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江铭
被采访人：何云昌
采访地点：北京草场地何云昌工作室
江铭（以下简称江）：您小的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
何云昌（以下简称何）：云南省梁河县。
江：你的童年都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吗？
何：是，我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二十岁，上大学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江：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面？
何：很普通的一个家庭。我爸是矿工，我妈是农民。零二年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我母亲还在老家。
江：你是上大学离开了云南？
何：不是，我上大学还是在云南上，是从中缅边境去到省城，在云南艺术学院上的四年，学油画专业，那时候人也少，油画专业人最多的时候是七个人，五个人一个班我们那届招的是专业班，油画有七个人，雕塑就三个人。我还赶上这一趟了，沾了国家的光，几乎没有什么学费，一个月还能发上六块或者八块钱的补贴。
江：你是从多大开始做绘画或和艺术有关的事情的？
何：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上小学，幼儿园老师一表扬，小孩子就来劲了，就自然的上了贼船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谈不上做艺术，到大学毕业后还是朦朦懂懂的。
江：你是毕业之后开始搞创作还是在上学期间就有创作？
何：平常也喜欢画那种习作。
江：那时候主要也是以绘画为主吗？那时候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何：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写生，老是画些草图什么的。我比较喜欢尝试。
江：架上作品你做了几年？
何：我做到零二年，一直断断续续在做。
江：我看见你有一个长条的作品是那期间做的吗？
何：那叫人文景观，画的是传统山水，从九五年到零二年一直在画这些，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同一个东西。
江：有多大的量？
何：那画很慢，我一个月也就画一两条，一共画了也就十几张。
江：因为进展很慢？
何：我不要求速度的，我就慢慢画，我想这作品的构成主要是我七年的时间，这件作品它的构成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做这个事情投入的时间是七年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到了零二年我画最后一张2。5米乘6米的作品之后我终于厌倦了，零二年到现在五年的时间，再也不画了。
江：那些作品是零二年几月份开始的？
何：零二年三月份左右我就开始不画了吧！我做过很多尝试，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尝试一些综合的材料，画些抽象的，还有很写实的，好像挺能画似的，其实都是一种摸索性的，都没有把它深入系统的发展下去。我那时候就想，一个人年纪轻轻的不要过早就固定到一个模式上，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去尝试一下，看自己有什么可能性。
江：零二年之后你就开始做其它的东西了吗？像行为？
何：我行为是1994年就开始做，当初我也画一些画，就像成天洗脸刷牙一样习惯，画着像练功似的，从九八年以后我还是以做行为为主，画画其实是断断续续。
江：在公众的视线里面都知道你是做行为的，很少有人知道你架上的作品。
何：1999年到了北京以后我基本上不怎么投入时间去画画了。
江：你的第一个行为作品是哪一年做的？
何：九四年，我做了一个叫《破产的计划》，那时候开始有股票，我拿一些作废的债券从七楼上面往下扔，飘满了。
江：在哪里做的？
何：在昆明做的。后来九四、九五、九六年都做过，但是我对外展示的作品是九八年的作品，以前的资料也有，我认为还是不成熟，我不会让它面世，我自己会立一个档案，底片我都毁了，我认为它做得太差，很幼稚。就像我早期画了又画，每年投入很多精力，精力很旺盛，反正那时也没工作，整天没事就画画，因为它是自己一个很不着边的尝试，拿出来会让人笑话的。
江：你认可自己的第一个行为是哪一件？
何：我觉得我自己看得过去一点的就是打电话的那个，叫《预约明天》。
江：那是哪一年做的？
何：九八年。
江：那个作品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何：在昆明我的工作室，我是九三年结婚，有一个住房很小，我在房边租了一个很小的工作室，还带了一个小院，就是在我住的那个工作室里面做的。
江：能不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当时做这件作品的细节，它是怎么实施的？有没有助手，用了多少时间？
何：时间现在记不太确切，大约是八月的夏天吧！助手是我的朋友，拍摄也是我朋友，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做一个行为作品，把朋友叫过来，上午在家聊一聊，吃个中午饭就开始做，也没有什么，因为做之前我通常都是想好的，都是想一下这个好玩可以就做。
江：当时身上抹的是什么？
何：当时我们院里面正在施工，他们和砂灰水泥地面，积起一滩水，里面都是泥巴，混在一块的，我拿衣服拖一拖然后又抹了抹。
江：在那儿做了多长时间？
何：三十分钟。
江：拍了一些片子。
何：一开始也是不成熟，所以还是把门锁上翻过围墙进到我工作室，那里面放了一个电话，之后我在那儿不停地拨打。
江：这个作品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或思想？
何：这个作品它有一点荒诞和凄凉，还有一点点希望这种感觉。
江：为什么在那个期间你产生做这个作品的想法呢？
何：那时候我的境况很差，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我就离开单位了，后来领导劝也劝不回去就把我开除了，我也同意。我想像我这种性格可能不适合公务员这种工作，生活状况也不好，都是靠做当代艺术的老大哥们拉拉扯扯，自己也打打工什么的，我状况一直都不好，刚好那个时候赶上中国九五、九六年改革大潮，职工都下岗，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在九六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当时觉得很惨特别感动，那时看报纸自杀什么的，觉得离自己挺远，但那个地方离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就有十公里，我们那个地方是昆阳磷矿，那个地方是海口，在那个地方一年轻人买肉就买二两，二两也就二指宽这么一小条，卖肉的就嫌少不卖，怎么说都不卖，后来他就说他是哪个哪个工厂下岗的职工，他们两口子都下岗了，还是个工程师什么的，可能是老一届大学毕业生，下岗了一个月就发五十斤大米一点点钱，好长时间没吃肉了大人可以将就，小孩子也就五六岁，也不懂什么就喊着要吃肉，那个卖肉的一听也没说什么就给他剌了一块肉没要他钱，还说没事你拿去吃吧！他从海口集市走回去大概还需要走十分钟左右，他路上就犯嘀咕就胡思乱想，结果回去跟媳妇一商量，就下了药，之后一家三口吃了，就都死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事，老在我头里面打转，就觉得挺慎的，离我那么近。我后来做这个东西主要就是想很多人都走到绝境了，为什么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的人没有去自杀呢？在中国或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状况是很差的，可以死一百次的，很多人都活下来了，这些活下来的人是抱着一种愿望只要以后我努力就会好，我有信心。每个人努力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关注后面这一点就是他们的那种个人意志，就像我作品里那个电话，它是断线的，一直打不出去，只有努力的一直不停地拨。我想表述的就是一种凄凉，首先是荒诞，确实本身是荒诞，我想我设定的视觉效果跟我预期是差不多的，但是隐晦了一些，但是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太直白的。里面有一点点希望。
江：那个应该是你比较早的作品，《金色阳光》应该是在那个之后，是哪一年的？
何：早先我的作品像《金色阳光》比较温暖一点儿，那件事老是在我心里面挥之不去，我就想我做个东西，也许我心里面就平静了。
江：做完之后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何：我想做完之后应该是有一点温暖感的，但是没有，这个作品其实它的指向也是很凄凉，我的心里面也并没有解脱。第二年我做了三件作品，表面看上去也是很凄美，很荒诞的，走向还是差不多，《金色阳光》看上去温暖一点儿。有一件作品，我想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做，后来我想还是在一个空旷的室内来做，但是我最终决定找一个很随意的角落来做，就在墙角。早先也没有什么经验，经验是靠自己慢慢积累的，好在我有时间，有想法，九六年有这个想法做这件作品，我花很长的时间不停地琢磨不停地想。
江：《金色阳光》是哪年做的。
何：是九九年。
江：还有一个叫《与水对话》的是哪一年做的？
何：也是九九年。先做的是《与水对话》，因为春节我回老家一般两年才从昆明回一次老家，我记得是大年初二做的，那时候给人画壁画，做浮雕挣了点钱，我就多带了点钱，其实就是想去做那个，也是喊了一帮小时候的朋友，雇了一个卡车，就去做了。事先还是想了一下，先做的《与水对话》。后来到十月份，秋天的时候我快离开昆明，做了《金色阳光》，其实也差不多是九六、九七年的想法，九六、九七年条件不好，就放到九八、九九年去做了。
江：大家都知道《金色阳光》传播得比较广一些，那个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跟意识形态有一些关系？
何：那个作品看上去很温和，但仔细去想有点强悍、唯美、凄凉一点，我早先做东西的第一效果就是漂亮、唯美。从这件作品开始做的东西有一点点强度，我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江：那件作品你是把自己吊在墙上？
何：从作品来讲，我的本意是要移动太阳，就用了一个很笨重的办法，用吊车吊起了我，我的身上涂了黄颜色，做出来给人的视觉效果是温暖的，那件作品我试图移动太阳，这是不可能的，我用的方法又特别笨，像儿童游戏似的，拿一面镜子试图去移动阳光，做这件作品，找朋友帮忙联系到一个监狱，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去做这么一件很愚蠢的事儿，很搞笑的事儿。
江：为什么会选择监狱呢？
何：我不是纯心要去找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的经费很少，我去给人家画壁画，做雕塑，有时也卖点画，赚钱非常慢，到处找场地，后来我看到一个场地，特别好，是拆过的，九九昆明世博会到处拆嘛，有一个废墟，就是一个尖型的山墙，我那时花了很长时间到处找场地，但那不可以用。后来也是机缘吧，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我去看了看有一个小山墙，刚好可以用，我最早看的太高，是六七米的一个大山墙。我最终进的场地里面的小山墙，只有四五米高，我想也能用，事先也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这个地方，因为条件的局限，我阴差阳错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后来一想跟我作品这种含糊的表述还是比较吻合。
江：但是选择了监狱与选择其它地方的意义又不同了。你当时想在那个墙上吊多久？
何：我原想就吊三十分钟，我事先把油漆先抹在身上和衣服上，抹好之后吊车吊着我拿了一把扫帚，先在空<
被采访人：何云昌
采访地点：北京草场地何云昌工作室
江铭（以下简称江）：您小的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
何云昌（以下简称何）：云南省梁河县。
江：你的童年都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吗？
何：是，我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二十岁，上大学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江：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面？
何：很普通的一个家庭。我爸是矿工，我妈是农民。零二年的时候我爸就去世了，我母亲还在老家。
江：你是上大学离开了云南？
何：不是，我上大学还是在云南上，是从中缅边境去到省城，在云南艺术学院上的四年，学油画专业，那时候人也少，油画专业人最多的时候是七个人，五个人一个班我们那届招的是专业班，油画有七个人，雕塑就三个人。我还赶上这一趟了，沾了国家的光，几乎没有什么学费，一个月还能发上六块或者八块钱的补贴。
江：你是从多大开始做绘画或和艺术有关的事情的？
何：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上小学，幼儿园老师一表扬，小孩子就来劲了，就自然的上了贼船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谈不上做艺术，到大学毕业后还是朦朦懂懂的。
江：你是毕业之后开始搞创作还是在上学期间就有创作？
何：平常也喜欢画那种习作。
江：那时候主要也是以绘画为主吗？那时候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何：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写生，老是画些草图什么的。我比较喜欢尝试。
江：架上作品你做了几年？
何：我做到零二年，一直断断续续在做。
江：我看见你有一个长条的作品是那期间做的吗？
何：那叫人文景观，画的是传统山水，从九五年到零二年一直在画这些，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同一个东西。
江：有多大的量？
何：那画很慢，我一个月也就画一两条，一共画了也就十几张。
江：因为进展很慢？
何：我不要求速度的，我就慢慢画，我想这作品的构成主要是我七年的时间，这件作品它的构成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做这个事情投入的时间是七年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到了零二年我画最后一张2。5米乘6米的作品之后我终于厌倦了，零二年到现在五年的时间，再也不画了。
江：那些作品是零二年几月份开始的？
何：零二年三月份左右我就开始不画了吧！我做过很多尝试，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尝试一些综合的材料，画些抽象的，还有很写实的，好像挺能画似的，其实都是一种摸索性的，都没有把它深入系统的发展下去。我那时候就想，一个人年纪轻轻的不要过早就固定到一个模式上，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去尝试一下，看自己有什么可能性。
江：零二年之后你就开始做其它的东西了吗？像行为？
何：我行为是1994年就开始做，当初我也画一些画，就像成天洗脸刷牙一样习惯，画着像练功似的，从九八年以后我还是以做行为为主，画画其实是断断续续。
江：在公众的视线里面都知道你是做行为的，很少有人知道你架上的作品。
何：1999年到了北京以后我基本上不怎么投入时间去画画了。
江：你的第一个行为作品是哪一年做的？
何：九四年，我做了一个叫《破产的计划》，那时候开始有股票，我拿一些作废的债券从七楼上面往下扔，飘满了。
江：在哪里做的？
何：在昆明做的。后来九四、九五、九六年都做过，但是我对外展示的作品是九八年的作品，以前的资料也有，我认为还是不成熟，我不会让它面世，我自己会立一个档案，底片我都毁了，我认为它做得太差，很幼稚。就像我早期画了又画，每年投入很多精力，精力很旺盛，反正那时也没工作，整天没事就画画，因为它是自己一个很不着边的尝试，拿出来会让人笑话的。
江：你认可自己的第一个行为是哪一件？
何：我觉得我自己看得过去一点的就是打电话的那个，叫《预约明天》。
江：那是哪一年做的？
何：九八年。
江：那个作品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何：在昆明我的工作室，我是九三年结婚，有一个住房很小，我在房边租了一个很小的工作室，还带了一个小院，就是在我住的那个工作室里面做的。
江：能不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当时做这件作品的细节，它是怎么实施的？有没有助手，用了多少时间？
何：时间现在记不太确切，大约是八月的夏天吧！助手是我的朋友，拍摄也是我朋友，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做一个行为作品，把朋友叫过来，上午在家聊一聊，吃个中午饭就开始做，也没有什么，因为做之前我通常都是想好的，都是想一下这个好玩可以就做。
江：当时身上抹的是什么？
何：当时我们院里面正在施工，他们和砂灰水泥地面，积起一滩水，里面都是泥巴，混在一块的，我拿衣服拖一拖然后又抹了抹。
江：在那儿做了多长时间？
何：三十分钟。
江：拍了一些片子。
何：一开始也是不成熟，所以还是把门锁上翻过围墙进到我工作室，那里面放了一个电话，之后我在那儿不停地拨打。
江：这个作品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或思想？
何：这个作品它有一点荒诞和凄凉，还有一点点希望这种感觉。
江：为什么在那个期间你产生做这个作品的想法呢？
何：那时候我的境况很差，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我就离开单位了，后来领导劝也劝不回去就把我开除了，我也同意。我想像我这种性格可能不适合公务员这种工作，生活状况也不好，都是靠做当代艺术的老大哥们拉拉扯扯，自己也打打工什么的，我状况一直都不好，刚好那个时候赶上中国九五、九六年改革大潮，职工都下岗，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在九六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当时觉得很惨特别感动，那时看报纸自杀什么的，觉得离自己挺远，但那个地方离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就有十公里，我们那个地方是昆阳磷矿，那个地方是海口，在那个地方一年轻人买肉就买二两，二两也就二指宽这么一小条，卖肉的就嫌少不卖，怎么说都不卖，后来他就说他是哪个哪个工厂下岗的职工，他们两口子都下岗了，还是个工程师什么的，可能是老一届大学毕业生，下岗了一个月就发五十斤大米一点点钱，好长时间没吃肉了大人可以将就，小孩子也就五六岁，也不懂什么就喊着要吃肉，那个卖肉的一听也没说什么就给他剌了一块肉没要他钱，还说没事你拿去吃吧！他从海口集市走回去大概还需要走十分钟左右，他路上就犯嘀咕就胡思乱想，结果回去跟媳妇一商量，就下了药，之后一家三口吃了，就都死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事，老在我头里面打转，就觉得挺慎的，离我那么近。我后来做这个东西主要就是想很多人都走到绝境了，为什么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的人没有去自杀呢？在中国或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状况是很差的，可以死一百次的，很多人都活下来了，这些活下来的人是抱着一种愿望只要以后我努力就会好，我有信心。每个人努力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关注后面这一点就是他们的那种个人意志，就像我作品里那个电话，它是断线的，一直打不出去，只有努力的一直不停地拨。我想表述的就是一种凄凉，首先是荒诞，确实本身是荒诞，我想我设定的视觉效果跟我预期是差不多的，但是隐晦了一些，但是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太直白的。里面有一点点希望。
江：那个应该是你比较早的作品，《金色阳光》应该是在那个之后，是哪一年的？
何：早先我的作品像《金色阳光》比较温暖一点儿，那件事老是在我心里面挥之不去，我就想我做个东西，也许我心里面就平静了。
江：做完之后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何：我想做完之后应该是有一点温暖感的，但是没有，这个作品其实它的指向也是很凄凉，我的心里面也并没有解脱。第二年我做了三件作品，表面看上去也是很凄美，很荒诞的，走向还是差不多，《金色阳光》看上去温暖一点儿。有一件作品，我想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做，后来我想还是在一个空旷的室内来做，但是我最终决定找一个很随意的角落来做，就在墙角。早先也没有什么经验，经验是靠自己慢慢积累的，好在我有时间，有想法，九六年有这个想法做这件作品，我花很长的时间不停地琢磨不停地想。
江：《金色阳光》是哪年做的。
何：是九九年。
江：还有一个叫《与水对话》的是哪一年做的？
何：也是九九年。先做的是《与水对话》，因为春节我回老家一般两年才从昆明回一次老家，我记得是大年初二做的，那时候给人画壁画，做浮雕挣了点钱，我就多带了点钱，其实就是想去做那个，也是喊了一帮小时候的朋友，雇了一个卡车，就去做了。事先还是想了一下，先做的《与水对话》。后来到十月份，秋天的时候我快离开昆明，做了《金色阳光》，其实也差不多是九六、九七年的想法，九六、九七年条件不好，就放到九八、九九年去做了。
江：大家都知道《金色阳光》传播得比较广一些，那个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跟意识形态有一些关系？
何：那个作品看上去很温和，但仔细去想有点强悍、唯美、凄凉一点，我早先做东西的第一效果就是漂亮、唯美。从这件作品开始做的东西有一点点强度，我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江：那件作品你是把自己吊在墙上？
何：从作品来讲，我的本意是要移动太阳，就用了一个很笨重的办法，用吊车吊起了我，我的身上涂了黄颜色，做出来给人的视觉效果是温暖的，那件作品我试图移动太阳，这是不可能的，我用的方法又特别笨，像儿童游戏似的，拿一面镜子试图去移动阳光，做这件作品，找朋友帮忙联系到一个监狱，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去做这么一件很愚蠢的事儿，很搞笑的事儿。
江：为什么会选择监狱呢？
何：我不是纯心要去找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的经费很少，我去给人家画壁画，做雕塑，有时也卖点画，赚钱非常慢，到处找场地，后来我看到一个场地，特别好，是拆过的，九九昆明世博会到处拆嘛，有一个废墟，就是一个尖型的山墙，我那时花了很长时间到处找场地，但那不可以用。后来也是机缘吧，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我去看了看有一个小山墙，刚好可以用，我最早看的太高，是六七米的一个大山墙。我最终进的场地里面的小山墙，只有四五米高，我想也能用，事先也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这个地方，因为条件的局限，我阴差阳错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后来一想跟我作品这种含糊的表述还是比较吻合。
江：但是选择了监狱与选择其它地方的意义又不同了。你当时想在那个墙上吊多久？
何：我原想就吊三十分钟，我事先把油漆先抹在身上和衣服上，抹好之后吊车吊着我拿了一把扫帚，先在空<
阿昌的作品不错，很真实，很感动！
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