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何桂彦

后艺术史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之五



　　如果我们认同没有纯粹的艺术史，只有纯粹的艺术史叙事方法的话，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艺术史家的话语权问题。但是，这种话语权力并不是先验的，而是艺术史家通过叙事方法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权力的生效取决于叙事方法，或者说是由方法论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赋予艺术史家的。


　　从历史叙述的方式上讲，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在处理材料、阐释史实方面有共同之处。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中，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元前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陈述。其实不然，因为这个表述实质掩盖了很多信息。诚如艺术史学者初枢昊的解释：


　　“我们谈论所指的并不是恺撒一个人，而是指他和他的军队一起横渡；我们不清楚恺撒的军队渡过卢比孔这条小河用了多少时间，但其间必然伴有许多人的许多动作、许多语言和许多思想。即是许许多多较小的‘事实’组成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所谓的简单事实，不过是许许多多事实的一个简单概括。”


　　同样，按照贝克尔的理解，既然是一个军队渡河，为什么只提凯撒呢？既然在渡河的前后发生了许多事情，为什么在表述中只强调凯撒过河呢？贝克尔认为：


　　2000多年来，为什么全世界都重视恺撒于公元前49年渡过了卢比孔河这一简单事实？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贝克尔指出，它的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恺撒处在与庞培、元老院、罗马共和国以及与参与此事者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恺撒接到罗马元老院的命令，要他辞去在高卢担任的指挥官职务。他决定不服从，不仅不服从，反而向罗马挺进，并一举夺取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权。恺撒和他的军队渡过了这条位于高卢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卢比孔河，这既成事实，而且此后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果抛开这些重大事件和复杂关系，横渡卢比孔河这件事就毫无意义，严格来说，它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历史事实。渡河这一事件本身，对我们并无任何意义。它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因为它作为另外一些事情的象征，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而这些事件涉及一些最难以确定的和无形的事实……由此，他认为，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史学家也不能消除个人在观察上的偏差。这样，个人的因素就必然掺杂到想像中的事实和它们的意义之中。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都绝不会完全一样。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书写同一历史事件，并给它们以一种新的解释。



[1] 参见初枢昊：《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叙事——托马斯•克劳视野中的印象派与18世纪法国沙龙绘画》一文，《艺术探索》，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