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启蒙科学家杜亚泉（1873～1933)，在其与陈独秀的论战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精辟独到的论述。杜亚泉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流氓）为伍，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他说，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中国有句老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所谓流氓，也就是游民，按杜亚泉先生的解释，就是过剩的劳动阶级，包括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等，他们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他们身处社会之低层，却有着强大的势力。流氓如何有文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中国的流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说是近亲，并不为过。鲁迅曾经研究过，中国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

所以，当知识分子遇见流氓，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并不一定是为了争吵，更多的，可能还是基于“本是同根生”“同为天涯沦落人”这样一种情感下的惺惺相吸。

研究中国历史，自秦朝以后，中国社会之变天，大多有流氓和知识分子相结合造成的。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总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流氓和知识分子相互远离、相互鄙视，流氓不可怕，知识分子也不可怕，怕只怕流氓爱上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就是如此成为统治阶级的，他们原本也是流氓，曾经也是知识分子。这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是流氓对帝王的革命。

转自：木木有书读
http://mumu6.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