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仪态---------对"城市"的替换
“晒仪态”作为“CITY”的中文音译,旨在对中文“城市”一词重新认识与评介。这一重新认识与评介并非针对该词语或词条本身,而是艺术的当代性中所呈现出的“城市”----“CITY”------“晒仪态”的音译化状态的过程性梳理。
“城市”在中国本是筑城防卫,城中有市的防御型社会生态,此种中国独有的人居形态,有着超过两千年的稳定期,历朝历代一但繁荣昌盛旋即就会修筑伟岸的“城”,这种寻求更高级别的稳定性的心理被一次次地强化。于是筑城成了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
中国近代史几乎是一场围绕着“城”与“市”形态去向的争夺而展开的。从广州的十三行,国际资本的登陆,到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贸易,以及上海开埠,是一场西方在其资本力量推动下的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开始。当时的中国政权与文化体系尚存防御的能力。至少该政体一直维持到1911年。
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仅仅功归于在广州起义的小股军事力量,重要的是黄花岗献出72位烈士的生命和此番起义的象征意义,引起了中国内部自洋务运动以来倾列强的实力派与以西方引导的“世界潮流”互动,从而开始了宪政政体的尝试。中国最重要的“CITY”------上海在此进程中崛起。当时最现代化的工商业集聚于此,这个当时仅600万人口的“CITY”一度创造出了4万万人口中国的经济总量的一半。“CITY”的神奇力量让世人惊叹。富有冒险精神的洋人,民族资本的拥有者,各领域富有才华的人,以及大量劳工,和讨生活的游民极为自然地聚集到这个拥有“十里洋场”的“CITY”里。原有的老城厢被奚落在“CITY”的一边,破败而无人打理。不过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仍屹立了上百座围合的“城”与松散而疏于管理的缓慢变化中的“市”。最摩登的文化和最守旧的文化同时并存在这一时期。
1949年的革命成功,一方面源于广泛民众的民族独立的心理诉求,一方面源于农民起义成功方式的历史惯性,更为重要的成功原由同样是与来自二战后世界政体格局变化的“世界潮流”的互动。此后,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运动,和计划经济改造,是一场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形态到生活形态的彻底改造过程。“城市”改造首先从首都北京开始,从龙须沟的民生改造到体现社会主义伟大性的十大建筑,以及借鉴莫斯科城市规划而修筑的宽阔而肃穆的马路。甚至直接移植了完全一样的苏联式的展览中心。这场“新城市”建设运动同时伴随的是毁“城”运动。同样在北京首发,继而全国旧有的城垣几乎丧失殆尽。同时还摧毁了“城”中的“市”,自由市场贸易被计划的国营商场取代。原先维护稳定,朝开夜闭有形的城被拆毁。有形的“城”被强有力地拆除,新的“城市”格局貌似解开“城”的束缚,然而“新城市”的人居方式同样彻底被改造,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成为新的无形束缚,除了组织安排或国家单位指定,社会主义“新城市”间人口迁徙几乎无法实现。这样的社会生态持续了30年。
自1978年,中国开始尝试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演变从“市”开始发端,继而拉开了竭力模仿西方以及亚洲新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CITY”的一幕。首先在比邻香港的宝安小渔村开始,以三天一层的造楼速度硬生生地造出了一座可容纳1000万人口的“CITY”。这座“CITY”被外围的警戒线严格隔离,被称为特区。“三来一补”成了这座“CITY”的基本产业基础。然而可悲的是,在这座狭长而巨大的“CITY”里并没有发生与之巨变相适应的艺术文化的当代性的变化。当年涌向这座“CITY”的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意识被严重禁锢的各路人马,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个人愿望的释放都指向了对财富的追求,并没有形成对精神解放的渴求与表达。拜金主义砸晕了所有的人并持续到今天。这座中国最象“CITY”的“晒仪态”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终究建设成了一座拥有“世界之窗”和“中华民族园” 模型的“CITY”, 一座没有灵魂的“CITY”。
近20年中国在深圳式“CITY”建设的驱动下,把更现代化和开放中的国际化推不断地推向了前台,以上海为例,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求建造世界最高的大楼,在某些角度看浦东,已经和香港,新加坡没有太大差距。尤其在夜晚,当你掠过这座“晒仪态”,暮色遮蔽了这座“晒仪态”的所有病垢,在霓虹的勾勒下上海很“CITY”。于是夜晚很纽约很“CITY”, 白天很中国很“晒仪态”。
同样很“CITY”模样会出现在几乎任何一座沿海地级市,只是在规模大小上存在差异。
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 “CITY” 营造过程中,事实上我们造出了不是想象中的“CITY”而是“晒仪态”。
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生史对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过程,其核心也主要发生在“城市”中。然而“城”的消失,“市”的变迁,“CITY”被动与主动的植入。用中文去音译的 “晒仪态” 对应当今中国“CITY”的国际化追求状态,正是现阶段艺术当代性难以回避的尴尬状态。这个汉语发音永远也无法模仿的英语“CITY”,所对应的汉字词语永远支离破碎,并且和汉语语序毫无关联。音译状态正是试图用最精准的汉字挑选去对应,可总是感觉我们说不好话。我们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但我们至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拥有着我们自己语言的介质,尽管现阶段我们还是处在试图翻译的基础上,尽管用自己的介质说出的话在“CITY”语境中的人感觉有些奇怪,尽管“晒仪态”对习惯了中文语境的人感觉不是那么的妥当,但“晒仪态”毕竟不完全是“CITY”更不是“城市”!在“晒仪态”里正在发生着“晒仪态”式艺术的当代性已呈现出当代艺术状态和语言的自我造词的端倪,尽管更多的语法还是脱胎于“CITY”语境。这种端倪的可贵性首先呈现在艺术家的个人语言的坚持和实证,同时艺术趣味的取向更源于自己的“晒仪态”内的精神真实性。
“晒仪态”一方面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从生存态中抽离出的语态,此种语态恰恰是完成语言建设的最直接的反映,“晒仪态”语态是借助本体语法离开西方主体语言的第一步,她既不朝向本体固有语言出发,也不朝向西方主体语言出发,而是朝向当代艺术语言的自我逻辑的完整性。
“城市”在中国本是筑城防卫,城中有市的防御型社会生态,此种中国独有的人居形态,有着超过两千年的稳定期,历朝历代一但繁荣昌盛旋即就会修筑伟岸的“城”,这种寻求更高级别的稳定性的心理被一次次地强化。于是筑城成了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
中国近代史几乎是一场围绕着“城”与“市”形态去向的争夺而展开的。从广州的十三行,国际资本的登陆,到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贸易,以及上海开埠,是一场西方在其资本力量推动下的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开始。当时的中国政权与文化体系尚存防御的能力。至少该政体一直维持到1911年。
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仅仅功归于在广州起义的小股军事力量,重要的是黄花岗献出72位烈士的生命和此番起义的象征意义,引起了中国内部自洋务运动以来倾列强的实力派与以西方引导的“世界潮流”互动,从而开始了宪政政体的尝试。中国最重要的“CITY”------上海在此进程中崛起。当时最现代化的工商业集聚于此,这个当时仅600万人口的“CITY”一度创造出了4万万人口中国的经济总量的一半。“CITY”的神奇力量让世人惊叹。富有冒险精神的洋人,民族资本的拥有者,各领域富有才华的人,以及大量劳工,和讨生活的游民极为自然地聚集到这个拥有“十里洋场”的“CITY”里。原有的老城厢被奚落在“CITY”的一边,破败而无人打理。不过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仍屹立了上百座围合的“城”与松散而疏于管理的缓慢变化中的“市”。最摩登的文化和最守旧的文化同时并存在这一时期。
1949年的革命成功,一方面源于广泛民众的民族独立的心理诉求,一方面源于农民起义成功方式的历史惯性,更为重要的成功原由同样是与来自二战后世界政体格局变化的“世界潮流”的互动。此后,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运动,和计划经济改造,是一场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形态到生活形态的彻底改造过程。“城市”改造首先从首都北京开始,从龙须沟的民生改造到体现社会主义伟大性的十大建筑,以及借鉴莫斯科城市规划而修筑的宽阔而肃穆的马路。甚至直接移植了完全一样的苏联式的展览中心。这场“新城市”建设运动同时伴随的是毁“城”运动。同样在北京首发,继而全国旧有的城垣几乎丧失殆尽。同时还摧毁了“城”中的“市”,自由市场贸易被计划的国营商场取代。原先维护稳定,朝开夜闭有形的城被拆毁。有形的“城”被强有力地拆除,新的“城市”格局貌似解开“城”的束缚,然而“新城市”的人居方式同样彻底被改造,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成为新的无形束缚,除了组织安排或国家单位指定,社会主义“新城市”间人口迁徙几乎无法实现。这样的社会生态持续了30年。
自1978年,中国开始尝试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演变从“市”开始发端,继而拉开了竭力模仿西方以及亚洲新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CITY”的一幕。首先在比邻香港的宝安小渔村开始,以三天一层的造楼速度硬生生地造出了一座可容纳1000万人口的“CITY”。这座“CITY”被外围的警戒线严格隔离,被称为特区。“三来一补”成了这座“CITY”的基本产业基础。然而可悲的是,在这座狭长而巨大的“CITY”里并没有发生与之巨变相适应的艺术文化的当代性的变化。当年涌向这座“CITY”的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意识被严重禁锢的各路人马,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个人愿望的释放都指向了对财富的追求,并没有形成对精神解放的渴求与表达。拜金主义砸晕了所有的人并持续到今天。这座中国最象“CITY”的“晒仪态”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终究建设成了一座拥有“世界之窗”和“中华民族园” 模型的“CITY”, 一座没有灵魂的“CITY”。
近20年中国在深圳式“CITY”建设的驱动下,把更现代化和开放中的国际化推不断地推向了前台,以上海为例,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求建造世界最高的大楼,在某些角度看浦东,已经和香港,新加坡没有太大差距。尤其在夜晚,当你掠过这座“晒仪态”,暮色遮蔽了这座“晒仪态”的所有病垢,在霓虹的勾勒下上海很“CITY”。于是夜晚很纽约很“CITY”, 白天很中国很“晒仪态”。
同样很“CITY”模样会出现在几乎任何一座沿海地级市,只是在规模大小上存在差异。
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 “CITY” 营造过程中,事实上我们造出了不是想象中的“CITY”而是“晒仪态”。
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生史对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过程,其核心也主要发生在“城市”中。然而“城”的消失,“市”的变迁,“CITY”被动与主动的植入。用中文去音译的 “晒仪态” 对应当今中国“CITY”的国际化追求状态,正是现阶段艺术当代性难以回避的尴尬状态。这个汉语发音永远也无法模仿的英语“CITY”,所对应的汉字词语永远支离破碎,并且和汉语语序毫无关联。音译状态正是试图用最精准的汉字挑选去对应,可总是感觉我们说不好话。我们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但我们至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拥有着我们自己语言的介质,尽管现阶段我们还是处在试图翻译的基础上,尽管用自己的介质说出的话在“CITY”语境中的人感觉有些奇怪,尽管“晒仪态”对习惯了中文语境的人感觉不是那么的妥当,但“晒仪态”毕竟不完全是“CITY”更不是“城市”!在“晒仪态”里正在发生着“晒仪态”式艺术的当代性已呈现出当代艺术状态和语言的自我造词的端倪,尽管更多的语法还是脱胎于“CITY”语境。这种端倪的可贵性首先呈现在艺术家的个人语言的坚持和实证,同时艺术趣味的取向更源于自己的“晒仪态”内的精神真实性。
“晒仪态”一方面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从生存态中抽离出的语态,此种语态恰恰是完成语言建设的最直接的反映,“晒仪态”语态是借助本体语法离开西方主体语言的第一步,她既不朝向本体固有语言出发,也不朝向西方主体语言出发,而是朝向当代艺术语言的自我逻辑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