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的孔子——华夏文化观察•之十
作者：姜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8: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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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从天安门广场灰溜溜撤走之后，红歌声势浩大地开进了北京城。我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只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一种试验的结束，另一种试验的开始。

　　前一种叫做和谐社会试验，这种社会试验，把孔子搬出来是必然的，因为孔子就是和谐理论大师。孔子主张恕道、王道、仁，提倡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这些都是和谐文化的精髓。可即便这样，这几年的试验却并不成功。和谐文化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形成神马和谐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反倒是变得越来越紧绷了。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官民冲突更加严重，社会俨然已形成干柴烈火之势。于此背景下，孔子下台，红歌登场，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

　　孔子为何和谐不了这个社会?孔子当然救不了中国，可话又说回来，如今的中国，又有谁能单枪匹马救得了?孔子的问题，不在于他救不救得了中国，而是即便建构和谐文化这种事儿，他也当不了主角儿，只能当配角，装装门面，后来便连配角也不让他当了，他就从天安门广场的边缘悄悄溜了。

　　这说明，孔子已与我们这个社会严重水土不服，现代中国与孔子，已经格格不入了。现在要问的只是，这种水土不服或格格不入，究竟是从来如此，还是近些年的事儿?是孔子融不进现代社会，还是我们这个有特色的“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包容孔子?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导致了对孔子的态度迥然。现在的中国人当中，有不少人对孔子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这些人当中，右派左派都有，而且大都是左右阵营中的原旨主义者。原旨主义就是极端主义。一种政治信仰，只要搞到了极端的地步，左或右在本质上就没什么区别了。正如极端的本·拉登一门心思想把“西方人”赶出阿拉伯世界，欧洲的极右派，也在满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将非欧裔的阿拉伯人、非洲人、亚洲人赶出欧洲。中国左右两派的原旨主义者，他们也有信念的交集，那就是都恨不得把精神的孔子彻底掐死，只不过他们要掐死的孔子，精神原型有所不同。

　　原旨主义右派为何想把孔子彻底埋葬?那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孔子，与专制政治有割不断的联系。孔子搞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孔子以礼制取代法治，仅这么几条，孔子就足以成为右派原旨主义者眼中的沙子。原旨主义左派为何也对孔子恨之入骨?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只相信阶级性，因此孔子讲仁、恕、礼、信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对孔子有不同的认知，但他们都认为孔子害了中国，乃至天朝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道德危机等，孔子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的认知，包括老姜本人。我们这些人是从一个简单问题开始思考的：中国当下的种种危机和烂事儿，真的与孔子有关吗?有了这个疑问，随之而来的种种证据，就会告诉我们，孔子已经与我们没什么鸟关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尚存，但文化传统，包括孔子的思想与精神传统，早已丢失贻尽了。中国社会如今的种种破烂事儿，是我们自己造的孽，与孔子已八竿子打不到一块了。

　　既然孔子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矛盾无关，把孔子请出来治病，就是忽悠，瞎胡搞，骗他人也骗自己。孔子讲仁、恕、礼、信，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他的听众多少得是个君子，或者愿意做君子。但在一个争相比试谁更流氓的时代，抬出孔子来搞和谐，就是对牛弹琴。一个淑女跑到妓女堆里讲贞操，收获的只能是羞辱和嘲弄。让淑女当妓女的形象代理人，更是天大的笑话。

　　土生土长的孔子，早已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且这种不服，责任还不在孔子，是我们自己埋葬了一切有价值的精神传统，迷上了另一套价值符号，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有了这点背景知识，我们就会知道，孔子不仅治不了当今天朝的种种恶疾，连装门面也不伦不类。我们还会知道，一个把红灯当通行绿灯的社会，当发生政权的合法性、认可度、凝聚力危机时，红色的卷土重来，非常自然。

　　红歌与孔子有何不同?它们出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稳，让社会看起来挺和谐的样子，除此之外，它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了。这一点，执政者如今也看明白了。执政者当初把孔子请出来，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看中了孔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但他们对“和而不同”作出了一厢情愿的解读，把“不同”解释成了利益的不同，分化甚至两极化，至少是希望臣民们能这样理解。在这种解读下，“和而不同”就变成了权贵的仍旧归权贵，红二代仍是红二代，利益格局不变，但大家伙却能哥両好，和和睦睦相处。这种缺失公平正义，甚至也没有人性尊严做底线的“和而不同”社会，肯定是无法形成的，形成了也不可能持久，除非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群。于是，孔子失去了利用价值，在权贵们的默许下，红歌开始席卷而来。

　　红歌或者唱红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它与孔子首先的不同，就是它根本不主张“和而不同”，而是希望社会意识形态能高度统一，从思想到情感都能统一到红色所象征的价值上来。做到了这一点，贫富悬殊，官场腐败，特权垄断就能被红歌嘹亮的声波结实遮住;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就会在歌声中陶醉，忘掉南海主权的渐行渐远，城管仍在欺负弱势，强拆仍在凶猛进行，民生愈发艰难;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就会坚定地认为，红歌只能由红二代领唱，红色是一种只能世袭的颜色。

　　当然，红歌运动的发起人不会承认这些，他们会说，我们提倡唱红，但并不禁止人们唱其他颜色的歌儿，我们仍尊重多元化。不过这种辩解是苍白的。集团式运动式唱红不是过虚拟生活，是要大把大把烧银子的。唱红之所以能铺天盖地，是因为财政给了它支持，唱红组织者手里捧着纳税人的钱，这才能到处摆场子，而其他颜色的歌就没有这种待遇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歧视就是打压和围剿的开始。另外，唱红的领袖们在说起其初衷时，总是不忘记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提倡唱红，是因为唱红能提升人们的精气神，能鼓励大家奋发向上，树立高尚的人生观。这些话的另一层意思是，那些不唱红而只唱其他颜色的歌儿的家伙，免不了会萎靡不振，颓废堕落，精神沉沦。有了这些开场白，对大众精神与文化生活的垄断，就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红歌与孔子的最大不同，则在于孔子诉诸人性，红歌推崇暴力与革命。这一条没什么可争辩的，事实就摆在那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本来是象征喜庆的颜色，但现在它已经被重新阐释了，与“无数先烈的鲜血”联系起来，成了人的鲜血凝聚的色彩。这种新的颜色哲学一出来，红色就与凝重、庄严、神圣联系起来，并进一步与高尚、纯洁、伟大挂上了钩。最重要的是，鲜血凝成的红色，不管你怎么解释，它一定酝酿着暴力的诉求，并一定有着暴力诉求的威慑力，它的庄严与神圣，也多少与这种诉求存在着联系，而不管这种暴力诉求隐蔽有多深。唯一不同点在于，过去诉诸红色暴力，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现在暗示这种暴力，是为了昭示天下，老子不惜以鲜血捍卫自己的政权了。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该退场了。孔子那些软绵绵的恕啊仁啊之类的唠叨，算什么玩意嘛!对政权的维稳来说，它哪里有红歌实用给力嘛!红歌可以统一人的思想乃至情感，红歌所象征的红色，红色所表征的鲜血、暴力和革命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演绎的红色故事、经典、神话等等，又可以威慑乃至俘虏多少颗脑袋?孔子和谐不了中国，老子就不信红色也和谐不了!老子用红色把江山都打下来了，用红色还巩固不了江山?

　　这不是黔驴技穷，这是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运动惯性。生命乃至物理宇宙的逻辑都告诉我们，过程的结局与开始总是一致的，一切结局都在开始中被设定。如今的权力者，是从红色与暴力开始的，现在社会出现了危机，，他们再次回归这种颜色哲学，实在是天经地义。

　　只是这种红色回归能持续多久，就得打上大问号了。道理也很简单，地球上不是只有一种颜色，甚至不允许任意拔高其中的某种颜色，否则生命就得完蛋。与孔子不同，孔子的某些思想，不管在现代人的视野中，有多么荒唐、落伍、愚昧，但它终究是与人性、人伦、人之常情链接在一起的。有了这一条，孔子虽然命运多舛，一再被人打翻在地，却能始终做到僵而不死，死而不僵。不像那些忤逆常识与天意，远离人性底线的东东，终究是短命的货。这些东东通常只有两次短暂的生命，第一次以悲剧结尾，第二次以闹剧收场，然后，它们就会在历史的长空下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