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艺术家：作为社会身份之一种的“艺术”、“艺术家”及其承认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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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小彦

    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的“导言”的第一句说：“实际上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众多的艺术家。”当此书在上世纪80年代中，经范景中翻译出版中文本后[1]，这句对“艺术”多少有所怀疑的断言，就随着贡氏理论在中国美术理论界的走红而广为人知了。其实，贡氏的意思是清楚的，他不去追究时人对艺术的一般理解，而去讨论那些估且被称为“艺术家”的作品及其历史。因为，如果先从“艺术”的定义出发，作为文化史学家的贡氏就不用写这么一本普及艺术的专著了，他得花上许多篇幅来讨论什么是“艺术”。而且，讨论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语言哲学来看，“艺术”的定义很难获得完全的逻辑支持，其次，从经验哲学来看，关于“艺术”的研究又和人们的日常经验过于相悖。作为波普尔科学哲学自觉的推崇者和运用者，贡氏只能依据经验主义本身，放弃对概念的抽象演绎，来谈论艺术史。
    问题是，在我看来，不仅“艺术”本身难以定义，“艺术家”本身也不容易定义。进入贡氏书中的人物自然都是“艺术家”，但这不等于在他视野之外的那些同样从事创造活动的人们就不是“艺术家”。这个称号不是贡氏所能够赋予的。至今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命名“艺术家”的权威机构，让世人相信“艺术家”的合理性。但我这样说，并不等于相反的道理就是对的，那就是，“艺术家”是自然形成的。在我看来，“艺术家”无法自然形成。那些被称为“艺术家”的人，的确是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承认之后，才能成为“艺术家”。
    不过，我这说法还是容易遭到反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是可以自然形成的。这等于说“艺术家”可以自我命名。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称为“艺术家”，而且，从个人价值的自我肯定出发，我还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我向许多人说明这一点，尤其向那些并不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说他们也是艺术家，只要他们愿意。当然，我得到的最普通回答是：那我为什么不是艺术家？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是的，你不是艺术家。你之所以不是艺术家，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认为你不是艺术家。你认为你自己是，你就一定是。我这样说绝对不是狡辩，更不认为艺术家是个很容易当的角色。艺术家自我命名，很容易，也很难。容易是，自我命名没有标准，随时都可以。困难是，没有必要自我欺骗。所以，说自己是艺术家，不是说了就是了，还需要勇气，需要追求甚至信仰，否则自己都很难相信，又如何告诉别人，自己是个艺术家？
    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某些行为、信仰或结果说成是艺术，从而自我命名为艺术家。也有那么一些已经得到承认的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家的标准，持有严格的标准，而把对艺术家的命名与一种价值观相联系。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比如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自己的作品不是“艺术”。有意思的是，这种否定性的宣称，同样遭到否定。也就是说，自我宣称不是“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艺术语境其实是有困难的。你说你不是“艺术家”，可“艺术界”[2]却认为你是的。你之所以是“艺术家”，正在于你宣称你不是。承认的逻辑就是如此。比如，二十世纪争议最大的艺术家杜尚，尽管他名满天下，可他一直都拒绝承认自己是“艺术家”。确实也不断有人同意杜尚的自我评价，极端者还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至于他那件争议最大的作品《泉》，究竟是胡闹，是一件现成品，一只普通的小便池，还是伟大的“艺术”，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对于这件作品，杜尚也同样否认它的“艺术性”。[3]去年《南方都市报》曾转述国外相关报导，说有几个英国艺术史家和理论家，凑在一起评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第一件就是《泉》。这个报道真假如何无从考证，但事情却颇为有趣。如果按照这个评选的结果来看，上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就非杜尚莫属了。可是，前面已经说过，杜尚自己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可他还是作为“艺术家”得到了空前的认可，他那件“艺术品”小便池也被承认是“最伟大”的了。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至少在我看来，就社会而言，这种现象说明一点，那就是“艺术家”的命名权不完全操纵在个人手里，甚至根本就不在个人手里。自我认定是艺术家，就像手淫一样，虽然快感是真实的，但缺乏社会普遍的认同。“艺术家”是被承认的，而不是自封的。这一点对于那些渴望成为“艺术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而且，“艺术家”的承认还必须遵循某些社会逻辑，经受已经制度化的“承认关卡”的检查。
    然而，我们还是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发展当中看到一种竞争：对“艺术”进而对“艺术家”的命名竞争，“承认”什么是“艺术”和谁是“艺术家”的概念竞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承认的“艺术”或“艺术家”一直受到强烈的挑战。杜尚的行为方式，不管如何定义，其中的挑战性显然得到公认。当他一再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时，当他一再地“反艺术”时，准确来说，他的意思是，他不是过去那种得到承认的“艺术家”，他更不认同过去对“艺术”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不承认过去的“艺术”，更遑论“艺术家”了。[4]结果，在新的艺术语境中，他的行为得到了认同，于是他的行为就被重新解释成“艺术”，他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新一代的“艺术家”。
    波于斯不认同杜尚时代基于杜尚实践而对“艺术”的解释，他用“扩展的艺术概念”来拒绝从前的承认，寻求新的承认，这样就产生了“社会雕塑”这一概念。波于斯一再强调人人都是“艺术家”。为波于斯写传的海纳尔对此解释说：“波于斯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时，指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画家或雕塑家。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具有必须加以发展和培养的创造性能力。”[5]同样一个作者继续评价波于斯的创新概念：“波于斯的‘社会雕塑’说超越了杜桑的现成品艺术。…波于斯主要做的，是对杜桑‘反艺术概念’的质疑，这一概念波于斯自己仅仅为了说明一般性的问题，而在方法论上运用一下。波于斯解释道，他所谓的‘反’是反对因袭至今的艺术概念，这恰恰与杜桑的‘反艺术概念’相反，因为杜桑将‘反’与他的新型艺术，即现成品艺术联系在一起。”[6]波于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杜桑反的是过去，他要做的事就是把“现成品”通过“反艺术”的策略变成“艺术”。波于斯正是从这一点来挑战他的伟大前辈的，他不赞成这样一种承认的策略，因为那无异于把对“艺术”的解释范围变得过于狭小了。波于斯的作法刚好和杜桑相反，他不“反对”，而是“扩展”，扩展到人们不可思议的程度，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社会雕塑”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雕塑”呢？海纳尔解释说：“人的思想也是一种雕塑，在人身上产生的雕塑—人们可以像艺术家观看他的作品那样观看自己的思想。”[7]按照海纳尔的解释，波于斯把人的思想也定义为“社会雕塑”，大脑皮层中活跃的物质运动及其产物也可以成为“被观看”的、因而是“艺术”的主体。这种说法的确“扩展”了对“艺术”的解释，进而对“艺术家”的解释，也肯定超越了当时所有对“艺术”持有激进观点的人们的认识。波于斯热烈地宣称道：“这让我认识到，必须建立另一种艺术观念，它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专利，而是一种只能在人类学意义上解释的观念。这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塑造点什么，而且将来所谓社会热雕塑必定要被塑造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艺术家。”[8]
    兜了一个圈，波于斯回到了某个原点上：“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因而“艺术家”到处都有。杜桑的“反艺术”只是反对过去不被承认是“艺术”的“艺术”，比如现成品，但他的代价是取消了人们成为“艺术”和“艺术家”的资格。波于斯要找回这个资格，所以他一再扩展，直到把无形的“思想”也扩展成“艺术”为止。
    的确，按照波于斯的理想主义认识，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艺术家”，有多少想法就有多少“雕塑”。可惜，艺术史家只关心波于斯一个人，包括他的想法。艺术市场还把他的所有残留物品，从贴身衣服到随手的签名全都弄成了可以高价流通的“收藏品”。少有人去关心全体“艺术家”，也就是全体人口以及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些“艺术家”泛滥在世界各地，虽然每天都有“创造”，但因为各种原因，却连纪录下来都成为困难，更不要说被承认了。
    这说明“承认”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像杜桑 ，像波于斯，另一种是“社会”的，由一个制度来操作。个人间的“承认”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概念博弈。进入现代以来，这场博弈一般以“否定”的方式出现，通过“不承认”另外一种概念来达到“承认”自己的目的。社会的“承认”就比较复杂了，它化身为一整套完整的体制，使“承认”成为操作程序。存在于这套操作程序中的核心则是交换：个人与社会的交换，名声与利益的交换，等等。
    关键是，两种承认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更不是平行的和平等的。个人间的“承认”博弈此起彼伏，从来就没有平息过，就像上述两个反叛型人物所做的那样。同时，这种个人的反叛要适时进入社会的“承认程序”当中，好转化为某种社会性的成果。否则，交换就无从落实。
    “适时进入”的含义是“反抗”：个人概念反抗社会概念。或说得更详细些，陌生的个人化概念反抗广为人知的社会性概念。反抗成功，社会一旦吸纳陌生概念，“陌生的个人”就会被洗刷掉，从而演变为可以流通的社会性俗语，成为新的“广为人知”，然后逐步顶替掉旧的“广为人知”。[9]所谓艺术界的“新旧”运动就是这样交替进行的，并最终使“创新”成为获得进入社会“承认程序”的准入证。结果，“反抗”和“创新”就成为了“承认的艺术家”这场运动中的同义语了。
    面对体制化的社会的“承认程序”，个体“艺术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说明成名并不容易。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千万不要以为成名充满“艰难”，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