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想要有力，是不是本身就必须内在地包含某种放弃，才能获得？

2007年11月11日 
赶到华美协进社美术馆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迟到了，不过观众更加迟到，我和卢杰甚至还有时间在楼下抽一根烟。卢杰这个表演性人格发作，倒着走，测试了走完两条大道至今所需要的时间是三分钟。
华美协进社本来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物的机构。去年巫鸿在这里策划了《书》的展览，选了老蔡、洪浩、王晋等人的作品参展，算是他们开始介入当代艺术。年初我来纽余额，刚好赶上田菲雨在这里做四个连续讲座，其中一个讲座讲到我，我还出席了。然后他们的馆长海蔚蓝大姐请我吃法国大餐，谈话主题是请我把在这个展览上展出的作品捐赠给他们。我的作品时根据他们的楼梯口的空间专门修改尺寸做的书架，只是电脑喷绘的图片，实在没有什么永久收藏的价值，我当然是一口答应。今天又来，看到自己的书架还在墙上贴着，倒是很过瘾。
今天的计划是在华美协进社做长征讲座和工作坊，由卢杰、我、英格甘特主讲，忽悠大家上街游行。然后大家倒退着游行，从第65街出发，走到第53街的纽约现代艺术馆，穿过MoMa的大堂，从第52街出来，再走10个街口，在时代广场结束。
过去华美协进社的学术活动通常都是古文物鉴赏之类，来参与活动的通常会是些老帮菜。我和卢杰对于这帮人会不会很酷地和我们一起上街闹事，心里并不是很有底。

倒着走的闹事模式，来自05年11月我和卢杰在汉堡做的工作坊。更早的渊源，是我们在长征中在泸定桥边的行动。
泸定桥，一个关于前卫的神话地点：杨成武团的人作为整个红军的前卫在大渡河边和国军赛跑，感到了泸定桥边。而17勇士作为杨成武团的前卫，不可思议地在炮火中拿下了泸定桥。长征是我国立国的创始神话，而飞夺泸定桥则是这个神话中最传奇的一截。我们关于身体极限、意志力、耐力、勇气、非凡能力的想象都在这个神话里面得到了满足。而前卫被描述为改变了历史的力量。但是前卫主义的叙述是有漏洞的：假如中国革命具有正当性和不可避免性，就算勇士们没有拿下泸定桥，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照样会发生的！前卫的作用只是在历史的发展速度上加速了或者延缓了运动。而我们如果承认前卫的作用，我们可能就必须进一步承认历史是可以选择的。而革命的正当性可能就必须让位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老认识。这确是很难叫革命者接受的逻辑。
这个逻辑类比到艺术界，引发的问题却更要复杂：艺术界的前卫曾经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前卫，在未来主义或者俄国先锋派，或者超现实主义者那里，艺术家们是相信自己要改变世界的，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自己不但是艺术的前卫，更是社会的前卫， 而今天的前卫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豢养的前卫？或者说：被观赏的前卫？是金融资本所控制的美术馆系统所资助的前卫表演？在售卖之前的一种必需的姿态？
另一方面，前卫的意识本身，是如何引发艺术界的恶性竞争，导致和日常生活的脱节，和底层人民的疏离？前卫的意识在今天还拥有一种生产力吗？
再另一方面，一种地方性的前卫有没有意义？比如录像艺术或者行为艺术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在世界艺术的角度来说不具有前卫价值，但同样激奋人心。那么这些地方前卫，它的价值是由什么来支撑的？是不是就是由它在某地的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来支持？而艺术史应该怎样来书写这种地方性前卫？要给它们一个章节吗？
所以，我们在泸定桥，用一个长征事件和两个行为作品来完成这些叙述：我们挑选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历史上的10个典型形象，请本地的普通人来表演。表演是用雇佣开始的，每个人给了20元钱。但是事实上他们不全是为了钱，他们读一这些事情的奇怪的兴趣，还是比经济收益更大程度上支撑了表演。那天在泸定桥头我像向刘伯承一样对老乡们讲话，向这些裁缝、农民、屠夫、商贩组成的参与者解释的时候，并不是欺骗，就像当年刘伯承元帅也并不是欺骗。我向他们如实讲述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大概过程。而他们要用身体来和这个短暂的历史建立关系。我们选择的十个动作，是不同时期由不同艺术家多次地、无意识地重复过的：往身上泼墨、用布将身体进行包扎、写字将镜面覆盖、虐杀动物，等等。这成为泸定桥边汪建伟的行走和我的行走的背景。王建伟是顺着大渡河边走了10公里，由白天走到晚上，由光明走向黑暗，最后在桥头为人们放映飞夺泸定桥的老电影。我则是在长征沿途始终穿着一双左脚刻着“右”字，右脚刻着“左”字的鞋。在一些地方留下脚印，在更多的地方，则根本就在忙着当策展人，忘了自己同时在做一个行为作品。但在泸定桥，我要有一个高潮的称羡。我用布蒙住自己的双眼，摸索着走过了泸定桥，在桥面上留下了带水的左和右。
在这个积累之上，我们带着自己关于前卫的思考，三年之后来到汉堡，和参加工作坊的人重新讨论什么是前卫。一开始，我们希望他们在小剧场里面重演这十个表演，这样的话，讨论的其实是地方性前卫有否可能转译。参加工作坊的人有在波恩作媒体的伊朗人、有实验戏剧的研究者、有舞蹈家和视觉艺术家。结果，参与的意志在讨论中不断偏移。 一个搞地下电台，整天通过地下电台号召大家起来罢工的左翼愤青说：我们所在的这座大楼，当年就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社会前卫和艺术前卫之间的关系再次浮出水面。大家不知怎么就叫起来：我们要上街，但是我们会倒着走，我们要到汉堡当代艺术中心那个希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展《麻将》里去，看看美术馆和汉堡街头的人们将如何面对！上午的讨论一结束，所有的人已经开始在会堂里面试着倒走。人们被兴奋和不安所裹挟。

当天下午，我们在《麻将》展览的美术馆门口集结，一队30来个人倒退着闯入了美术馆。我们不卖票，因为我们是目空美术馆制度，甚至目空资本主义社会的“前卫”。美术馆守门的人伸手来推到着走的第一个人的背部，却在触及他的身体的那一瞬间，触电般地收回了手。不知道他是否觉得从背后对一个人的身体下手，超过了自己的心理底线？于是，我们在美术馆里穿堂入室，走过周铁海、黄永平，走过岳敏君和王广义，美术馆的馆长被叫来了，却在我的镜头对准他的时候尴尬地躲开。
“原来，当一个人倒着走的时候，他是不可阻挡的！”卢杰这位煽情大师，今天在华美协进社，讲起我们在汉堡的牛比业绩的时候，是这么忽悠纽约人的。
对我来说，汉堡的经验是美好的，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卢杰现已经讲了长征的背景，我在前一天晚上11点多到达阔别11年的汉堡，第二天早上做工作坊，下午上街头闹事，晚上自K6小剧场里，以新的方式重演10个前卫---其实参加工作放的这些人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尽情发挥，而我用《狂欢》和《报应》的后感性经验，把他们安排在几条复调的时间轴线之上，形成一个多段多线索的现场剧场。我的左右蒙眼表演改造为寻找出口的一个行为作为这个戏剧的最后一个项目。整个这个过程美好在于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都水到渠成，一切都是来自实验本身。工作坊的意义得到了很完美的阐释。我在汉堡的短短30个小时，过得激荡而智性，过得艺术而幸福。
用汉堡的经验，我们构想这次纽约的街头行为。但是我的内心并不满足于复制汉堡事件。前天在PS1的广播电台作访谈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句说：我们这次也未必会就像汉堡倒那样着走，也许是别的什么方式，我们还不知道。因为，那样才是真实的。我期待由workshop本身产生出新的行走方式。
但是，在华美协进社讲话的时候我开始知道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之前没有关于长征的背景介绍，卢杰不得不把大半的时间用在这上面，等我讲完泸定桥，英格甘特再讲一下倒着走的意义---他很幽默地列出了倒着走的若干好处，其实也就没有什么时间能够真正地和与会者讨论该有什么新的举动了。于是没有反思地把一群人倒着走当作一个行动计划接受了下来，这让我觉得不满足。不过考虑到纽约的工作难度，也已经达到了起码的底线。

在华美协进社吃过三明治简餐之后，七八十个人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准时出发了。本来卢杰很细心地和我商量过要三个人一排，这样整个方阵比较短，气势大，过马路的时候也比较快捷。纽约的街道路口时那种“失去平衡生活”，和汉堡的湖边的悠闲是绝然不同的。
但是，最主要的不同在人的不同。走了几个路口，我就发现了这种本质的区别。在汉堡，我们有一个始终很完整的方阵，哪里缺了人，就会有人补上。所有的参与者都很自觉地 调整着自己的身体和整个队列的关系。而在纽约，这群人始终无法建立起左右之间的连接。甚至于扶着前面的人的肩旁这样的前后队列也经常会被打断。左右两队时总是一队很长，一队很短：我观察到了这里面的奥秘：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最前面的那个，所以掉队的人不是把自己增补在较短的那一队，而是在更长的那一队的最后把自己加上去！这样，本来就比较长的那一队就越来越长。当前后接续的链条断裂的时候，也没有人来主动充当补充者。
在汉堡，那些参与者一脸严肃刚毅，年轻男子和中年妇女的神情，都很不得就是罗萨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绝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所组合出来的这个群体，相信自自己身后带着自己走的那个同伴。
而在纽约的这些人，经常会不自觉地扭头去看自己身后的路，他们始终要作为个人出现的。互相之间的嬉哈说笑更是和德国人的严肃形成鲜明对照，这帮人每人手中一个数码相机，边走边拍。
自己我们的亲友团：沈萌和小雅、毛头；蔡锦及其女儿、吴红虹推着婴儿推车，老蔡的小女儿坐在里面，更是给这个队伍加上另一层人情味。----大家想象一下奥运会入场式，美国队入场的时候的效果，大致就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这伙人走在纽约街头是多么娱乐！
一开始，我和卢杰还很有默契地试图控制局面，互相使着眼神，交替地前后控制队形，很快就发现，我们只能接受纽约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