联革命已经显示以帝国主义为出路的资本主义已经面临发展的极致，旧帝国主义国家无法担负起转型的任务，美国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其实是超越帝国主义的起点，罗斯福与威尔逊综合了美国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更新，以国家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用高工资、高消费，以及福特主义及泰勒主义吸纳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的转型。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同时塑造了规训式的统治，将整个社会纳入资本与国家的指挥系统，工厂与社会合而为一，逐步走向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新体制，也就是以国家为主导全面性规训社会的形成，至此内在性被彻底的确立。美国新经济的转型成功将上述模型推向全世界，在二次战后产生关键性的效应，去殖民运动在世界市场重组所形成的阶层化构造延续美国的路线，去中心化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关系框架的建构，是以全球性规训社会为基础，这些正是推动了超越帝国主义走向帝国生物政治的物质基础。

由于帝国的形成是由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向的结果，因此作者回溯美国主权概念在宪政史上与欧洲主权的差异。在根本上，美国大革命后的制宪想象不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典范，而是有强烈的帝国倾向，许多性质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理论相近，帝国主权的特性在于其空间的开放性，它由multitutde纳入网络当中，是没有边界且具有包容性的，在其扩张过程中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调整；而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其空间是关闭的，具有侵略及摧毁性，将攻占的领地纳入其主权范围之内。作者清楚的指出，当代帝国的出现是透过美国制宪方案在全球扩张的结果，是在其制宪过程的内部发展的逐步体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从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向的推手，最后并在帝国构造中盘据关键位置的原因。

在接受《帝国》论证逻辑的前提下，我们要问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中，它与其宰制对象的关系是什么？在第六章殖民主权的辩证里，作者指出民族国家主权的经济基础与欧洲自身的认同其实在于殖民地，透过殖民帝国主义的运转，在经济上掠夺资源，在政治及文化上制造种族差异、画出疆界来处理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危机。这样的论点有效地将欧洲现代性与帝国主义绑在一起，不仅延续马派的政经分析，显然也受到后殖民论述的影响，但是在作者的历史故事中，二次战后在第三世界的去殖民运动只是复制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后被纳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历史叙事有其征候意义，也就是第三世界内部的去殖民并没有相对应地对帝国主义造成反思，或者我称之为去帝国化的运动没有在欧美区块内展开，重新厘清帝国主义问题。理论上来看，去殖民与去帝国是一体的两面，单面性的展开意义不大，缺乏对于这个全球格局的分析，无解释帝国主义在战后的延伸与转化。作者对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分析，认为印度唯一的出路是跟随欧洲的路径发展成西方社会，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指控，但在他们自己的分析中并没有被置换掉，依然将去殖民运动摆放在他们线性发展的单一叙述逻辑中来看待。二战以来，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所带动的反思是有限的，但是相对来看，欧美并没有去帝国化的论述及运动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反映了欧美批判份子的共谋性，还是显示了欧美现代性声称具有反思性的假象？作者企图把全球的反抗力量包入其反帝国的方案当中，这难道也是欧美现代性的延伸？其实，在当下逐步走出冷战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已是重提去帝国化方案的契机，处于帝国顶端的批判份子不能再错失契机，反帝国的提纲虽然具有强烈的去帝国色彩但是必须建筑在过去的历史轨迹当中，重开历史的讨论，而不是与帝国逻辑共谋，急于将历史抹去。九一一事件后乔姆斯基（Chomsky）的历史化讨论以对于美国左翼内部的反思都是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但是大多来自欧美地区的响应似乎没有产生更全面性反思运动，反帝国方案是否会重新开启更大规模的去帝国运动仍然有待观察。

这是相当关键的问题，从战后全球去殖民运动的观点来看，从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向，只是民族国家为基地向资本帝国的转向，是从欧洲转向美国，其间有相当强的连续性，是形式逻辑的转变，没有实质的差异，只是欧美现代性内部的差异：帝国主义与帝国没有什么不同。在下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帝国的权力构造中的阶序关系体现这个真实状态。

五、鼹鼠与蛇：什么是multitude？

《帝国》的故事里，multitude是不断被指向的是反帝国的主体，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这个字眼早就存在，这少在十四世纪就被使用，所以multitude的存在早于欧洲现代化，不是一个新字。在中文的语境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翻译，在《帝国》的使用中，它指涉的意义是社会的下层，被压迫的群体，与最近流行的字眼subaltern类似，所以用弱势群体较为接近，涵盖了贱民、边缘人口、老百姓、民众、群众等。在第五章讨论民族国家的主权时，作者引用霍布斯的讲法将multitude与人民（people）作了分析上的区分，认为人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被创造出来服务于国家主权的正当性，被赋予单一的共同意志，是构成民族的基础，它对内走向同质化，对外具有排他性，其意义只能在那样意识型态的脉络中存在。而multitude是多元异质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及开放性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无法统摄的弱势众生、魍魉，其存在先于国家主权概念，其意志与行动经常与人民相冲突，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必须将多元异质的multitude转化成单一意志的人民。简单的说，在民族国家的构筑中，国家代表了民族，民族代表了人民，人民代表了multitude。然而，这只是民族国家的主观意愿，企图统摄multitude，但是无论民族国家如何转变，就算是已经转化到后现代帝国时期，multitude都没有被摧毁，依然顽强的持续存在。《帝国》对于multitude的再发现，是企图跳出民族国家来思考，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外与其形成之前，找寻无法被统摄的力量。在不同的讨论脉络中，multitude较为清楚的意象包括穷人、无产阶级、激进份子以及非物质性劳工等等。Multitude被赋予反帝国的重责大任，其在基本上有几个方面的意义：(1)在前一时期的工业生产体制中，工厂的劳工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被扩大为以所有形式进行生产、具有包容性的multitude；(2)以multitude来打破当前认同政治无法相互合作的僵局，而合作的可能性在于发现共同敌人；(3) multitude的共同敌人已经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它只是帝国构造的一个重要地层，所以真正的敌人是帝国。

作者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一九九二年洛杉矶事件、一九九五年巴黎的连续罢工、一九九六年的汉城大罢工为例，来显示multitude拒绝压迫，以及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团结与激进性。这些事件的特性在于表面上看似根植于在地斗争，但是快速地跃起，打击帝国构造的普遍机制；同时，它们不只是政治、经济的斗争，也是社会、文化的斗争，所以是生物政治的斗争，在生活中开创新的公共空间与新形式的共同体。他们认为这些抗争形式已经不是当初马克思以鼹鼠开地道的模式：鼹鼠在公开的阶级冲突中爬出地洞，然后潜入地下、继续凿洞，等待下次时机成熟，再次浮出地面。新的抗争是以蛇不断蠕动的形式来进行，在帝国的地景中到处蔓延。他们认为在资本建立起全球性通行的生产及控制网络后，单一事件的爆破力就显得更为强大，这些蛇状的抗争在个个点上直接攻击帝国秩序，由于帝国权力的虚拟化，它的中心点在任何点上都可能受到攻击。所以，抗争不再是纵向的组织与横向的连结，蛇的攻势是弯曲爬行，突然跃起，咬住帝国的心脏。由于帝国的权力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反帝国的力量也必须在同一层次出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在全球思考，同时在全球行动。

Multitude是在什么样的结构性状态中浮现，进而得以成为新历史主体的可能？按照《帝国》的论证，multitude出现的条件在于新的剥削场域是非物质性的，作者称之为non-place。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响应于他们的挑战，资本以科技来转化劳动过程，改造生产关系与宰制关系，所以剥削的场域是在这个不断的辩证关系中被决定，具体的场域是在工厂当中。劳动力虽然是生产关系中内在的因子，被视为资本的资源，但是同时它也是外在于资本场域，解放的希望在这里生根。而在当前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早已走出工厂，覆盖了整个社会身体；社会关系完全的被吸收到生产关系中，对其进行投资，使得社会生产与经济生产无法分割、不再有外在性。在信息网络为主导的新经济里，生产与宰制的体系被高度抽象化，不再有具体的场域，抽象的劳动是没有场域的活动，它以合作形式来进行，multitude的劳动变得高度的流动与弹性，解放的欲望也四处流窜。由于生产力几乎完全的去在地化，不仅生产商品，也产生丰富的社会关系。新的生产力是没有场域的，它无所不在，剥削就在这个非场域中进行，multitude创造力的普遍性、自由、欲望、劳动在后现代生产关系的非场域中发生。在这样的高度交又重叠、多元渗透的条件下，劳动是一种社会力，受到知识、感情、科学、语言的激发，成为一般性的知识生产活动。劳动的出现表现在行动的力量，一方面它是单一的，因为它是multitude思考与身体的场域，另一方面它是普遍性的，因为multitude所表达行动的欲望（从虚拟性到可能性）是有共通性的，也只有在此共通性下，生产得以发生；简单的说，行动的能力是在共通的地方发生，由劳动、智能、热情与感情所构成。

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是相当抽象的，但是基本前提在于：帝国体制得以搭建的物质基础在于生物权力全面性的铺盖到社会身体上，于是multitude作为帝国的底层完全内在于体制，支撑它的运转，从multitude的角度来看，帝国的统治是一个空壳，或是说寄生在multitude的身体上，也就是说帝国是果而不是因，它是新的multitude力量崛起的结果。作者进入二十世纪的历史里指出，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九三○、四○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六○年代至八九年的社会解放运动是革命运动不断的向前推进，在过程中转化阶级冲突的对象，建构新的政治主体性，这些显示的是革命运动没有被击败，而是有节奏的走向成熟，最后以multitude为政治主体直接对抗帝国的形式来表现。

在反帝国的讨论中，他们坦白的表示没有能力画出有效的反帝国蓝图，只能在理论逻辑上推演，因为另类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浮现。但是理论上来看，帝国的新情势造就了multitude的结构性位置，反帝国的主体与动力来自于全球multitude普遍性存在的反对意志（will to be against）；在新的条件中，帝国权力无法规训multitude的力量、只能强加一般性的社会及生产能力，工资体制作为管制作用被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取代，宰制则透过傅播网络来进行；在帝国的地层中，剥削与宰制如此建构了非场域的操作空间。如果已经没有外在空间，那么反对必须在所有地方进行。multitude的反对意志以三种形式来出现：游牧、放弃、出走。帝国的权力在于其全球性，反帝国不可能孤立于在地的抗争，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从帝国的内部将它推到极致，加速它的过程，超越它本身的局限性。引用班雅明的讲法，作者认为对抗帝国体制的文明需要有一种新的想象，他们称之为新野蛮主义，新野蛮人的身体是后人类的，因为它的本体性生存条件已经与机器及科技兼容，它不仅拒斥任何的指令，无法适应所有社会的管制，同时必须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其反对意志与解放的欲望来超越帝国。

在multitude反抗帝国的最后一章里，作者总结性的指出：相对于现代的权力构造，帝国造就了更大革命的可能性，主因在于被剥削、宰制的multitude是直接对立于帝国，两者之间的中介过程已经消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提出三点政治诉求：（1）全球公民权：以大量流动的外籍劳工为例，取得全球公民权的基本意义在于multitude能够有居留及工作的权利，直接挑战帝国机器对于multitude生产及生命的控制，才可能设计出新的连结图像。（2）社会薪资权：新的无产阶级不再是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在所有人被纳入帝国生产的同时，就必须以社会薪资来保障所有人的收入，这正是全球公民权的重要环节。（3）生产工具的挪用权：就是multitude得以自由使用与控制知识、信息、传播与感情的权利，在掌握这些新的生产工具的同时，multitude才能形成有统合性的计画，建构自我的生命，对抗敌人，创造新的社会。

很显然的，哈德与纳格利延续马克思政冶经济学的分析，从生产关系的观点以multitude作为历史主体来置换工人阶级，在论证过程中以经济生产为基础，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及欲望的场域；这样的建构方法在后认同攻冶的运动脉络中有多少的说服力、能产生多少召唤的力量还有待争议。就算是我们把《帝国》当成是左翼思想的内部对话，还是得看到：如果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的开展在世界不同的区域中有不同的属性，抹掉不同的历史厚度不但丧失解释力，也就丧失了发现真实接合点与新接合原则的可能性；同样的，形成帝国的欧美历史轨迹与multitude不可分，multitude内在于欧美／后现代性，不能掌握不同区域中multitude的特定属性，也就只能期待multitude会如同蛇一般的连结起来成为反帝国的主体，这种强烈空洞化的倾向使得总体理论故事读来苍白。整本书以具有战斗性的运动份子来结尾，作者很显然的看到反帝国的革命运动是要经过连结、接合与组织，于是我们再次回到历史问题：运动的接合主体不是处于真空状态，不再可能接受反帝国总部下达的统一指令，跨地域的连结如果可能，发现共同敌人只是起点，民主形式只是中介，组织工作如果是在释放解放的欲望，那么还是无法脱离对于特定在地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这也是我称之为新的国际主义与在地主义不断辩证的必要性，全球主义的立场与发言位置以反帝国的姿态来出现，很难empower活在历史内部的抗争主体。

六、结语：去帝国化问题

在后九一一的时空中阅读〈帝国〉，让我们看到理论论述的局限性，事件件后全球政治面临的转变，很难割掉军事帝国主义的面向，事与愿违：帝国主义没有结束。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对于该书的全盘否定，毕竟它所指出的正在浮现之新社会逻辑是有助于思考的。《帝国》会受到普遍性重视的部份原因来自于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普遍性焦虑，进步力量在束手无策，只能进行现象描绘的条件下，哈德与纳格利堤供了一套分析，将对于全球化问题本身的讨论扭转到帝国的讨论，并且提出了想象性的战略；同时，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帝国》的聚焦作用，或许它的贡献不在于它理论命题的真确性，而是在于它把帝国主义再次带入批判圈的讨论。

最后，跳出《帝国》的理论架构来讨论，我再次强调此刻重新开启去帝国化问题的重要性。在别的文章中（参见〈9ll后美国想象的转化〉，《读书》，十一期，二○○一），我提及全球性的去殖民、去帝国化与去冷战是三位一体的运动，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无法全面性的展开，重新面对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长期历史、文化、政治效应，肇因于二次战后冷战体制的快速建构，冷战中的左右对立同时成为前／帝国主义地区的去帝国化运动无法推动的借口，使得对于其殖民地及自身所造成的祸害、伤口与文化效应的全面性反思受到阻绝。换句话说，冷战的历史性建构中介了新／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延续；所以殖民主义、冷战与帝国主义是同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当下的时间点来看，其中的效应之一就是在苏联及东欧的解体之后，美国「自然的」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以军事与经济的力量主导了世界的走向；前／欧陆帝国主义对于美国的妒恨，一方面促成了欧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更不愿意重新面对其在二次战前的几个世纪中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所造成的伤害，也更不可能看到帝国文化主体性的本身与殖民地之间是无法脱钩的。不管是从历史实践或是理论上的推演，前／殖民地的去殖民运动除了重新自我清理过去的殖民经验外，必须搭配着前／新帝国的去殖民化运动，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战争责任问题、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的困难，反映的是这三重结构的交叉性，但是至少日本的批判性份子还是在面对历史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欧美的批判圈兴起平行的讨论。欧美批判性的左翼份子，其发言空间部份来自于全球冷战构造中的左右对立，但是以阶级为主轴的自我认同、定位与分析，何以能够闪掉其身处帝国主义地理空间的去帝国化历史任务，是值得深究的，是因为左翼在其所处的前／帝国内部力量的薄弱？还是以当下的阶级问题置换了其它历史问题的讨论？去帝国化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对欧美批判份子的指控，因为它同时关乎前／殖民地的帝国欲望与想象，在国族主义的驱力下转化成「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弱肉强食的帝国动力。如果主体性的历史构造至少包括欲望、身体与思想三个层次的相互拉扯，那么主体性的重建与解放也必须在这三个场域中同时进行；这也正是去殖民、去帝国化与去冷战三位一体的反思运动必须操作的场域。全球化和平的呼吁，不是简单的普遍主义的人道诉求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资本的流动可以促成的，而是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上，通过面对历史的过去与当下，才能看到光亮。

陈光兴

全书摘抄主要内容简介，最后一段自己的意见有点不知所云。本来没这么晕的观点被作者搞晕了。作者在书中说过，世界在共产主义与帝国面前只能选其一。帝国与共产主义都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恰恰在此时更多是作为个体在这个社会被放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超国家的帝国将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