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殖民”与“自我批判”

——再质疑英二

吴味



在我写了《海外华人的“自我殖民”——质疑英二》【1】后，英二似乎没有认识到他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2】中的“自我殖民”的荒谬，居然又写了一篇更荒谬的文章《由后殖民和普世性说开去——兼答吴味》（以下引文未注明者皆出自该文）【3】。



一、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误读





确实，萨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在殖民过程中，以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妖魔化”东方文化形象的原理、过程和结果，这种“妖魔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萨义德在揭示这种“东方主义”背后的殖民主义文化本质的同时，也批判了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行为。



然而，萨义德的《东方学》在批判“东方主义”背后的殖民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否定西方文化的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及其创造的“普世价值”――那种人类在现有的智慧下所能认识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而只是否定了隐藏在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以殖民主义利益为目的的“东方主义”，《东方学》批判“东方主义”就是希望人们认识到东方文化并不是“东方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它同样可以像西方文化一样不断走向现代，创造“普世价值”，这是《东方学》隐含的基本“价值立场”。同时，萨义德的《东方学》在批判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的时候，并没有否定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针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更没有因此肯定东方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而只是否定了在文化自卑心理下的丧失东方文化主体立场的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就像《东方学》批判“东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知识分子针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精神一样，“自我批判”同样是《东方学》秉持的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令萨义德始料未及的是，《东方学》从一开始就面临被误读的尴尬。这种“误读”正发生在上述两个方面，许多人（尤其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人）以为，萨义德批判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就是否定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及其创造的“普世价值”，以为萨义德批判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就是否定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从而肯定东方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这双重的误读导致了极不利于东方文化走向现代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国家主义、乃至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等等本质上的文化传统主义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盛行（萨义德后来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这种误读）。他们忘记了或认识不到“东方主义”的产生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不仅有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更有着深刻的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原因――即西方文化处在现代时态，而东方文化处在传统时态。如果东方文化完全是一种有着主体文化身份、有能力界定自己、具有普遍性和理性的现代文化，西方文化能够产生“东方主义”吗？我们应该反问的是，东方文化为什么没有产生针对西方文化的类似于“东方主义”而妖魔化西方的“西方主义”呢？



今天，这种以反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普世价值”、转而回归东方文化过去时态的、从而阻碍东方走向现代的当代东方文化传统主义，恰恰自觉不自觉地印证、强化和拓新了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对东方文化的“东方学”建构――“后殖民东方学”，它仿佛要将东方文化永远固定在属于过去时态的“东方神秘主义”、“东方蒙昧主义”、“东方野蛮主义”乃至“东方专制主义”的既定秩序中，从而进一步印证、强化和拓新西方当代对东方文化妖魔化的殖民期待。当这种“后殖民东方学”的建构主体是东方文化自身时，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它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的区别就在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是夸大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终极价值，从而不顾或无视西方文化中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而自觉不自觉地配合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秩序，掉进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美丽陷阱，最终无法建立自身文化主体身份；而这种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是完全不承认西方文化现代性的终极价值，从而不顾或无视东方文化的传统局限性，在东方文化的传统陷阱中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而不能自拔，拒绝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和再造，而使东方文化难逃继续衰弱以至消亡的命运，这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者求之不得的，在现代文明的情境中，它将不断加剧东方文化失去话语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危机（在现代文明中，那种“东方神秘主义”、“东方蒙昧主义”、“东方野蛮主义”乃至“东方专制主义”的东西如何能有话语合法性？）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不断加剧东方文化的“失语”和东方文化主体身份的迷失，在话语合法性和有效性缺席的前提下，东方文化最终只能遵从西方后殖民全球文化秩序，而无法参与建构全球新的文化秩序，以至于东方更成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现场。所以，在当代文化情景中，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是我们更应该特别警惕的。



令人遗憾的是，众多海外华人艺术人士（国内也一样）就是上述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自我殖民”者，他们简单化地理解了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掉进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的陷阱而不自知，还要指责那些秉承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原则，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自由、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化主体性，具有中国文化“自我批判”精神的人，是“自我殖民”。他们不能理解“真正的‘现代文化’是人类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的脱胎换骨性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首先是属于现代人类的，因为属于人类，所有也属于东西方，而不是相反。因此，真正的现代文化的‘现代性’是一种否定（超越）了东西方（传统）文化属性的‘新的文化属性’，它总是在对文化的本土性问题的批判中，导向对自身文化既定秩序的否定和超越，而指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普遍主义性质。”【4】



所以，英二针对我的这段话——“中国艺术家如何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就不是一个将‘中国话题转化成国际话题’的简单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建构怎样的‘文化身份’，是建构基于‘普世价值’的文化身份？还是基于狭隘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价值的文化身份？”【5】的批评——“显然，在这里要‘去中国化’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自己的‘批评家’。他们的这种心态使得他们见‘中国’就上火，见‘中国文化身份’的提法就扣上‘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帽子而欲除之而后快，这比当年日本人提出的‘脱亚入欧’的文化国策还要幼稚。后者的这一口号如今已然成了典型殖民心态的代表，和殖民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国际笑话。”（实际上这是周彦的话）“不知道吴味是不是会糊涂到接着质疑萨义德的‘自我殖民’，不过还是请吴味自己来对号入座吧。”就显得非常滑稽。



我所强调的那种坚持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原则，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自由、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化主体性的中国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能简单地理解为“去中国化”和“脱亚入欧”吗？“自我批判”精神所欲要“去”的是“旧文化中国”，所欲“脱”的是“旧文化亚洲”，所欲“入”的是“普遍主义文化的欧洲”，而“普遍主义文化的欧洲”就像将来的“普遍主义文化的东方”一样都是人类共同的现代文化家园（现在欧洲，国家概念不是在逐渐淡漠吗？）。而且，难道见到“东方神秘主义”、“东方蒙昧主义”、“东方野蛮主义”乃至“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还不能“上火”吗？难道今天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狭隘国家主义”还少吗？英二只知道萨义德的《东方学》所批判的“自我殖民”，却无法认识误读《东方学》所导致的“后殖民主义”的“自我殖民”。事实上，英二的话语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所导致的“自我殖民”现象，以为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就是为了使东方文化远离西方文化现代性所昭示的“普遍主义”，重回东方传统文化的怀抱。它恰恰“掉进了缺乏普遍主义现代性原则的相对主义多元文化学陷阱，错把东方旧文化的‘鬼火’当作人类现代文化的‘灵光’”【6】了。这不是“自我殖民”又是什么？



二、“普世价值”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



我在《海外华人的“自我殖民”——质疑英二》一文中说：“‘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就在于它体现的是人类在现有的智慧下所认识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尽管人们对‘普世价值’（即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具体内涵的认识并非完美无缺、一成不变，但‘普世价值’的内涵所体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趋向却是不变的。即使‘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但那只是说明人类对‘普世价值’认识的局限性，更说明了人类认识在不断提高。而且这样的‘普世价值’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所专有，而属于全体社会（包括任何体制、意识形态和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当代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来实施它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7】



这实际上也是在说：“普世价值”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每一个民族、国家以及个人都应该为“普世价值”的不断丰富、深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普世价值”作为自己的文化“应该”不断追求的目标。但英二似乎完全理解不了我的话。



英二说：“吴味把‘人性自由终极价值’拔高到如此高的程度，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数千年的其他文明难道没有一个哲贤想到过自由这件事。偏偏有几个西方人一说，所有的人类思想，包括当代艺术都要跟着它转？”这是把“普世价值”当作了西方文化的专利，实际上“普世价值”只是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最先、最突出地昭示出来。现在不是也有许多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比如“天人合一”等）当作“普世价值”向世界推广码？



英二说：“‘普世价值’不但不会完善人类的人性，反而使得人类的人性之恶在物质的繁荣中时时不断地被放大。这也是为何现代西方文化会陷入深度的精神危机 ，众多的西方思想家苦于无路可走。而西方当代艺术所展现的图像也真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写照。”这是把西方文化包含的“普世价值”与西方文化本身进行了“等同化”， 而事实上，首先，人类的人性之恶在物质的繁荣中并没有“不断地被放大”，难道现在人类的人性比希特勒时代还“恶”吗？比我们的文革时代还“恶”吗？这种“不断地被放大”只是一种人类人性加速自觉后对人性恶更加敏感的主观感觉；其次，人性恶的新旧问题的继续存在的原因不是因为推广“普世价值”，而恰恰是“普世价值”推广得不够以及现有的“普世价值”可能还不足以克服人性恶的新问题。而“现代西方文化陷入深度的精神危机，众多的西方思想家苦于无路可走”，那恰恰说明西方文化对于人性的高度自觉，而不像中国对那种蒙昧的传统文化永远只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我感觉良好。



英二说：“所谓的‘普世价值’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手段性的东西，怎么会具有终极的价值特征？ 一个不能推动人类人性进步和完善的文化还有什么普世可言？”这是把“普世价值”当成了西方现实功利层面的文化本身，也看不到人类人性事实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不明白“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文化背后应该具有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观念支撑。



英二说：“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制度天下第一，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其实，你有好的地方，别人也会学习。问题是强制推行自己的民主，以‘普世价值’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就成了问题。”“从历史上看，由现代西方文化塑造出来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施予的殖民和暴力，简直就是一部血腥的强盗掠夺史。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改善多少。那么，这种‘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观’的人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把“普世价值”与利用“普世价值”的国家意识形态混淆了，“普世价值”没有阻挡住美国或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不等于说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不存在和无意义，只能说“普世价值”不够强大，人类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认同还远远不够。



英二说：“与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农耕社会一直比较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本土，数千年文明历史积淀的智慧和人文价值，要表现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然而东方的这种安静的和谐状态却在近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摧毁，西方列强的掠夺所过之处，留下的是当地空前的文化自卑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情结。”说“中国在内的东方农耕社会一直比较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本土”，这几乎是对中国几千年人性灾难史的高度无知，这种“无知”竟然达到了对仿佛还在昨天的、惨无人道的文革的“睁眼瞎”的地步（如果能够看见文革的人性灾难史，也不至如此）！同时，正是这段话充分暴露了英二在文化相对主义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主义的“自我殖民”本质。我想问英二的是，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掠夺，以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是不是到现在还要过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安静和谐”的封建王朝生活呢？另外，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很强大、很自信、很主体、很普世，怎么会有文化自卑呢？



英二完全不做学术概念的区分和辨析，将“普世价值”概念的本质内涵与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西方现实文化本身混为一谈，怎么能够发现“普世价值”的价值和意义呢？



三、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与中国文化的“自作多情”





本来，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这几乎是中西学者的共识。所以，近代以来针对西方传统社会出现的问题，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精神更加浓烈，以至于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价值重估，由此引发、并完成了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诞生了由西方传统文化有如凤凰涅槃的西方现代文化，也产生了现代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念；当代以来（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西方现代文化的高度自觉，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西方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精神有增无减，这导致了西方当代学者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西方现代文化进一步向前的完善，而决不是为了否定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而向后回归西方传统文化，更不是说西方现代文化已经“穷途末路”而反证了尚未现代化的东方文化的“柳暗花明”及其拯救西方文化的当代价值。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西方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常常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自作多情”地用来证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优越性。这种“自作多情”完全是中国文化不自觉、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自以为是，它天真地相信，西方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是因为西方文化真的走投无路，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西方。这种“自作多情”前有海外华人学者黄河清、周彦、高名潞等以及众多海内外后殖民当代艺术家（中国国学界更是铺天盖地），今天又有了一个海外华人的典型代表——英二。



英二列举了许多西方学者，如麦克里兰教授、社会学家米尔斯、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伦敦经济学院马丁·雅克、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边沁、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法国哲人孟德斯鸠等，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选举、政体、权力、经济、人性、道德等等的批判，然而这些西方学者的“自我批判”能够说明“现代西方文化陷入深度的精神危机”和“无路可走”了吗？能够证明西方现代文化的“普世价值”毫无意义和价值了吗？能够证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文明历史积淀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和人文价值”能够拯救西方世界的穷途末路吗？英二忽视了中西根本不同的基本文化事实——即西方国家是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度，而中国还是一个集权专制的传统国度，西方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不会把西方批判到东方专制主义里去，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本来是对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超越，一种被超越的旧文化，怎么可能解决一种超越性文化出现的新问题呢？



对西方当代文化的“自我批判”的“自作多情”使英二情不自禁地去寻找西方社会的“缺点”，而对中国社会泛滥成灾的丑恶现象视而不见，且不做起码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综合因素的对比分析，更无法进行文化原理的分析，以至于他对西方文化“劣等”的“论证”及其举例（其实没有“论证”，只是结论），简直不值一驳。



比如，英二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使得公共权力极端分散，然后在个人权力主义的基础上，依据不易的人性之恶，设计出这样一种权力对抗的政治体制，以对抗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这样的社会就是永远的处于没完没了的权力和利益的争斗之中。”但是“公共权力分散”正是“民主政治”探索出来的遏制“集权专制”的办法，难道“集权专制”就没有“没完没了的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吗？实际上“集权专制”的“权力对抗”只不过不是公共领域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力博弈，而是在公共领域背后的阴谋诡计，它比“民主政治”的“权力对抗”更加无耻和血腥。



再比如，英二列举美国“灾难控制中心”统计的美国犯罪数据，认为美国的犯罪率高。但中国的犯罪率我们并不知道，就常识看中国的犯罪率不会低到哪；而且即使美国的犯罪率高于中国，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化比美国优越，因为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异常复杂（比如犯罪标准高低将严重影响犯罪率的高低），犯罪率的高低跟文化的好坏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英二应该去分析具体犯罪背后的文化（包括制度、人性、道德等）原理，比如，中国官员的经济腐败比西方严重得多，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是否与中国缺乏公权力有效监督的行政体制和非民主的官员任用制度密切相关？而不是列举一些表面的数据了事。



再比如，英二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当初是为了避免富人的财产被穷人重新分配，所以并没有什么神圣。但即使如此，“三权分立”难道比随意剥夺富人财产的中国专制主义政体还差吗？而且，“三权分立”发展到现在还是仅仅当初建立时的哪点功用吗？



再比如，英二认为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但这种相互妥协的“多党议会的政治”难道比中国的一手遮天、想怎样就怎样的一党专制的政治还差吗？



再比如，英二认为西方的民主选举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但这种民主选举难道比中国根本不用“竞选”、而几乎等同于直接任命的所谓的民主选举还差吗？



再比如，英二认为西方的议员政客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长远利益”，但西方公选议员的这种情况难道比中国直接任命的官员还要厉害吗？至少西方议员政客的短期利益想法还会面临议会的广泛质疑，而中国不是官员一把手说了算吗？而中国的人大代表不就是会举举手吗？



再比如，英二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西方的民主模式虽然不能说“是普遍适用”的，但它包含的“普世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再怎样，也是为了克服专制模式而建立起来的，难道它比东方的“专制模式”还缺乏普遍性吗？另外，它虽然“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它只会向前超越，难道还会倒回到“专制模式”吗？



再比如，英二认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时期，人们才狭隘地认为政治自由就是要限定统治者的权力范围。而到政治的成熟期，人们却更重视限制极端的民主。”然而，当统治者的随意生杀予夺的特权得不到限制的时候，公民还有政治自由可言吗？现在中国进入了民主政治的成熟期了吗？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极端的民主”吗？重庆钉子户唐福珍的自焚是不是“极端的民主”呢？



再比如，英二认为“只有实现了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政治平等”，但这样的观点能够不加限定地任意使用吗？而且这种本质上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观点能说成一定是“鸡生蛋”或“蛋生鸡”吗？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唯物论。



另外，英二以西方地理空间中的家庭单位的稀少与中国的稠密来说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产生的原因，这本是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假说，它的难以自圆其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引用都是应该十分谨慎的。但即使如此，难道中国要永远抱着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压抑人性的专制主义不放吗？而且难道西方文化就没有集体主义精神吗？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怎么那么齐心协力呢？



……



英二的荒谬观点不胜枚举，我无法一一辨析。一个生活在西方文化国度的海外华人居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认识竟是如此拙劣，怎不叫人慨叹西方的上帝是怎样地作弄我们的海外华人！英二的观点几乎是黄河清和周彦的翻版，几年前，中国当代艺术界就发生过有关后殖民的大讨论，奇怪的是，英二好像从来没有看见中国国内学人（主要是王南溟，另有程美信、苏坚、笔者等人）对黄河清和周彦的清理，要不然怎么还会重复明显站不住脚的观点？



本来学术研究是针对事物原理的研究，单靠社会现象是说不清楚事物的原理的。像英二这样不从原理的角度，而是仅仅从事物现象本身和表面的知识论角度，如何能够认识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英二的众多荒谬源于他的简单化的、随意想象的非逻辑实证科学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怎么可能不掉进后殖民主义的陷阱？在后殖民主义的陷阱里，只会自作多情地在中国文化的旧梦中“自我陶醉”，而决不会自我放逐地去做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



参考文献

【1】【5】【7】吴味《海外华人的“自我殖民”——质疑英二》，《艺术国际网》、《**艺术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8年12月7日文章。

【2】英二《“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国际网》“英二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3日文章。

【3】英二《由后殖民和普世性说开去——兼答吴味》，《艺术国际网》“英二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12日文章。

【4】【6】吴味《后殖民东方学的新进展——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 《美术观察》2006年第5期，发表时题目被改为《一种更为隐蔽的后殖民东方学——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



（看情况待续……）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于深圳

顶顶顶！！！

中国官方文化绝大多数就是“自我殖民”的文化！吴味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