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理性以及权利与义务――与吴鸿对话

程美信





由于我的博客标题写有：批评是权利，被批评是义务。吴鸿对此进行了修正，并补充理性在批评的意义。他说： “理性的批评是一种权利，被理性的批评所批评是一种义务”，或者说，“理性的批评是一种权利，被理性的批评反批评更是一种义务”。以下是我对此的看法：

　　



理性是社会文明所驯化的一种秩序模式，它被根植于我们个体思维与社会机体之中，并转换为手段工具与价值理念。由于文明社会的复杂性大大突破了动物的自然法则，即在自然态下，不存在人或动物的理性一说。因此，理性是文明规驯的产物，同时被作为遵循客观规律的一种思维与行为的方法，但常常又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人类难以设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性逻辑系统，不断纠正过程是文明基本发展模式。人永远都不是客体对象的本身，理解的判断力达到客观事物本体绝对不可能的。人类所能接受理性驯化始终无法超越人自身的客观局限，恰恰是人的感性经验和存在目的构成人类社会形态的内核，包括对理性的价值取向。



故而，理性是一种社会秩序与工具手段的价值取向。人类在科学启蒙时代和工业文明时期，犯了对理性崇拜与迷恋的错误，从而导致了一种理性的绝对权威的哲学教条。这里，把人所理解的对象作为人理解的对象，而非客观对象本身；即人认识的宇宙不是宇宙的本身，人对宇宙的理解是否接近其本体的可能依赖一种理性过程，但由于人自身的局限，理性同样存在局限，不可能绝对理解客观对象。



理性批评试图更加客观与公正，这种批评力带有价值设定的主观倾向，它相比于感性（情感化）的判断更接近客观事实。但是，感性批评则是一种情感客观的表现，它有时比理性更加符合天然的自由人性，甚至更符合人与文明的综合需要。即人类的生活目的从来就是非理性状态，理性仅仅实现与接近某个欲望目的的工具手段，而非欲望目的的本身。



我的博客标题：批评是一种权利，被批评是一种义务。它相对于我和任何人，即我批评别人是一种普遍的个体权利，同时我被人批评同时是一种普遍义务。至少我的批评对不对，以及别人的批评我对不对；均不属于程序范围，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理性的公共秩序，它是一种文明驯化的价值取向。



在批评的权利与义务也是这种关系中，任何的批评无论对不对，他们均被赋予批评的权利和接受反批判的义务。只有这样理性才能使批评富有公正性和共识性的建设意义。没有这一过程的手段理性，恐怕批评可能一方强加于一方，极可能导致丧失社会交往的共识基础。很显然，正如你所言：“单一主体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双重属性的二位一体关系”。但是，社会行为和人性本能恰恰处于另一种反规则的博弈状态――即作弊的动机，它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潜动力，那就是人均希望享有更多的权利而尽最少义务。理性的价值取向与人类感情本能可能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却又恰恰文化存在全部实质意义。



你提出：具有‘立法’、‘救世’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否正在被‘多元论’的和‘相对主义’的民主色彩知识分子所替代呢？――这种假设具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立法的根本在于效力，而不在规范本身；独裁的立法能够产生社会秩序效力，从立法者与遵守者之间均为适应的，对它的不适应会导致立法意义的失效。民主立法就是独裁立法失效的历史发展产物。



关于“救世主（虚伪与虔诚的救世军）”，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情结”，他们被赋予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失的社会文化原动力。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大众对自身权利和集体利益的意识相对成熟，某种程度上分担了知识分子传统的职能作用。这不意味着“救世者”彻底退场，社会重心矛盾与前沿弊病，只要发现者才能承当真正的“拯救者”，而构成发现者的角色意味着一种特殊性。在发达的民主社会，大众成了问题发现者的重要批评对象。西方后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茅盾就是中产阶级的权利与欲望的膨胀，导致一切（政治、价值、审美、道德）倾斜大众立场的媚俗化。正如雅典城邦政客为了讨好市民而纵容他们狂欢放纵。消费主义在中产阶级意识可谓天经地义的普遍权益。这就是民主与工具理性给本时代带来艰巨的困境，它象恶性肿瘤一样加速人类跑向死亡的终点。因此，救世主义者的声音对大众而言，不免刺耳而触恶的，大众反精英、反崇高和反救世主变成一种集体霸道的狂妄行为。正如文化批判主义所强调：对最流行事物进行批评是哲学的首要任务。



另及：我打算就“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你进行讨论。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概念被严重庸俗得一种教条的价值取向，正如工具理性被过度滥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