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我不是要革命的艺术家”——张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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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内鬼 2010-02-13 13:34:00

“一位有力的文化讲解人”谷文达专访文字实录
2009年02月04日 15:20:57 来源：艺术国际

　　主持人：您每年大概会接受多少个媒体的采访?　
　谷文达：回来一直有，我到北京经过两三天的话采访排满，刚刚《生活》杂志封面是我设计的，做了一个红与黑的封面。反正我自己也习惯了，假如说选题有兴趣大家谈得比较开心。
　　主持人：也会遇到各种问题。
　　谷文达：我感觉没有镜头对着我，就像谈天一样很舒服。
　　主持人：采访时会遇到各种问题，专业艺术记者会跟您谈作品比较多，大众媒体记者会问生活化很宽泛的艺术问题?
　　谷文达：作为艺术家不光是作品，最简单他还是一个人，我想生活是最基本的，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哲学态度决定他作品的内涵或者是质量，生活是最基本的。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这灵感哪来的?看哪些书?我说我上厕所都有灵感，有些作品在行为中偶然爆发出来的，不一定要看一本哲学书、美术展览，我大概有15年没去美术馆了。
　　我去一定是有些什么事，朋友的展览我去，还有就是我的展览自己要布置，有些展览我自己已经没法去参加开幕式，太多的事情，也疲倦了。
　　主持人：从看作品的角度为什么有近十几年不走进美术馆?
　　谷文达：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形成生活态度、习惯，我是感觉我没任何一定要强求去做什么事或者不做什么事，包括人家说起用中国的元素，也不是强求一定要去用中国元素，或者不是一定要避免用中国元素，我自己习惯不看电视，也不看电影。
　　主持人：平时不看电视?
　　谷文达：以前看电视看新闻，现在每天在电脑前坐，只要按几个键新闻都能看见，电视上能看到的新闻网上都有，工作累的时候打开新闻看几分钟就解决了。我看电影是在飞机上，经常长期旅行，坐一次飞机可以看五个电影，飞机上的电影都是剪裁过的比较短，我坐飞机看电影或者玩游戏机，时间过得快。
　　主持人：打游戏怎么样?
　　谷文达：水平很差，我只是消磨时间，并不是真的投入做游戏机，因为实在纽约和中国之间飞行的时间太长，我唯一看电影的时间就在飞机上。
　　主持人：您平时不看电视，看报纸或者网络信息的话，会选择时政类、财经类、文化类，有没有一个偏向?
　　谷文达：可能和一般人的情况有些区别，我做了三十年艺术，对艺术有点麻木不仁了。我尽量避免再吸收文化方面的东西，我喜欢的是重要的新闻(政治、财经)，文化我基本不看，文化是我自己生活的经历包括在里面，比如说我接触的人，采访，其实都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吸收的一部分，没有必要除了工作之外还泡在文化里面。
　　从八五运动时候开始，我自己的特点是我喜欢吸收很多东西不从美术界来，从哲学、诗歌或者生活的经历，假如说你有智慧、思辨能力的话，生活给你的启示远远比文化方面来的大，文化只是一个人的附属品，生活是最本质的，我想假如你有智慧，对生活敏感的话，有足够的创作元素。
　　主持人：我知道您很爱读书，在浙美的时候宿舍里面有28箱书?
　　谷文达：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况，现在研究生到处都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文革后期，学校开始招生，感觉书是很珍贵的，那时候完全是理想主义一代，也没学费，生活和钱没有关系，唯一的饭钱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往，用不着付宿舍费、学费。
　　主持人：当时仅仅是吃饭?
　　谷文达：那时候哪有时装，“时装”这个词汇都没有。
　　主持人：您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就很时尚?
　　谷文达：那个时候很简单，理想主义时代没有挣钱的时候，也没有商业画廊，现在大学美术专业学生之前就和画廊签约，考虑将来怎么样，那时候我们考学完全是为艺术生存，能读了研究生感觉很珍贵，好象读研究生从理论上是突破，假如说本科生可以作为一个实践的艺术家，做本科生的话应该理论上很有突破，所以那时候就会全心全意读书，读书的时间比做笔记、画画的时间还长，整个浙美有一个氛围。
　　主持人：好象看了很多哲学、科技方面的书?这个兴趣是怎么培养的?
　　谷文达：我想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一个人，而且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关门那么多年等于像很干燥的海绵，突然有可能吸收了，那种态度完全是理想主义。
　　主持人：这种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还是碰到什么就拿来读什么?
　　谷文达：那时候选择性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现在网上什么都有，包括现在《纽约时报》都在缩水，《纽约时报》在大陆都在卖。那个时候选择性小，如饥似渴真是感觉发愤图强。
　　主持人：在07年冬天尤伦斯开幕展采访的时候，有人说当时八五新潮这批艺术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但是现在艺术市场近两年觉得什么都有了，但是作品正好是相反的。
　　谷文达：我基本上持正面的角度去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您也是八五新潮的领军人物。
　　谷文达：有很多人带着怀旧或者观念、想法在他自己自身完善的过程中，我还是比较一直开放性的知识结构，我感觉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正面的。因为从理性上来理解，我不是从固定的审美概念去理解发生的事情，我是从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说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应该必须发生的，我想可以有一些人为的改变方向，这个谁知道，我基本上持正面态度。譬如说我的作品一直在发展，我从国画系出身，学了很多水墨画国粹的东西，一直到后来把国画和影视结合，书法和霓虹灯结合，我一直希望我作品不断包含正在发生的文化，比如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动画片和霓虹灯是新一代人或者新都市化的象征物和中国的传统精英结合起来。讲到“山寨文化”，我感觉它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它是大众文化、波普文化和中国以前有的民族文化有关系。我感觉它是应该必须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正好有主流文化然后才形成了“山寨文化”?
　　谷文达：我认为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包容过来。
　　主持人：您的作品《霓虹灯系列》、《天堂红灯》这个项目也是作品当中的一个跨度，我们能不能从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当代的商业，山寨、波普文化和大众的结合?
　　谷文达：是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实际上一直在式微的过程中，假如说一个文化有一个时代的功能，从那个历史阶段去看有价值，它要延续的话必须要接纳新的环境，否则它就会自动消失，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存竞争，包括人和新生代之间的交流，作品之间也有交流，我是感觉自己作品有一个特点，我一直认为我完成一件作品实际上是完成了作品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观众和各种各样接触过作品的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说我的作品是开放性结构，它一直在和现实对话，或者在美术馆、公共场所、网站、出版物上，它一直在和各种人打交道最后才能完善。当时意大利史学家讲到实际上没有一个客观历史，所有的历史是当代史，通过我自己演化出来的一个解释。
　　主持人：您这批作品基本上是个人完成一半，另外一半希望有互动和交流的声音，一个史论家把它书写进来到艺术史当中?
　　谷文达：从美术界也好，从一般的观众作为欣赏也好，从一个收藏家理解市场价值也好，他们在完成作品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一直在延续，实际上作品离开了我的手、工作室，我已经失去控制力了，接下来有各方面的检验。
　　不同人从他的不同文化背景去理解一个作品，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我感觉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是总和，实际上是我作品观念的总和。
　　主持人：您作品做展览、研讨会，听到媒体、评论家的一些声音，有没有觉得艺术类行业的人(批评家、策展人)和大众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者的评价出发点和想法完全不同或者是给您启发比较大?
　　谷文达：我想启发大的应该不是美术界的，美术界的反应(史学界、评论界、市场方面)我基本有一个把握，很多其他的观众会给我启示、意外，因为他们不是主流式的规范化回答，一般的评论家、史学家都有一个主流的范畴，他不会大出格基本听到也就这些(正面、反面、赞成、反对)，可能这个小孩说了一句话突然发现很有启发，是一个很鲜明的直觉，没有掺杂各种社会的因素(人际关系、身份问题)，一个人成熟说句话要考虑，说一句话不光是直觉的反应，必须要考虑周围的人际关系、市场的因素平衡的总和，凭能力去平衡它，一个小孩的反应很真切，没有其他的私心杂念，他反映的可能就是很奇怪的角度，所以我是感觉我听到的反映从其他不同的领域或者是职业的人说出话来对我更有帮助，实际上我对他们没有把握，我对评论家、史学家有大概的把握，我了解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基本上有一个范畴。
　　主持人：所以您的作品无论是行为、书法、装置等等都会投入到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展示，和地域文化、人群发生很大的关系?
　　谷文达：那是很重要的因素。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国际主义(美国设计的国际主义)，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主义带来是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因为本来作为一个自己独立的体系，现在在国际主义的范畴里面就和别人形成对比和比较，生活就开始产生质疑，对自己的身份和他人的身份产生质疑。本来不同不是短兵相接的，现在在国际主义范围里面，网络高度发展，从不同地方发生的事件可以在同一时间看见。
　　我毕业的时候写论文打字，到了美国最早用电脑程序打字机。
　　主持人：之前采访过一些出国的艺术家，他们都说出国之后才发现国内的一些艺术家出去有一个困难、障碍、语境的沟通会存在?您当时是怎么想出国?
　　谷文达：出国几个原因：一、经过八五运动作为自己一个成功的范例，我需要有一个新的环境寻找挑战。在一个你能驾驭的舒适环境里面没有很多的挑战，我有这样的希望去接受各种文化新的挑战。二、我从小特别喜欢埃及金字塔、古希腊的文明、非洲的神话、美洲新大陆，我想亲眼看一下东西。三、中国既然开始了当代艺术，要在世界范围里面有你的地位和展示的能力。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作为铺路石，中国当代艺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是铺路石，是时代给予你很好的机会所以也很幸运。我的作品里面基本都是从国际文化考量角度来做的，比如说《联合国系列》，语境的困难反过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的背景就是最好的说服力。因为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精确翻译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文化之间交流会产生误解，重新解释他人的文化，同时重新解释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情况使误解变成了一种创造，因为误解是通过语境中交流、交换、解释、翻译的错误、不精确性造成的，所以困境给你一个很好的条件使你创造一些东西，起因是一个误解，但这个误解确实是一个新的创造。比如说我《碑林系列》的碑文都是唐诗的翻译，中国的唐诗翻成英译本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我现在把它重新从英语唐诗版本译回到中文，用声音翻译，实际上已经故意去造成一个误解，通过误解来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对误解不能翻译的语境、困境，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很有利的条件，反过来是一个创造、原创的基因，所谓的原创一定是不同基因混合才会出原创，所以必须是不同的基因结合才会出现新的原创。我感觉语境的困境实际上是一个原创，给你创造一个原创的可能性。
　　主持人：有的艺术家认为这个比较困难很难跨越，有的艺术家利用了这个作为自己创作的基因。
　　谷文达：因为所有的翻译家都希望更准确地去翻译，比如说翻译家之间有理论讨论，我感觉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的翻译得出什么新的结论，这个重要。不是为了翻译、介绍其他文化，也是为了得出好的结论。准确有什么意义?文化不像数学，数学都可以作为希腊神话来理解，准确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把这个东西拿过来消化变成特殊的东西才是意义，我感觉困境是最好的环境。
　　主持人：当时出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艺术创造的自由度、政治的压力?
　　谷文达：这个会有，政治压力怎么看，我举个例子，比较简单很多人还谈不到这一点，比如说讲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情况下，多元文化有主次分明，多元文化不等于百花园里每朵花都平等，有等级和品级的不同，后殖民主义讲的是从精神和物质、商业角度、语言角度来控制宇宙，而不是占领土地这里面比较复杂(心理、语言、货币)。
　　创作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自由发挥度，当时出去有一个愿望能寻找更多自我表现的空间。实际上去了国外以后，你有你的弱势之处，你毕竟不是英国后裔，也不是美国出生的白人，你永远会有你的局限性。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存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社会上、性别上压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文化的开明度和保守度。举个例子，我离开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我自己做比较，日本、韩国、台湾的当代艺术家文化基金会极力推荐他们在西方取得成绩，我们中国当时当代艺术家两边有一些夹击这样的困境。现在再从政治角度来看，可能大家都没谈到这一点，譬如说西方基金会、博物馆为什么支持中国当代艺术家，有没有把中国当代艺术家作为他们政治便利来利用。因为你们在中国被打压，中国政府缺少文化的自由度、艺术创造的自由度，是不是作为政治态度来支持你，譬如说它支持一个不同政见者，艺术家没有到这样一个政治化程度，但是从比较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在支持不同政见，它的支持也带着政治的利益和谋求，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离开绝对的政治自由，这是乌托邦，到哪都没有，你必须是入乡随俗，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政治局限性和开放性，看你自己哪些地方喜欢开放、喜欢不在乎一些，这是个人选择，我现在理解西方对中国当时现代艺术家的支持有政治谋求。
　　现在反过来说，一旦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把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时候，西方对你的支持也会式微。因为你已经失去他们的利益，中国政府从世纪之交基本上已经对当代艺术比较容忍，一直到2006、2007年已经开始支持当代艺术。将来前卫艺术、当代艺术变成中国的主流文化，你要融入整个社会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更好对当代艺术整体的把握，你光说不能做，这不解决问题，这反而会被某种政体利用。
　　我想除了金融危机或者是艺术市场出现的泡沫现象，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主持人：我们看这个里面一个是说创作的自由度，一个文化角度的战略。
　　谷文达：一般来说只有经历过一些事件的，有更多经历的人有把握，文化有阴谋论、战略、策略，一定是这样的。每个国家都有文化战略，战略首先是扶持这个国家整体的国力、国家形象，我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一定要哪个国家正面、负面，一定是为自己国家谋利益。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中国政府把当代艺术作为主流文化，在国际的外交、大的双年展当中展出，您觉得所谓的政府推崇当代艺术，在创作上会给什么样的自由度?
　　谷文达：我感觉取决于评判标准，一定是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形象、整体国家带来多少利益，一定是这样既得利益的考虑。现在实际上文化的策略一直在变化，譬如说中国自己在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导向推举传统文化(京剧、粤剧、传统书法、国画)，可能前卫艺术会被西方比较作为推荐，这里面可能有两个政体不同的利益需要。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握这样的情况，它的矛盾和策略发生变化，比如说当代艺术逐渐被政府的文化政策归纳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的时候，那你的当代艺术家的主力不再从政府那里来，可能主力从传统艺术界过来，性质发生变化，矛盾会像星星画会、八五运动和政府有矛盾。当时的主流文化是传统的或者是政治宣传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或者是比较传统型的国粹文化当时是主流文化，前卫艺术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不是一个主流文化，矛盾是前卫艺术家和政府的文化政策之间有不默契的地方，有对抗性、挑战性或者有矛盾性，现在这个情况就变了。
　　现在这个矛盾会转化，当代艺术一旦变成中国主流文化的时候，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当代艺术家之间的冲突会减弱。任何传统文化不会放弃阵地，当代艺术家面对的主力是传统的主流文化那些角度来形成一个矛盾，所以矛盾在转化，这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下来有这样的积累，你能看到这方面几个层次的情况。
　　现在还有更大的诱惑——市场，以前没有市场，矛盾不会那么激烈，因为没有太多切身实际的利益，一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人的资本，任何有资本的地方每个毛孔和毛细血管都带着罪恶，人本能地会有市场在吸引的话，这会变成竞争非常强烈的焦点，譬如说传统艺术会慢慢失去一些市场，前卫艺术慢慢会扩大，这和政府主导和引导都有关系。
　　那么，当代艺术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代表现实文化的，比如说石涛的画不能说拿到现在不是代表，在晚晴的时候他代表当时的前卫艺术、新派艺术、当代艺术，再把石涛拿到现在作为当代艺术的话，我想只要有一些逻辑思维的人都感觉这里面有不逻辑的地方。
　　主持人：您认为什么是当代艺术?
　　谷文达：当代艺术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归总到最后还是市场，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市场是最根本的检验。三个因素：一、你的遗传基因。当代我还是中国人，我当代的不是一个中国人，我的遗传基因还是原来父母给我的，所以这个不可能少。二、现在活着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活着的时代，任何一个作品必须反映这个时代的发展，比如说达芬奇时代不会用丙稀去画，那时候科学没到丙稀的时代。三十年前可以画油画那时候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艺术，这些都必须考量，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赶时髦，一个作品不管从观念、形式、媒材必须反映活着的时代。三、作品有没有能力去反映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三个因素使艺术家立于不败之地，少一样都不行，不可能说现在我活着，活着还是从原来父母那里过来的，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三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您在曾经的采访当中，说过只有一种身份的艺术家将很难成功。
　　谷文达：这个因素包括在这三个因素里面都有，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化的运动，通过电脑网络往前推了一步，在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的情况下，最后你的身份实际上不是原来你纯粹的身份，你的身份是通过其他文化的参照系数来重新认定自己，你已经不是原来的身份了，就是京剧也不是以前的京剧了。自己本土文化里面也会有，现在可能会用精英文化参照山寨文化有什么不同，山寨在什么地方，精英文化在什么地方，就因为有了它才会有你，假如你没有这样身份重新认定，重新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或者是各方面的立足点，必须通过其他文化相参照、比照存在，你离不开其他文化来比较。
　　主持人：无论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并不是孤立的，你是在大的环境当中。
　　谷文达：中国艺术界一段时间一直在谈中国元素，谈中国元素用中国元素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实际上这两方面都带着投机心态，都是因为你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作为主流文化感觉你想怎么样去超越这个困境，所以你变得投机、不太自然。比如说中国元素作为艺术家为什么不能用呢?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用，可能会变得更投机，中国元素也不会一成不变。
　　等到所有世界人都用中国的筷子的时候，它作为像刀叉的时候，这个元素不是区域性的就变成国际性的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元素只要这个国家经济文化实力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区域性的元素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改变，所以中国元素在改变。二十年前没有人说都是中国制造，现在中国制造变成很普遍的国际观念了，并不仅仅是中国本土。
　　我感觉根本没有必要去强求避免运用中国元素，或者一定要制作用中国元素，我感觉都是病态，要自然而然，你要理解中国的元素在发展，元素的内涵在改变，到一定时候就不是中国的元素了，那个时候反过来要反对它，从另外的角度来批判了。
　　主持人：您很注意中国元素，在之前看了几个相关的采访，您基本上会提到这个。
　　谷文达：听到反对的声音我不太在乎。从八五运动开始，搞前卫艺术基本是从油画系、雕塑系、其他专业出来的，国画系的很少，国画系出来基本和前卫艺术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另类，搞实验水墨和前卫艺术还是格格不入，所以我是一个跨身份的。当时在八五运动的时候，我不太介入全盘西化，因为我吃中国这口奶，我一直认为西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当代艺术必须创立自己的当代艺术。什么叫中国元素?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中国元素叫中国当代艺术吗?谁都不会否定不想去创造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一定有中国的元素，这个中国元素被世界认可还只是一个区域性，这取决于国家的实力，经济、政治的实力，一定要做国际化都不现实。
　　主持人：刚才您在谈到当时八五时期好多艺术家都是来自架上等行业，您是来自国画行业。您比较强调个体和群体?
　　谷文达：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对我自己分析是客观的，因为每个人都很主观。两点因素：一是我出生在上海，上海是殖民地这样的环境，西方的个人主义萌芽比较早，个体化的意识比较强。二是我和陆俨少先生学中国画，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而且不是经常社交、笔会，他是比较内秀，他天天在自己的工作室画画，他没有更多的社交，可能受这些影响，我把自己的个人价值看得更重，我感觉群体和全盘西化一样是一个过程，最后会归总到艺术是个体的创造。
　　主持人：您是有意识抗衡这个群体?
　　谷文达：我感觉它是个过程，当时这个群体非常需要，要冲破传统的阻力，政治比较封闭的环境，需要有群体来集结才能有力量。所以高名潞最早的《中国当代美术史》有一章谈到独立个人艺术家。
　　主持人：在今天的当代艺术圈子里，人们能记住的在谈论的却是各个艺术时期的代表人物而不是群体，谷文达在八五美术新潮中是唯一能够与美术群体抗衡的个体艺术家。
　　谷文达：我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我感觉群体是个过程，最终目的作为个体艺术家。实际上现在群体艺术家都消解了，剩下的是群体的几个精英。
　　主持人：一个艺术家要具备三点，最后一点说这个艺术家一个想象空间或者潜意识，这个时候您也预料到群体和个体的关系。
　　谷文达：我立足本体感觉它不可靠，因为世界在运动，你有危险，我有很强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产生敏感度，你现在站的地方因为地球在运动，各方面事物在运动，没有能力去洞察或者包容一部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就会被淘汰。
　　主持人：您有危机意识或者前期的预感性。当时在20年前艺术家面对的是政治压力和创作的自由度，现在的艺术家面临着市场或者经济方面的压力?
　　谷文达：所以我说就像政治一样，到任何一个环境离开一个困惑投入到一个新的困惑，新的困惑给你带来新的挑战。现有的困惑你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喜欢接受挑战，喜欢寻找一个新的困惑。政治压力减少了，不可以说没有了，再开明的一个社会艺术家假如做一个东西是前卫的，一定受到现实的诽谤，因为你是超前的，和现实有距离一定会有矛盾。
　　主持人：现在市场和经济是艺术家面临的自我挑战和行业里巨大的压力?
　　谷文达：这个挑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你应该理解，因为艺术不是金融界、银行界、医学界，它是奢侈品(精神产品)不是日常必需品。因为经济危机一来的话，连房子都不如食品，没有房子在街上流落只要有食品能活。第二需要房子，有宽敞的房子才需要布置的画，有了布置的画才考虑真正的艺术品，不光是布置的画，它是有几个阶段，艺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实用品。
　　主持人：您有前瞻的忧虑意识，会考虑的比较多，为以后的框架有一个雏形?
　　谷文达：你用不着考虑我们有过去两三年的市场暴涨，这个不客观，印象派从五十年一百年才到了几千万美金，它有个漫长的过程，任何一个市场不管西方、欧洲、美国都有一个炒作，但是中国的炒作合理不合理?我感觉有合理的程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别的地方快，艺术炒作的过程也快。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快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都批评中国没法支持这样的高速发展，一定会垮台出现问题，但到30年后还在走，现在用不着担心突然间艺术市场没有了，画廊关掉了，艺术家工作室关掉了，或者798、莫干山有多少家画廊关掉了。你就考虑一点中国的经济在若干几年后还会发展吗?中国经济还会发展的话，市场还会有，除非中国经济突然终止了或者天灾人祸，但是会变得更理性、科学、系统化，也不会说还没毕业的学生都和画廊签约了，这个就是不客观。
　　主持人：您很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20年前的艺术家面对政治创作自由度的压力，现在艺术家面对的是市场和经济的压力。您有没有预测几年之后艺术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谷文达：压力应该是全方位的，最终是经济压力，最终检验你作品的成功。作品里面分类型，有些作品确实能够得到市场支持，比如说架上绘画，有适当的尺寸，有适当的方便性，有适当的保存性，有适当的保存性。比如说大型装置可以造成一个轰动的效应、一个现象，但是一张架上绘画没有冲击力，但是它得到的是买家，所以各得其所。所以做装置艺术家恨不得卖到这个价，做装置有满足感，作品有冲击力。架上绘画有满足感，每个作品都有不同的对象和需要自己的满足度。
　　我感觉将来还是两点：市场，独创。作品里面有多少是原创的，有多少是代表社会发展的。只要有这两点的话市场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主持人：您现阶段有没有压力?
　　谷文达：压力自己找。我一定在不断地寻求不安全感，为了达到安全感必须寻找不安全感。
　　假如说我哪一天不寻找挑战的时候，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感觉生活太舒适了，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儿，第一点当代艺术你作为奠基石，第二点你也碰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你的作品得到了经济的效应，那就是幸运儿。
　　主持人：我想知道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个人是怎么来排解的呢?
　　谷文达：一般我的解决方式，我比较固执，做作品坚持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我从早到晚做作品，很多人会说累、辛苦，我在采访里面说得很清楚，只要真的喜欢你在做的就变成一种愉快不是工作了，累的话说明这个东西并不是你喜欢的而只是工作你才会累，假如真的喜欢这个行业，作为一个奋斗、享受就变成娱乐，投入了就变成了一种娱乐，所以我没有感觉任何这方面疲倦。
　　主持人：人总是会有压力的。
　　谷文达：现在的压力，自己还得学东西，比如说你有一个梯队在帮你做，你的规模大了，你的家范畴大了，这都需要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以前很简单，住在工作室自己做，就是一个个体生产者，现在等于是有一个梯队要做一些事情。当然有压力。
　　主持人：每天都是这样?
　　谷文达：对我来说两地也是一个压力，我平时旅行太累了。反过来说，真让你改变一种生活态度可能又不习惯了，那就像钱钟书说得《围城》一样进了城里面想出来。老是在想一个没得到的东西，得到了也不过如此。我倒感觉，不是说有没有压力，我感觉应该需要有一个压力，而且我的不安全感就是要寻找压力来支撑的，都有一个逻辑的前后关系。
　　主持人：基本上从来不给自己放假?
　　谷文达：现在我得妥协自己，因为有女儿、有家庭。现在我在哪一个国家做展览的话，开幕以后我太太、女儿会去，会有几天时间带她们玩一玩。我女儿明年上一年级了，我每天给她一张纸学算术和学字，我发电邮给太太教她学，算术加减都得做，每天我出题，这是我的享受，是工作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累赘，也是一种享受，我突然调剂一下，画十分钟把算术题写了电邮过去，每天做完再电邮给我。
　　主持人：您对孩子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谷文达：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可能我就是一个两栖动物。今年年底《东方早报》采访问道我，我生活在纽约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之间希望怎样?我希望得到纽约得不到的，也希望得到上海得不到的。言下之意，我希望有两个经历、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两个不同文化，同时我对女儿的态度也掺杂这样的现象，我有中国人对小孩教育的态度，也有一部分西方人对小孩鼓动他(她)创造力，学习的认真态度下自己定，中国家长有点强迫式的，西方是过分的放纵、自然，我是感觉我有一个平衡，这两方面调剂一下，有后天的努力，有家长的规范、引导，也有另一面不可能。假如说因为成绩好坏不是小孩将来事业的保证，做一个分析好了，得诺贝尔奖的人基本上不是学校最出色的，但是他们都很容易把握得非常好，学校的功课都过了，但是大部分时间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平衡的比一般人好，拿五分、十分实际是一样的，十分到五分的精力花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将来自己的东西做好了，何必要四五分的精力花在上面呢。因为学校的功课做到四分和五分实际上是没区别的，四分花的精力还不如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希望我的女儿会借鉴一些中国因素、西方因素，相比较才能体会两个地方的优点和缺点，希望存在于比较之中。
　　因为做任何一个事情必须有参照系，反传统参照系是西方当代主义，现在谈中国当代艺术也有参照系，任何一个概念存在是有一个参照系。
　　主持人：您太太也是艺术家?
　　谷文达：她是搞室内设计的，做比较高端的室内设计。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地方，除了专业上有相通的地方，她也喜欢不同文化，她在欧洲受教育，我们的工作室在一起(纽约、上海)，我们之间比较默契。有人问到我婚姻以后的生活关系，我感觉我处理得蛮好的，好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在一起。比如说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不管是情人或者是同学、同事也好，不同的工作实际上在一起就是下班以后，从早饭以后不在一起，我们工作是在一起，假如我们在同一点完全在一起，要分开决然分开她在纽约我在上海。我们有自己的空间，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上班的，不同的工作自己的空间在上班的时候，回家以后空间就是双方的。
　　主持人：您是不是很注重一定要有个人空间?
　　谷文达：我是随遇而安，因为这个随遇而安根据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假如说现在状况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不喜欢一定会改变它。别人谈女朋友长得漂亮、聪明、贤惠，我想一句话总体来说感觉舒服的，应该说是不错的。这个舒服包括各方面你需要的成分，假如说再漂亮、再有钱、再出色你也不舒服。我现在的条件一定是我需要的，假如我不需要一定会通过努力去改变的。
　　当然随遇而安是通过自己选择以后所产生的，现在的环境随遇而安，环境是我自己选择创造出来的，我感觉这个环境最适合于我，假如哪些部分不适合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改变相对舒适。
　　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我给自己画一个图表，我理性特别强，感性也特别强，我自己在寻求一个平衡，两个距离都很远，不是说有些人理性也不特别强，比较综合，我是两个极端，有两个极端的话平衡需要一些更大能力，所以我西方的生肖是天秤座，天秤座靠近天蝎。
　　主持人：无论在国内、国外对您来说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谷文达：很重要，一生中有几个贴身讲得了的好朋友已经是一个大荣幸，实际上我对朋友没有刻意追求，应该有的就会有的，没有的可能不属于我。
　　主持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谷文达：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有没有哪些朋友在精神上困难的时候帮助您?
　　谷文达：我的第一个太太。我第一个收藏家(美国)对我很大的帮助，当时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很穷的国家，外汇我只能兑换24美元，美国的收藏家答应买我一批东西，当然我在美国能生存下去，从一开始不需要打工。从感情上也是一面，从事业上(评论家)都有第一个人的重要性。我第一个收藏家远远要比任何其他收藏家重要，因为当时是经济上的困境。我第一个太太比我去美国早一年，帮我做一些生活上的铺垫。现在的太太也很重要，我们一起工作有共同的语言。
　　我现在周围的这些助手、项目主任、制作主任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他们就像很好的朋友，超越一般的雇员关系都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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