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制作品大卖巴塞尔——迈克杰克森
“气候变化”艺术的崛起
艺术家正逐步转向“气候变化”这个创作主题，但他们的作品确实有益吗？他们的作品是否也同主题一样环保呢？Cornelia Parker, Gary Hume和 Keith Tyson将为大家揭示他们如何来处理灾难的威胁。
图一：艺术家Tomás Saraceno在哥本哈根“反思”主题展览中的作品——生物圈《憧憬悲剧未来》摄影：Anders Sune Berg
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美术馆里，一只轻于空气的巨大塑料漂浮气球，用为固定它将绳索的一头固定在美术馆的墙上了。当我小心翼翼步入它透明的地板上时，我仿佛走在距离美术馆地面100尺的空中。当馆内一位工作人员加入我时，我发现自己的行动无法保持平衡。于是我俩得像婴儿那样在球体内爬行移动，感到有点晕时就坐下来聊天，讨论着：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被迫从被污染的地球中离开并封闭在这样的球体生活与死去；那哪个幸运的人又会得到这样一个庇护所呢;人们如何将失去地球的事情唱歌给孩子听哄他们睡觉呢。这在别人听来是一场多么奇怪的对话，而我和那位工作人员却身临其境般努力想象这一很可能发生的悲剧未来。
此装置的作者是阿根廷建筑艺术家Tomás Saraceno在“反思”主题展览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作品。当气候变化政府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之前，将有一系列这样的著名展览在当地陆续举行。当我向Saraceno讲述对他作品的体验时，他十分欣喜并表示赞同，并表示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个主题时他之所以选择角色参与的艺术形式，就是认为：艺术要唤醒人们去反思原本是想当然得到的东西。
作为在哥本哈根现身的艺术家之一Saraceno也将出席下周在伦敦举行的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一些艺术家思考为什么之前艺术圈对把握气候变化这一社会问题的反应一直很迟缓，也许你可以由此下结论——目前的这些展览正代表着艺术家对此态度的戏剧化觉醒。北海两岸的策展人表示现在艺术家们对此十分热情，展示空间是原来的两倍之多。并且有报道说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很坚定：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门会为每一位参观者支付导游费用。这就好像那些承认在环保的公益宣传上能力有限的政治家，转向寻找其他沟通途径来宣传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危险。该展的策展人之一Kathleen Soriano表示：我并没有用企鹅或者冰山等常规意象，这并不是一个诠释性的展览。我们并非在提供信息——当然，如果观众需要，可以到网站上去看。而在这里，我们更期待观众有一些美学和艺术方面的反馈。
这样的强调确有根据，伴随美丽而来的是邪恶暗潮。在哥本哈根，Bright Ugochukwu Eke的作品一场酸雨，包含6,000只悬挂着的塑料包裹。它们闪耀的，有黑的灰的和透明的，仿佛圣诞装置一般，但它们含有碳尘，就是这样的污染正使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大量居民窒息——该地区为石油的大型开采地。而中国艺术家姚璐的作品乍一看像是山区地貌与云朵的理想景观再现，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是由都市垃圾倾泻堆积而成的景象。
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令人震惊的教训
Gary Hume的作品名叫工业家，勾勒了工厂烟囱冒出滚滚黑烟的轮廓与痕迹。他把这个称为工业的墓志铭，但也承认这只是挑战的简单化。他说，你如何来描述这场全球化的灾难？我是自私主观的所以无法客观描绘整个世界，因此我选择描述我个人生活中的样子——个体困境。
Hume在他旅行前往北极的例子中这样描述与Cape Farewell的合作——一种让艺术家与科学家密切合作的新方案，形容“多么美丽，但很难将它与我的生活联系起来。” Cape Farewell将垃圾分类、种蔬菜、使房子节省燃料，但却承认存在痛苦的矛盾。“通常是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人会成为我作品的购买者，同时我也没有使用环保颜料。我感到十分抱歉——因为我没有采取行动保护这个世界。气候变化对我的艺术来说是太大了，而我的作品那么渺小，可以说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无法承载。”Hume谈到数以百万计的濒临死亡物种的可能性，但是他又为带有启示性和持续魅力的视觉艺术而忧虑。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冷漠使他不再有所期待——虽然感到沮丧与不适，但只能用温和的方式来提供“安慰”。
Keith Tyson呼应了这一个谦虚的概念。他展出的绘画作品是用颜料混合了并不环保的化学元素。“自然比我们要聪明得多，”Tyson说，“我们在讨论拯救地球，但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如何拯救自己。地球有照顾自己的能力。”Tyson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讲座，该活动由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主办。Hadron Collider说：“这里有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但他们的对话令人恐惧——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
经验证实了他对艺术家角色的认识。“我们不是在主张解决方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21世纪的意义，是一件更加深刻与更加具象的事情。我们并不强大，是自然创造了我们。这就是艺术的重要角色所能起到的教育意义。
当策展人Soriano在策划时候就曾意识到这些互相竞争的观点。她说：“我不想变得唠叨。”但她对此展览是皇家学院举办的最政治的展览的声音而感到紧张。事实上，反思项目的经理Anne Sophie Witzke说，哥本哈根的美术馆在这方面都很小心：没有人想因为宣传被指控。
羞怯是这个艺术团体“平台”沮丧的来源，他们20年来都试图将艺术与运动联结。该组织的James Marriott说：“艺术总是在表现与改变的断层线边磕磕绊绊，但是，知道50年代时，所有的艺术都旨在改造与说服。看看Goya就可以知道：他试图说服你相信战争的恐惧。”
Marriott认为，艺术是对目的和意识的再次解读。在过去的50天里，“平台”组织在巴塞尔的阿诺菲尼中心策划了100多场活动；许多被推荐的艺术家都参加这期间在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活动。
巨型碳脚印
Marriott很高兴气候变化吸引了它所需的注意力。他说：“关注越多越好。”他拒绝批评说艺术家在环保这股时尚潮里蜗居。他批评那些艺术家、策展人、组织和机构一直对他们自己的巨大碳尘脚印视而不见。在展览上他们绕着地球使劲拖着大块的木头。在可循环利用的纸张上面印刷手册都只是表面文章——因为没有哪家登上《金融时报》的大公司会脱离这些。”当代艺术是一桩昂贵和全球化的生意。的确，伦敦与哥本哈根的策展人都对他们做展览所消耗的碳能完全没有概念。
Charlie Kronick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变化项目高级顾问，他说:“真正的目的不是要通过艺术家来完成信息传达的杠杆作用，而是要让他们自发的参与到此问题的思考中。直面问题很重要。”活动的倡议已经在一大批艺术家中产生了影响（Ian McEwan 与Antony Gormley都兴致高昂的谈论着他们对于Cape Farewell作品的体验），但很多其他人，比如Cornelia Parker，还是被巨大的问题需要作出回应的需要而完全吓住了。
Parker说：“作为一个公民和艺术家，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多做尝试。”她已经尽量减少和取消了不必要的飞行。但她也承认她此次展出的作品“黑暗的心脏”——一场森林火灾中碳的片断发言，并不是为了气候变化而原创的；她在思考戈尔竞选失利和丑闻。现在它被吸收到气候变化的陈述中。同样的，Gormley的作品“地面”在这里发生了新的意义：成群的受到惊吓的人们涌出皇家学院的房间，不知何去何从。
Parker的作品带有启示性，表达长久的关注，但有时在聆听科学家叙述他们试图与政治家沟通气候变化的升级问题时，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她把这个形容为“对武装的一声呼吁”，但又不热衷于将此联系到任何的单一问题。她说自己只做了一件作品——一个诺姆 乔姆斯基的采访拍摄，在哥本哈根展出——那与气候变化有所联系，并且这个采访包含了一系列相关议题。
她觉得有必要但又犹豫的补充了一句：“这是一位有意的宣传者。毕竟，一战时的艺术家也曾被招募来参与战争中的对抗——这是战争的一个共同点。”
作者：Madeleine Bunting
翻译：mintblue
原文来自 卫报 （转载请注明）
艺术家正逐步转向“气候变化”这个创作主题，但他们的作品确实有益吗？他们的作品是否也同主题一样环保呢？Cornelia Parker, Gary Hume和 Keith Tyson将为大家揭示他们如何来处理灾难的威胁。
图一：艺术家Tomás Saraceno在哥本哈根“反思”主题展览中的作品——生物圈《憧憬悲剧未来》摄影：Anders Sune Berg
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美术馆里，一只轻于空气的巨大塑料漂浮气球，用为固定它将绳索的一头固定在美术馆的墙上了。当我小心翼翼步入它透明的地板上时，我仿佛走在距离美术馆地面100尺的空中。当馆内一位工作人员加入我时，我发现自己的行动无法保持平衡。于是我俩得像婴儿那样在球体内爬行移动，感到有点晕时就坐下来聊天，讨论着：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被迫从被污染的地球中离开并封闭在这样的球体生活与死去；那哪个幸运的人又会得到这样一个庇护所呢;人们如何将失去地球的事情唱歌给孩子听哄他们睡觉呢。这在别人听来是一场多么奇怪的对话，而我和那位工作人员却身临其境般努力想象这一很可能发生的悲剧未来。
此装置的作者是阿根廷建筑艺术家Tomás Saraceno在“反思”主题展览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作品。当气候变化政府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之前，将有一系列这样的著名展览在当地陆续举行。当我向Saraceno讲述对他作品的体验时，他十分欣喜并表示赞同，并表示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个主题时他之所以选择角色参与的艺术形式，就是认为：艺术要唤醒人们去反思原本是想当然得到的东西。
作为在哥本哈根现身的艺术家之一Saraceno也将出席下周在伦敦举行的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一些艺术家思考为什么之前艺术圈对把握气候变化这一社会问题的反应一直很迟缓，也许你可以由此下结论——目前的这些展览正代表着艺术家对此态度的戏剧化觉醒。北海两岸的策展人表示现在艺术家们对此十分热情，展示空间是原来的两倍之多。并且有报道说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很坚定：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门会为每一位参观者支付导游费用。这就好像那些承认在环保的公益宣传上能力有限的政治家，转向寻找其他沟通途径来宣传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危险。该展的策展人之一Kathleen Soriano表示：我并没有用企鹅或者冰山等常规意象，这并不是一个诠释性的展览。我们并非在提供信息——当然，如果观众需要，可以到网站上去看。而在这里，我们更期待观众有一些美学和艺术方面的反馈。
这样的强调确有根据，伴随美丽而来的是邪恶暗潮。在哥本哈根，Bright Ugochukwu Eke的作品一场酸雨，包含6,000只悬挂着的塑料包裹。它们闪耀的，有黑的灰的和透明的，仿佛圣诞装置一般，但它们含有碳尘，就是这样的污染正使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大量居民窒息——该地区为石油的大型开采地。而中国艺术家姚璐的作品乍一看像是山区地貌与云朵的理想景观再现，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是由都市垃圾倾泻堆积而成的景象。
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令人震惊的教训
Gary Hume的作品名叫工业家，勾勒了工厂烟囱冒出滚滚黑烟的轮廓与痕迹。他把这个称为工业的墓志铭，但也承认这只是挑战的简单化。他说，你如何来描述这场全球化的灾难？我是自私主观的所以无法客观描绘整个世界，因此我选择描述我个人生活中的样子——个体困境。
Hume在他旅行前往北极的例子中这样描述与Cape Farewell的合作——一种让艺术家与科学家密切合作的新方案，形容“多么美丽，但很难将它与我的生活联系起来。” Cape Farewell将垃圾分类、种蔬菜、使房子节省燃料，但却承认存在痛苦的矛盾。“通常是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人会成为我作品的购买者，同时我也没有使用环保颜料。我感到十分抱歉——因为我没有采取行动保护这个世界。气候变化对我的艺术来说是太大了，而我的作品那么渺小，可以说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无法承载。”Hume谈到数以百万计的濒临死亡物种的可能性，但是他又为带有启示性和持续魅力的视觉艺术而忧虑。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冷漠使他不再有所期待——虽然感到沮丧与不适，但只能用温和的方式来提供“安慰”。
Keith Tyson呼应了这一个谦虚的概念。他展出的绘画作品是用颜料混合了并不环保的化学元素。“自然比我们要聪明得多，”Tyson说，“我们在讨论拯救地球，但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如何拯救自己。地球有照顾自己的能力。”Tyson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讲座，该活动由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主办。Hadron Collider说：“这里有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但他们的对话令人恐惧——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
经验证实了他对艺术家角色的认识。“我们不是在主张解决方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21世纪的意义，是一件更加深刻与更加具象的事情。我们并不强大，是自然创造了我们。这就是艺术的重要角色所能起到的教育意义。
当策展人Soriano在策划时候就曾意识到这些互相竞争的观点。她说：“我不想变得唠叨。”但她对此展览是皇家学院举办的最政治的展览的声音而感到紧张。事实上，反思项目的经理Anne Sophie Witzke说，哥本哈根的美术馆在这方面都很小心：没有人想因为宣传被指控。
羞怯是这个艺术团体“平台”沮丧的来源，他们20年来都试图将艺术与运动联结。该组织的James Marriott说：“艺术总是在表现与改变的断层线边磕磕绊绊，但是，知道50年代时，所有的艺术都旨在改造与说服。看看Goya就可以知道：他试图说服你相信战争的恐惧。”
Marriott认为，艺术是对目的和意识的再次解读。在过去的50天里，“平台”组织在巴塞尔的阿诺菲尼中心策划了100多场活动；许多被推荐的艺术家都参加这期间在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活动。
巨型碳脚印
Marriott很高兴气候变化吸引了它所需的注意力。他说：“关注越多越好。”他拒绝批评说艺术家在环保这股时尚潮里蜗居。他批评那些艺术家、策展人、组织和机构一直对他们自己的巨大碳尘脚印视而不见。在展览上他们绕着地球使劲拖着大块的木头。在可循环利用的纸张上面印刷手册都只是表面文章——因为没有哪家登上《金融时报》的大公司会脱离这些。”当代艺术是一桩昂贵和全球化的生意。的确，伦敦与哥本哈根的策展人都对他们做展览所消耗的碳能完全没有概念。
Charlie Kronick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变化项目高级顾问，他说:“真正的目的不是要通过艺术家来完成信息传达的杠杆作用，而是要让他们自发的参与到此问题的思考中。直面问题很重要。”活动的倡议已经在一大批艺术家中产生了影响（Ian McEwan 与Antony Gormley都兴致高昂的谈论着他们对于Cape Farewell作品的体验），但很多其他人，比如Cornelia Parker，还是被巨大的问题需要作出回应的需要而完全吓住了。
Parker说：“作为一个公民和艺术家，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多做尝试。”她已经尽量减少和取消了不必要的飞行。但她也承认她此次展出的作品“黑暗的心脏”——一场森林火灾中碳的片断发言，并不是为了气候变化而原创的；她在思考戈尔竞选失利和丑闻。现在它被吸收到气候变化的陈述中。同样的，Gormley的作品“地面”在这里发生了新的意义：成群的受到惊吓的人们涌出皇家学院的房间，不知何去何从。
Parker的作品带有启示性，表达长久的关注，但有时在聆听科学家叙述他们试图与政治家沟通气候变化的升级问题时，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她把这个形容为“对武装的一声呼吁”，但又不热衷于将此联系到任何的单一问题。她说自己只做了一件作品——一个诺姆 乔姆斯基的采访拍摄，在哥本哈根展出——那与气候变化有所联系，并且这个采访包含了一系列相关议题。
她觉得有必要但又犹豫的补充了一句：“这是一位有意的宣传者。毕竟，一战时的艺术家也曾被招募来参与战争中的对抗——这是战争的一个共同点。”
作者：Madeleine Bunting
翻译：mint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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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被工具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