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它较全面的反映出中国人思想保守的内在因素，那便是它在审美表现上充满了怀旧情绪。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历史语境下，水墨必然面临更多外在的文化关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审美活动。历史每前进一步，它无不对既有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从“去弊优化”中获得全新的发展活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化都必然成为整合对象，能够原封不动的保持民族传统已没有任何可能性，几乎所有排斥外来文明的社会；或者无法漂移的民族文化都必将陷入历史死胡同。为此，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中国人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表现出一种被动性的矛盾，即在物器生产方面的接受现代化，所谓“师夷长技”、“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以夷治夷”；可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审美文化则坚持“民族特色”，拒绝现代文明的整合，并由此催生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历史情绪、保守文化和狭隘思想几乎主导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毫无疑问，这一切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艺的精神病源，如玄学思想、魏晋传统和文人艺术均存在思想病理的因果关系。


一、道儒思想的起源与其发展

中国文人艺术是受一种怀旧情绪所发育形成的审美文化，正如李泽厚的“积淀”说法。中国审美文化在它形成体系时便携带了许多不健康的精神因子，那就是它的囿于怀旧的思想形态，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回归与复古的精神症结。虽然怀旧具有生命周期性的节律表现，当它成为一种主导社会思想的文化现象，那必然带来消极的历史作用，使整体文化倾于保守态势，从而丧失了进取拓新的精神张力，最终导致文化激情和社会创造力的整体萎缩。从秦至清的两千年历史长河里，中华帝国始终处于一个超稳定结构中不断地重复循环，历史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旧秩序的周而复始。这一切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才全面暴露出其内在危机。那么，怀旧作为生命周期性的节律现象，在中国却成了主导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并渗透到价值观念和审美文化之中，其中包括文人思想与审美艺术的共性特征。


从道儒思想的倾向来看，它们的怀旧情绪是不言而喻的，完全是回归型的怀旧情结，并发展到现代社会演变为一种回归与认同的双重特征。老子竭力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鄙弃一切文明，《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免使人想到现代启蒙之鼻祖的卢梭，他晚年思想表现出极端憎恨文明的怀旧情绪，恨不得回到别着尾巴的原始野生状态。这种对自然的理想化向往来自对现实不适感的意识转移，把遥远的过去时代假想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那个抽象化、理想化、神秘化的“自然”成了驻留灵魂与存在的永恒巢穴，达到缓解现实苦恼的慰藉作用，并呈现在哲学思想、审美活动、价值取向之上。在精神上境遇无法摆脱的实际痛苦或困惑，其激烈程度往往是造成空间错觉的程度，并释放出相当强度的怀旧情绪；距离越遥远的世界越加变得理想而美好，从而缓解心理的痛楚。如果绝对倾向过去，那必然出现强烈怀旧情绪，对未来更加的悲观绝望。不论是老庄还是卢梭，他们基于现实境遇的痛苦与悲观，把遥远过去作为缓解现实痛苦的精神依托，这显然一种生理本能所诱发的心理维生反应。卢梭晚年是一名典型中国式隐士，过着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远离巴黎那些文明人的上流社会，在《忏悔录》里又流露出“忘而不却”的心理矛盾。


隐士文化回归自然直接来自对人类文明的悲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唯能在精神上重返自然之母胎。这种怀旧情结的思想倾向或逃避现实的隐士文化，成了后来民粹主义国学家一致所强调中国的哲学理念与艺术的精神传统，即“返璞归真”和“天人合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怀旧情绪释放出排外情绪和文化寻根的强烈意识。有学者指出，这种回归型的怀旧情绪来自“生活的不连续性”意识反应，即在经历某种突然中断、剧烈分裂而无法适应的生活体验，它是一种生活境况的恶化、或主观上无法适应客观的变化，因此诱发了对曾经生活的眷恋怀旧，甚至出现对过去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样，儒家文明也来自一种回归性的怀旧情绪，只是孔子没有向老子、庄子、杨朱那么极端，他主张回到“三代圣贤”时代，并更加务实通过人伦教化回归到一个理想社会，那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圣贤之礼”、“君子之道”。总之，两家学说的先哲都一致地认为现在没有过去更加美好，只是孔子没有绝望得象道家那样主张“反智去巧”、“为无为”、“用无用”极致程度。


考察老子、孔子、杨朱、庄周思想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对后世文人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还有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的销声匿迹，它们都反映了怀旧思想在中国后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中国后期文明表现一种怀旧型的气质特征，主要在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审美文化和价值观念均表现出“维旧”与“回归”的主流倾向，而且在文人艺术方面尤为强烈，陶渊明的田园意境成为文人隐士的理想世界、永恒家园、精神母体。


更高的“我们从那里来，又要去哪里”思问，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充分得到验证，它是哲学与艺术、甚至更早的宗教的焦虑之思源。屈原的《天问》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均对生命存在与归属提出一个极为苍茫的悲叹，预示着浩瀚宇宙赋予中国文艺的无限遐想和哲学的终极思问。那么，怀旧情绪所诱发哲学的不同思维类型倾向，并同时给出了精神归宿的文化成因。譬如老子哲学朴素观中得出“道法自然”的终极定论，尽管“道”具有不可理喻的含糊性，但它却回答了万物来自自然之道的明确结论，于是，道家主张回归自然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以致“道”成为神秘主义玄理体系的集合点。正如神学给出万物来自上帝的创造，它必然指出人类终极归宿是神性的永恒家园。儒家的伦理哲学基于圣贤之德、强调“三纲五常”的尊卑秩序和人伦法度，以“敬鬼神而远之”务实态度回避终极的精神寻根，这种缺乏神性思想使儒家丧失在文艺哲学的特有魅力，之所以，中国文艺独尊老庄自然理想，其玄妙赋予人更多遐想空间。


此外，儒家思想发展到程朱理学，道德教条得“存天理，灭人欲”的僵硬地步，它的极端不仅违背了早期儒家思想对现实与人性的恻隐之情，并从根本忽视了“天理”与“人欲”的相通共性，而非绝对的对立关系。可见理学缺乏严密思辩的学说，把儒家经典发展到一种道德僵化的心学体系，造成正常人性的极度压抑，并导致社会人格的集体扭曲；从一般老百姓与文人知识分子都无一幸免。换言之，这种违反人性的极端道德，必定构成一种社会内耗的反动伦理。因为儒家的道统化是不仅得益王权，反过来促进了王权的格外强硬，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贤的仁道精神。中国王道思想与宗法精神是一致的，如同家长们面对本来因为恐惧和疼痛而哀哭的孩子，便进一步恐吓或暴打迫使孩子停止哭泣。可见，这种儒家思想在作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实行过程是极为僵硬的，结果诱发伪道德主义的泛滥成灾，同时造成人性的畸形扭曲，老庄思想、文人艺术、归隐山野成了文人阶层的精神寄托、宣泄途经和终极理想。所以，中国文人艺术某种程度成了私人的宗教文化，不具有任何社会公共的普适价值。道儒两家赋予中国文人的精神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们都受到怀旧情绪所诱发一种回归型的思想体系。儒家缺少道家思想那种终极意义，是一种强调入世的生活规范，使它难以成为艺术的指导精神。

中国先哲思想均产生封建秩序的解体、道德礼乐的崩溃、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场景。尽管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其中法家思想各大国的强国之本，孔子游说列国的境遇可谓是“丧家之犬”，他的“君子之道”、“复辟周礼”、“仁政思想”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求，而且孔子强烈的怀旧情绪，是来自他所生活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谓是一个 “人心不古”的时代。因此，他肆意搜集周王室官制、汇编《周礼》，这种对已逝远时代的怀旧眷恋，导致一种严重思维错乱的道德热情，假如原有秩序能够有效就不会出现周室衰败和天下混战。为此，墨子曾给予尖锐的批评，认为“周礼”不正当、不合用，应当被取代。墨在《非儒》中指出：“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在《兼爱中》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在《墨子尚同上》指出：“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不过，墨家“天志”和“名鬼”具有宗教气息，认为天帝是最高的正义裁判者，它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和实行兼爱的人，这里特别是针对那些统治者。可见墨家思想具有平等兼爱、富有正义是非意识和可贵的民主精神，并有强烈的信仰价值。但是，墨家思想没有能够发扬光大，原因在它所倡导的正义、牺牲、平等、民主不合时代态势，没有像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更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王权。但是，儒家的道德怀旧和道家的回归自然却隐藏着严重不健康的思想因子，使得中国后来历史丧失了积极进取的文化张力。


老子和孔子的怀旧情结导致它对过去时代以及自然状态的美好幻想，并且发育成为一种中国人普遍的意识定势、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总认为现在不如过去好。怀旧的虚幻性完全符合生命衰微节律，“过去”意味着美好年华与逝去故人，当它成为主导社会的审美思想和价值追求，必然引发整体文化走向消极保守。所以，怀旧在中国成为一种充满巨大商机潜力的文化产业，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肥皂剧最畅销的国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怀旧的集体无意识。水墨的作为一种认同文化、怀旧艺术、民族身份、历史慰藉，其意义不应被全面否定，文化艺术在经验层面应当多向度生态，提高更充裕的选择性、参照性、整合性的精神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